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错误是没有与极左划清界限

李伟东：去年在讨论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和吴思的看法差不多，也交流过，一直对他的政策主张是赞成的，对他的理论基础以及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一直持某种疑虑的态度，他的书大部分的说法都在讲他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大致是说西方的崛起是靠着殖民掠夺、屠杀黑人、两次大战抢夺世界市场，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等等，有一个罪恶的原始积累的过程，现在仍然靠战争和武力、靠国际警察的权威在维持，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在走向危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这个独特的道路在于我们的商品经济成熟得很早，早就有商品经济、有货币、有交换，这个道路是只要有一个比较大一统的国家权威的存在，靠权力的力量特别是中央集权的力量就可以使整个经济逐渐走上正规，而且会创造很多的财富，而且用近二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作为证明，证明中国的独特道路是存在的。

事实上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背后的理论家包括李零、王小强，但是读李零的书，因为牵扯到对古典思想的批判和解释。看王小强的书会看到他有两大特点，一个认为西方世界是投机赌博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在剥削全世界。二是对中东、北非这样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持肯定的态度。

我觉得木生的这些思想来源，在这两点上是有很大争议的，我不能完全认同，我也不能特别清晰地反对，只是觉得这两个思想都比较可疑，一个是说中国自己这条独特的道路，可以不走人类共同文明的道路，完全靠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坚持一党独大、一党主导，极权主义体制，垄断国家资源，这种情况下可以迅速走出一条富国强兵同时也富民的道路。从某种实践过程看，又不能说这个完全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思想脉络是很可疑的，这个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当然他是依据这个来反驳所谓普世价值的。二是从小强对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对伊斯兰极端民族主义的肯定和做道德和价值评价的时候认为伊斯兰民族极端主义要好于美帝国主义的东西，而且做是非评价的时候，认为伊斯兰极端民族主义是正确的，全是美国惹的祸，对国际、中东、北非问题的评论和国际一般舆论有重大差别。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能从根本上评论，我仔细看过他的书，我也觉得对这些是有疑虑的，由于他的整个立论基础是和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对国际的观察、对中国历史的观察都有重大的差异，你也可以说张木生的思想是一种新发现、新理论，但是我们至今还很难在思想上跟他完全沟通和认同。这是去年以来关于他的若干思想产生争议的一些根本的分歧点。很多学者也是在这两个方向上和他有一个分歧点，认为如果他的立论基础是这样一套历史观、这样一套价值观，他所推崇的新民主主义本身，最后很可能还回到毛泽东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传统历史上去。

吴思的结论就是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最后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听李盛平反复说，这个新民主主义如果是刘氏（刘少奇）的，我们大家或许都会同意，说是毛氏的，大家都很迟疑。就这个问题我们请教过张木生，张木生反复强调“毛说了全世界所有的好话，也说了全世界所有的坏话，很多人都可以利用他的一部分主张反对他的另一部分主张”，我印象中这句话毛自己也说过，所以张木生坚决认为毛的思想中有特别好的部分，要把它真实的，所谓1942-1952这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继承发展下来，甚至不是把它看成一个过渡形态，而是看成一个固定的、阶段性的社会制度，他最近新写的新民主主义方面的文章也在强调这一点，我们一直对他的哲学历史观以及毛氏的新民主主义的阐释怀有疑虑，他的这些政策主张，在现有情况下是一个改良的很好办法，比如他主张全民共国家的产，把全部的国有资产都量化到个人，允许继承，允许分红，但是不允许卖，量化到个人的分红部分把它集中到社保基金当中去，而且是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农民。

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好几次跟他强调，如果包括农民的话，由于六十多年来农民没有享受过任何社会主义的好处，或者社会主义不包括农民在内，如果农民人口居多数的时候，这都有点像假社会主义。既然要量化全民资产到个人，给农民就要加倍补偿，来弥补六十多年对农民的不公。他主张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主张党内分派，通过党内分派也就是通过党内民主来逐步过渡到社会的民主，主张逐渐放开新闻自由，这些东西我们都赞同，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新民主主义就是一个筐，你们要的所有好东西我都可以往里面装，等于提出的是一套混合政策，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包含很多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同时也实现经济体制改革，限制、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打击腐败。所以他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所有的政策部分，我们都认为是可以接受而且应该给予支持的，我甚至说我在体改系统干了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敢提出过这么大胆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能够说服第五代领导人推行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主张，这也是去年我们特别关注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的原因。但是一直讨论这一年下来，我仍然对他的文化历史观以及他作为前提的价值观、伦理基础抱有某种疑虑，还要进一步深入讨论。

涉及到重庆模式，客观来说，重庆自己从来没有通过官方的渠道认可过叫做“重庆模式”，但是叫不叫模式，它是一个特殊的办法，如张木生说的就是一种探索，提出和概括“重庆模式”的杨帆教授说，这本来是出版社的意思，我是无所谓的 。

说模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所走道路和全国不一样，但在中央主张的前提下做了自己一些特殊做法，可以叫做一种模式。我也顺其自然，像去年大家约定俗成的都叫做“重庆模式”，杨帆教授说它有的地方做得是好的，我也比较认同，比如说公租房问题、取消户籍制度问题、“打黑”，给民众一种安全保障，在这种问题上都是认同的。但是“打黑”这件事非常有争议，我们疑虑的问题是，如果运动式的打黑，对某种法制的忽视甚至是践踏是显而易见存在的。短期内迅速扫黑（势必践踏司法），因为司法方面对程序正义是特别坚持的，如果运动式的打黑，势必会带来这样的问题，比如扩大化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事实上也证明确实产生了很多问题。所以对这一点是一种两分法来看，把街面上扫荡干净了，把警察赶到街上去了，不让基层警察坐在派出所里办公，全部变成了巡警平台，街面上变得比较清静，老百姓有安全感，这个可以肯定。但是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持久，这种方式在任何一个制度下都可以做到短期内的某种净街式的平静，但是财政能力、行政能力是否有可能长期这样维持？这是值得怀疑的。短期内大家的拥护会不会变成一个长期的难以为继的问题，是有一定分歧的，包括对于法制程序的忽略和忽视都有问题。

至于唱红，大家一开始就是疑虑的，尽管重庆方面做了很多解释，后来把推荐的40多首红歌中加入了很多民歌甚至外国歌曲，说我们推崇的红是这个，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式的、由地方主要官员主导的，大规模动不动就几万人的群众运动式的唱红，而且把这种方式向全国甚至香港方面推销。红歌承载的思想，按照重庆方面来说是老一辈的优良传统、老主席的革命思想等等，但是我们也记得红歌承载的思想包含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基因，红歌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有病的歌，它带着某种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后来导致文革的思想情绪在里面。我们能不能说唱红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摒弃，让大家不产生关于文革的记忆，也不会导致文革情绪，事实来看没有做到。大家既会联想起文革的铺天盖地的红潮，同时红歌运动的推崇也使一批极左思潮和重庆陆续合流，这是由于唱红带来的严重问题。

打黑方面也由于运动式、急风暴雨式带来了副作用，或多或少或者说直接与最近的“王立军事件”是有关联的。由于某种超越法制的、行政手段的打黑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承担着某种责任，或者有某些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所以爆发了眼下的事件，大家还在拭目以待。“王立军事件”出现以后，我看到极左翼方面的表态，先是说对王立军的行为不相信，认为是造谣，从造谣开始说王立军被陷害，被利用等等，到现在认为王立军有问题，但是他代表不了重庆，“重庆模式”是好的等等，这样一些表态的变化我也注意到了。如果你说“重庆模式”完全排除王立军，这就不成立，把王立军和文革切出来，就像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从毛泽东思想中切除一样这是不成立的，“重庆模式”是以唱红打黑尤其是王氏打黑作为模式的标志之一的，所以我觉得“王立军事件”的发生，给“重庆模式”也好，重庆过去几年的实践也好，划了一个不太精彩的休止符，使大家可以重新回头对“重庆模式”进行反思。它的好的探索部分我们仍然要继续，仍然持肯定的态度，其中一些失误、一些过度解读或者说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最好还是以比如说透明化、让大家知情的方式来逐渐解读，在网络、微博这样一些东西盛行的今天，再用掩盖的方式、模糊化的方式可能都难以服人，“重庆模式”的争议从一开始就存在，特别是近期发生这个事件以后，“重庆模式”再次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最后能争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要看“王立军事件”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结局，怎么收尾，才好对“重庆模式”给出一个更加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