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错误是没有与极左划清界限

李伟东：杨帆说的“政治伦理”，因为未来马上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假设有这个过程的话，首先建立起来一个好的政治伦理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是未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前提。我们观察到建国六十多年来，历次比较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变动过程，都是带有宫廷色彩、权谋色彩的，好像都是在《资治通鉴》这类书指导下完成的，一个好的政治伦理并没有建立起来。包括前两任总书记的下台，后面一些政治变动，都还没有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政治规矩。当然，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任期有时间限制、在一个规定时间范围内换届这些事情已经慢慢走上正轨了。但是在换届过程中的政治伦理问题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比如中央公开反对的买官、跑官、要官这样的事情屡禁不止。当然也有另外一套办法，用一种极端的政治手段，比如处理人际关系、暗箱操作，这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中国要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检讨，提出一些合理的政治运作的规范，才有可能让大家看到希望，因为最后的目标大家都是要指向民主，中央自己也在强调是民主。但是如果有一部分御用学者说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民主，你说三权分立，我们也有三权分离，你说有选举，我们也有选举，你说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你说制衡我们也有制衡，所以现在不用再改，这些都是违背历史现实的发言，是很难说服人的。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是需要的，当然改革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怎么走，那是需要研究的，但是久拖不决肯定会把事情越搞越糟，久拖不决就会出现黑帮化的政治运作，这是需要竭力避免的。

杨帆：再说“重庆模式”。《重庆模式》这本书是在2011年我策划写的，重庆的工作是苏伟、刘士文写的。第十章是对重庆未来的期望是我写的，现在看来非常非常中肯，可惜重庆的领导没有认真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个人权威走向民主法治。如果早点听，而不是拖八个月以后再做，情况可能好一些。

《重庆模式》总结了重庆十年来特别是三年来重庆大规模发展，相当全面地介绍和肯定。“重庆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作为西南地区增长极，带动西南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发展，在印度洋取得出海口，这大战略绝对是中国需要的。进入印度洋是我十年前在重庆大学讲座提出的。薄熙来后来发展为沟通三大洋，加上大西洋太平洋，这种西南发展战略，以成渝经济圈带动西南和整个东南亚是国家大战略，我和薄熙来有共同的知识产权。以前我说似乎是要争功，现在我这样说可以了。有些人想跑还来不及呢。维护重庆模式，继续探索，我要尽责。尽管重庆对我也不怎么样，许多朋友为我打抱不平。

现在，如果有什么人要否定和质疑重庆模式，尽管来，我杨帆奉陪到底。咱就在共识网辩论。我要发起组织民间考察团，通过社会公开推举有公信力的学者，对重庆重新评价。有些右派朋友嗤之以鼻，光骂不去，我说不行，你非去不可，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抱那么强的意识形态。你自由派不是反对意识形态挂帅的吗？等我联系好了邀请你们去。你去了以后，如果睁眼说瞎话你就丧失了公信力。

我写的书我负责到底。有什么错误，我重新认识重新写。马上就有一本《超越左右》，我会把出书时候被出版社删掉的加上，加上2011年的争论，新的形势下新的问题，新认识写出来。

第二，重庆三年以来的大飞跃，功过都不能归于薄熙来一届。中央几届领导，特别是胡锦涛3.14批示，重庆几届领导是持续发展的，包括市长黄奇帆说，要优惠政策，得到中央支持8000亿含金量。经济速度去年全国最高，增长极已培养出来，农民进城，引进外资也必然获得成功。

第三，清除黑社会和贪官之后，整个社会具备安定的基础，人民是欢迎的，中产阶级企业家也非常欢迎。而且造就了民主选举的基础，否则的话，黑社会及其保护伞会操纵民主选举。我听说广东最近也在打黑，非常必要，建立公民社会也好，选举也好，黑社会势力盘根错节不行，必须严厉整治。

至于里面有没有刑讯逼供，破坏法制，践踏人权，可依法律程序重新审查，有错必纠。必须杜绝刑讯逼供。我国改革初期做的最好的事，对0年政治运动甄别平反，应继承这个传统。

第四，恢复共产党和国家干部的传统优良作风。重庆党政干部非常之苦，收入提高了，但工作极其劳累，让他们下去密切联系群众。上访数量大大减少了，因为在下面都解决了。

“打黑”之后，社会真空由党政干部填补了，使得社会有了正常运转和高速发展，阶段性成就应肯定。但须启动民主改革，培育公民社会，不能让党政干部长期包办。

第五，农民进城，因为重庆是90%的农村、10%的城区，号称为农民直辖市，让农民置换土地变成市民，在城里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公租房盖得很好，我是觉得过分好了，以后没有退出机制。

第六，运用国有经济和政府力量进行调控，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是有用的。强政府强市场，政府先收买土地，做廉租房给农民工解决住处，补贴农民工相当于补贴外资，外国资本就会从沿海到内地来，经济学意义很大，没改变比较利益，但改变了比较优势的前提。

成绩否定不了，是中央路线国家战略指导，有大量援助，全重庆人民努力工作多年，不是一个书记、一届领导干的。不可能一两个人出了问题就否定重庆模式。

重庆引起争议的主要是四个问题，有一个现在没显出来，就是他们过分宣传共富理论。共同富裕是理想，也符合重庆实际，他们农村占90%，基尼系数很高，因此要降低下来，就是 缩小 城乡差距。

但是，左派理论过分宣传共同富裕，把前30年说是少数人先富，现在要进入共同富裕新阶段，更不合适。

目前真正政策应是消灭贫困，限制极少数寡头形成并干预政治，提高公益事业，建立社会保障。共同富裕，作为实际政策不现实，强制推行难免左倾。说目前进入共同富裕新阶段，更是一个左倾的口号，有否定30年改革的意思。

第二、“打黑”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抓律师不合适已经放了。现王力军出事，如果有人喊冤，也应该依法重新审理。

第三、唱红不是重庆首创，红色旅游井冈山早就有，红二代一直就有歌唱团，为什么没有争议，重庆唱就有争议？是不是用行政办法强制推行唱得过分了？红歌被文革派推到全国，暗含有文革符号，促进了极左思潮发展，组织化甚至暴力倾向，实践证明的确如此。这样引起沿海地区和知识界，公务员企业家中产阶级不安，害怕文革思潮死灰复燃。

这方面重庆有责任，他们理论水平不高，没真正了解北京理论生态，没明确和文革划清界线，和左翼理论太密切，把反对意见归结为敌对势力，甚至出来骂中间派。

我2011底提出，用新的理论重新研究重庆。

我同意萧功秦的建议，把唱红正式改为“社会主义新文明”，这里包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艺。

第四、2011年理论定位的错误问题。

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中国左翼受到重庆鼓舞，相当亢奋，乌有之乡敢把我这样的发起人排除，就是他们自认为有了领袖。左翼各派在重庆经验鼓舞下聚集了，发展了极左。这危险倾向，我在2011年有许多讲话和帖子，在新年期间已集中起来准备发表，当时完全没有王力军事件任何迹象。

实事求是维护重庆成就，批评他们的左倾错误，我是一贯的，我一贯不看风向，不看人脸色。

如果不是王自我爆炸，极左倾向发展起来将对中国产生极大危害。我去年警告他们，文革是历史悲剧，再搞就是历史闹剧。

他们不听。上边还有人纵容他们，想拿极左来制约右翼。结果怎么样？闹剧这么快就出来了。

现在是树立中左，批判极左的最好机会。中国左翼思潮，社会主义思潮要想继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坚决与极左进行切割。

中左批评资本主义，不否定资本。而是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非均衡，如果不加控制，会制造泡沫经济，两极分化，加剧腐败。主张社会公平平等，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站在非主流的位置上，作为制约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力量，这才是不可缺少的健康积极力量，全世界左翼力量都很强大。

2011年中国特色的极左力量被调动起来，形成了反对改革开放，暴力解决问题，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这已经不是否定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了，而是扩大化到大多数中产阶级，有钱人在评估转移资产。反映到中央，引起中央不安，许多力量都要求进行控制。或许这类控制就触发了偶然因素，发生自我爆炸。把恶性事件完全归于偶然，忽视背后原因，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