走入歧途的中国改革

　　　　　　　　　　　走入歧途的中国改革

　　　　　　　　　　——兼谈改革顺序和道路之争

　　　　　　　　　　　　　徐水良

　　　　　　　　　　　　2004-9-13日

孙丰先生的宏文《呼吁解放军将土起义书》，实际上也是呼吁全国人民进行全民起义的起义书。中国人必须抛掉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立足于自己，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

准备全民起义，就是选择立足于自己，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正确道路。如果中共在全民起义的革命压下力，被迫进行改革，那么，这种道路，也同样是选择立足于自己，依靠人民力量，迫使中共改革的道路。这是抛掉幻想、抛掉糊涂梦呓般的“告别革命”的假改良主义道路的清醒道路，这种假改良主义帮助中共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使中共有持无恐，维持“长治久安”，坚持一党专制，这是没有血性的懦夫道路或欺骗道路。

　　　　　　　　　　　　一

过去许多人存在的糊涂认识和幻想，就是以为中共进行了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将导致政治改革，幻想中共主动进行政治改革。

其实，中共不仅始终顽固拒绝政治改革，而且始终不是经济改革的正面的或正向的力量，而是经济改革的负面力量或阻力，或把经济改革引向歧途，甚至引向反动方向而不是进步方向的力量。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当然更加拒绝政治改革先行，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开路，指导经济改革，保证经济改革正确方向和社会公正的正确改革顺序和道路。

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不过是中共官僚，贪官和太子党，利用自己的专制权力，对国家和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这不仅不是真正的改革，相反，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对历史的反动。他们使中国的改革，完全走入了歧途。这种经济改革，不仅没有促进政治改革，相反，这种“改革”越深入，既得利益的官僚越是害怕和反对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阻力就越大，渐进的政治改革也就越困难。这种情况发展到现在，余下的政治改革途径，几乎只剩下全民起义一条道路。未来民主政府面对中共这种“改革”留下的烂摊子，要收拾残局，纠正错误，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在某种程度上，其难度，远远超过从没有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全新起步的难度。

由于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由于中共的社会主义非常不得人心，大陆老百姓一直强烈要求改变，也就是改革。中共则始终作为反对改革的阻力而存在。只有他们在阻挡不住，迫不得已时，才不得不一定程度接受老百姓的要求，或被迫承认老百姓自发进行的改革。例如中国农民始终强力反对中共的合作化，和中共专制的“集体经济”，不断进行“大包干”“分田单干”试验。中共领导，包括邓小平在本人，开始时是全力反对，后来则是强力限制，例如邓小平曾经强力规定大包干范围不得超过10%。后来阻挡不住了，并且大包干的效果人人都无法否定，无法抹杀了，最后才被迫承认农村大包干。

又如私有经济，中共原来一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动用包括没收，批斗，逮捕，监禁，判刑，枪毙等等各种残忍手段来进行压制，企图根绝商品经济和私有经济，但始终无法根绝。在老百姓的冲击下，并且由于中共做法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最后才不得不放开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但仍然施加大量不合理限制。

由于老百姓的反对和客观实际的惩罚，中共不敢再坚持毛泽东捆住人民手脚，不让他们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的做法，不敢再坚持毛泽东三天两头心血来潮，任意制造混乱，毁坏社会财富的做法。不得不一定程度放开老百姓的经济自由。中国老百姓利用这点可怜的自由，充分发挥华人突出的勤劳和智慧，医治经济创伤，创造经济奇迹。而中共则把华人，把中国老百姓这种功劳，攫为己有。事实上，中共官僚和太子党在这中间的作用，只是对国家财产，对人民创造的财富，进行掠夺，并且依靠牺牲民众利益，制造巨大的贫富差别，使自己一夕暴富，使民众陷于贫穷和被支配地位，从而创造出空前的腐败和畸形的繁荣。

除了老百姓主动进行或主动要求，中共被迫允许的改革以外，中共自己主动进行的所谓“改革”，完全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官僚和太子党以“私有化”，商品化“产业化”等等各种名义，对国家和人民的抢劫。而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鼓吹的理论，从“告别革命”，到“中产阶级”理论，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为官僚、太子党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为他们的大掠夺大抢劫鸣锣开道，成为官僚太子党的真正喉舌。官僚太子党们自己，则需要掩掩遮遮，打起“社会主义”的遮羞布，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见不得人。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改革中似乎是奇特的现象：大肆侵占掠夺的人，避谈侵占掠夺，官僚太子党的喉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喉舌，恰恰是表面上开明，甚至表面上反对官僚专制的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这些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留在体制内的，得一点官僚太子党的残羹剩饭；在体制外以异议人士等面目出现的，往往是在中共长期专制统治下失去血性，变得颇为温和，期望进入体制内，幻想中共开恩，走没有风险的爬行改革道路。充其量是一些伪精英。

因此，中国的官僚和太子党非常舒服，他们既可以挂出“社会主义”招牌，保住面子，同时应付坚持马列原教旨的保守顽固派，或者“左派”书呆子；又有伪改良主义为他们进行掠夺实现私利鸣锣开道，为他们承担风险，充当代言人。他们既没有革命压力，也没有保守压力。他们不需要承担两方面的风险。

　　　　　　　　　　　　　　二

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改革道路和顺序。

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其它形式的经济决定论为指导，必然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种理论的顺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社会——政治。他们一般的都反对革命道路，主张告别革命，不顾客观条件，不顾中共态度，宣称要走改良道路。尤其是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或者庸俗经济唯物主义者，伪改良主义者。

而主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则改革的一般顺序，应该是先搞政治改革，再搞一般社会改革，后搞经济改革。这种顺序与经济决定论恰恰相反，其顺序是：政治——社会——经济——生产关系——生产力。

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主义为例，在英国，是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然后才逐步产生适应后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关系，然后在解放思想，空前思想自由的条件下，发展科学，几十年以后，产生牛顿力学。牛顿力学逐步转为技术，再过一百年，产生工业革命，然后才产生现代产业和现代生产力，产生现代工人阶级。这与经济决定论先有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再有其它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最后才产生政治革命的教条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国说来，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比英国清教革命迟了一百几十年，但当时全世界产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或者仅仅是萌芽，美国全国都是农民，没有产业工人，同时还有奴隶制度，生产力仍然不比中国鸦片战争时期先进。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产业革命和产业工人，是在独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奴隶制度到南北战争时才废除。

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包括下文将要论及的苏联东欧变革，都说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经济变革，然后才产生相应的阶级（如产业工人，中产阶级等等）。

　　　　　　　　　　　　　三

去年我在纽约见到从“四五”运动开始，长期研究中国民运的国际人权人士罗宾先生，民主墙时期他在中国。他告诉我，当时他对中国民运最注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笔者，一个是天津的一个老先生。

天津这位老先生，是一位颇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老人，也是当时民运中年纪最大，很受尊敬的一个。可惜1980年就去世了。

但我与这位老先生，恰恰代表了民运中对于改革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思路。

由于改革首先是由民主墙和民办刊物异议人士鼓吹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也是首先在民运中开始的。

由于时间太久，我只是比较模糊地记得这位老先生的一部分理论。记得他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没有成熟，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太超前，走得太快，因而要搞资本主义补课。并提出“人民资本主义”的概念。由于当时全中国的理论界，都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包括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因此这种理论，很快为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和有自由独立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人士所接受（包括后来的李慎之先生等），成为大多数异议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后来也成为官方一部分改革派的思想基础。后来伪改良主义的一系列理论，例如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改良，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改良才能产生民主，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理论；必须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理论；必须发展“中产阶级”，依靠中产阶级，才能实现民主的“中产阶级”理论；及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的理论，包括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都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除了把政治专制造成的问题归咎于经济的理论以外，还有把专制造成的问题归罪于中国文化的理论，例如完全违背历史的无稽之谈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之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开脱中共专制的罪责。有的是有意开脱罪责，有的是避免归罪中共专制，以减轻自己理论的风险，有的是故作惊人之论，哗众取宠出风头。此外，等而下之的还有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等。这些，都是上述理论的畸形发展。不过，其理论水平和档次，都要比那位老先生低得多。如果老先生在世，大约会反对其中很多理论和谬论。仅仅这位老先生的“人民资本主义”，就要比后来伪改良主义和官僚太子党闹起来的“权贵资本主义”，要高明得多。

中共官方全力打压民运异议人士，但他们的改革理论，往往是从异议人士那里剽窃过去的。官方自己的理论，仅仅是邓小平没有理论的“理论”。包括向纳粹民族或国家社会主义靠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官方无知无能，违反当代系统科学、违反古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训的、低俗实用主义“模论”，“猫论”等等。此外还有“让包字进城”等等可笑东西。

笔者当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但是，由于笔者在1970年代形成了一个与前人不同的独立的理论体系，认为社会结构和科学体系是一个运动着的立体的或者多维的结构，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三个组成部分，仅仅涉及这个体系的很小一部分。笔者着重研究了其中基础理论的三个部分，即：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我感觉，觉得取得进展和成果最大的是意识科学（包括思维科学等等，我在这个部分的理论迄今仍然没有命名）。但后来因为实际需要，讲得最多的，却是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是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一个理论体系。后来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新人本主义”。这个名称，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表达了这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本质；缺点是容易使人与过去类似命名的理论混淆起来。虽然当时笔者还企图调和这些理论（包括三个基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笔者以自己的理论作指导来分析问题，因此笔者始终主张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带动和指导社会和经济改革，保证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正确和公平。并且始终反对伪改良主义的上述种种谬论。

所以，笔者自1970年代初投入民主运动，一开始就是集中谈政治制度的改革，讲反对特权制，官僚制，等级制，专制制，实现自由民主制度。民主墙时期的许多文章，也都坚持政治改革优先的思想。后来农村搞大包干，我曾经写文章认为，这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条件下，农民唯一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有政治改革开路，农村的改革本来应该搞得更好。1984，1985年我写文章批判“让包字进城”，认为这不可能解决城市问题，主张以政治改革来解决城市问题。及到1997年底发表的《中国改革简纲》，主张除应急措施外，暂停经济、金融改革，先搞政治改革，以五年时间开放自由，再以五年时间实现民主。待政治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再开始经济改革。这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经济改革变成官僚掠夺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我们之所以一再坚持政治改革优先，一是为了创造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条件；二是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正确道路和正确策略，三是为了保证社会公正。在专制条件下，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可能变成官僚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这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再预先预见，并指出了的。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反动逆流。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前进步伐超前，前进步伐太大，恰恰相反，是反动倒退太大。这里不是补课的问题，而是根本否定过去的方向，回到正确方向的问题。

　　　　　　　　　　　　　四

东欧苏联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等的变化，尤其是苏联东欧的变化，进一步使伪改良主义的种种谬论，为当代的现实所否定，使这些理论遭到彻底破产。它们走的是革命道路，不过不是英国、美国的武装革命道路，但他们与英国美国一样，走上了民主道路。也就是说，革命，往往走向民主，而不是必然导致专制；改良，不一定导致民主，有时也往往导致专制，例如伪改良主义津津乐道的日本改良，导致的是君主专制的军国主义，还有希特勒，马科斯的改革，也是导致专制。苏联东欧革命初步实现民主改革后，经济改革才在政治改革指导下开始。

而中共的伪“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阻力越来越大。“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正确性又在那里？苏联东欧民主改革时，中产阶级又在那里？中国有了中产阶级，可是他们又对政治改革起过什么作用？中产阶级的理论有什么根据？全盘私有化商业化被吹得那么好，吹成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连废纸一张的私产入宪，也被捧到天上，结果却变成官僚太子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伪改良主义简单化思维，又起了什么样的反人民反历史的破坏作用？

伪自由主义，伪改良主义者的理论，是完全违背历史和现实的客观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

中国改革走到现在，由于中共顽固拒绝政治改革，走了歧路，弯路，甚至反方向倒退的路，并且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当今之计，就是要尽快结束歧路，转回正确轨道。而要这样做，必须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社会和经济改革。由于中共出于一党专制的私利，顽固拒绝政治改革，中国人民只能抛掉幻想，全民觉醒，全民起义，结束中共专制，建立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