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错误是没有与极左划清界限

编注：本文是杨帆与右派学者李伟东对话所谓“2011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的第二部分，2月17日发表在“杨帆网站”上。杨帆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所谓“超越左右”的中间派，一向以他在八十年代最早参与“改革开放”而自豪，九十年代初曾经主张“公平私有化”、为大规模私有化推波助澜，后来又投机民族主义。在这篇对话中，杨帆除了一如既往地对自己进行极其肉麻的自我吹捧以外，实际上是在劝党内“唱红派”与“文革”、与左派割裂，与普世派妥协，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内容主要在第4页）。这些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李伟东所谈论的关于张木生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政策主张的看法，也值得注意和警惕。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论是红二代向普世派提出的一个妥协方案，实际上完全脱离目前阶级斗争的实际。张木生所谓将国企利润分光，搞社会福利的设想完全是空想，也是变相私有化。至于所谓独立农会、工会，离开了实际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也达不到他们所幻想的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更何况，现在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铁了心一毛不拔，一步不让。普世派对“新民主主义”既疑虑又不愿意接受，近来更妄图通过“非公36条”一举通吃。事态如何发展，且拭目以待。

2011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兼评重庆事件

 (李的发言没有经过本人修改)

杨帆：我早年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经实践认识到其错误，也抛弃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中国当极端的左右派都当不成。1994—2005年 ，我主导了反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斗争，而且很有成效，所以大家都认定我是左派。其实我们自封为 “经济学非主流”，是中左思想。在实际斗争中他们说我战斗力强，在反对中国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斗争中组织一些事，写了很多东西，在一些比较重要时刻起到了作用, 乌有之乡前期的活动和报告做了很多。有人甚至说我是左派代表人物。我一直否认，不是我不敢，而是我在思维方式，学术思想上和左派不一样，尤其是后来反对极左为文化革命翻案，被他们排挤出去。

现在我是站在中间派立场讲话，主要是针对极左，可说是站在中左立场上讲话。

2011年是极左思潮泛滥的一年，我写了很多微博反对极左，马上就会集中刊登，目前必须把中左和极左加以区分，把毛泽东派里面的拥护文化革命的，与反对文化革命的加以区分。不能让他们再把自己说成是左派的代表，毛泽东派的代表，这样就会葬送了整个中国左翼思想的前途。

左翼主张社会主义，主张平等，主张集体主义。

极左比中左更加极端：

第一，最大区别在于极左主张用文化革命手段解决问题。

左派分为三种，最左的是民间文化革命派。认为文化革命搞得好，还要再搞，中国的问题不发动群众搞文革解决不了。用各种办法把文革的思想往里塞，比如提出人民公诉，主张掀起全民族抓汉奸运动，越来越多采取些暴力行动，这是文化革命思潮。这是典型的极左。

第二，老左派。

坚持阶级斗争思维，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归结到引进资本主义，要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恢复国有化，七十年之后土地使用权收归国家等。

老左派代表计划经济下官僚的利益。理想化地美化计划经济，认为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出这么多问题，就是搞资本主义了，用阶级斗争思维分析，反对资本，加强国有。它的特点是只反资本，不反权力。

第三，就是所谓新左派。新左派比较温和，不能算极左，或可算中左，但有些错误说法。主要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来分析中国，说全世界是资本主义体系，有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必然要依附于国际资本，成为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部分。相当的新左派理论家说中国不要民主，说民主是西方的坏东西，中国体制很好，是人民民主，比西方民主还充分。

新左派的错误在于什么地方，除了理论上不完善以外，忽视中国最大国情。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在农村，这些人三十年来出来，进入了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用这办法进入国际市场，这里有一个本质的竞争，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和国际的工人竞争。新左派从外国拿来的理论，实际代表外国工人利益的。反对外国资本，搞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利益，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农民工摆在什么位置？他们进一步地把中国对外开放说是依附型发展。

我正在写《中国人民币汇率及其涉外经济的研究》，得到各方面的认同。我从事涉外经济 30年，不认为中国已走上依附型发展的道路，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的对外开放，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核心就是过剩劳动力还存在，就有合理性。现在刘易斯拐点到了，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前三十年农民工出来，和外国资本相结合，用出口改变了世界格局，这是中国重大成就。如果只说负面，受外国资本残酷剥削，说中国经济依赖出口依附于外国市场，这就不是客观的看问题。其实我在 2000年最早提出国家安全，自主创新和发展战略产业，思想很超前了，但我们也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认那些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

新左派的批评，来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有道理的，成体系的。但没看到中国四亿过剩人口，脱离中国实际。同时完全否定普世价值，反对民主也是错误的。在中国首先需要形式民主，要吸收西方民主理论，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基本传统，怎么能够丢弃？同时我们尽量结合国情，吸收革命历史上的基层民主经验，尽可能避免金钱操纵。尤其不能导致国家分裂，这是民主底线。这样讲也是“超越左右”。

第四，是改造社会的方法，用暴力还是用温和改良的办法，我们反对用暴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反对政府用暴力来强行压制社会矛盾。“以暴抑暴”两边都不应该。比如对维权，大部分应该支持，两方面都不能使用暴力，政府应该调解各种利益集团，不要动不动就说阶级敌人破坏。各利益集团之间有冲突，政府就应该支持弱的，压制强的，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做一个调解，这就是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除对极少数触犯刑律的行为，不能轻易使用权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