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错误是没有与极左划清界限

李伟东：去年所有的思潮“超越左右”的努力，最后都指向一个目标，我也好，杨帆也好，张木生也好，都是主张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收尾性的总结，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与推动是我们全部讨论的核心目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它的必然性，必须要抓紧做，是因为这么几个原因：

一、整个极权主义也好，专制主义也好，这套体制的物质技术基础尤其是在去年这一年基本被挖掉了，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其实就是信息封锁，极权主义就是跟民众之间信息不对称，去年这一年，网络、微博等各种各样的信息手段的发展，使信息封锁、信息不对称慢慢成为历史了，也封锁不住了，各种东西分钟之间大白于天下。再用传统的信息管理办法，用强制的方法钳制思想、统一思想，封锁信息，让老百姓和权力之间信息不对称，这个情况已经不可能了，就是因为出现了大量新的信息手段。所以我说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点上已经成为必然。

二、去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心里都有一个情结，一百年了，我们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最早变成亚洲民主国家的，中华民国成立了，怎么一百年了，很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回到起点重新思考，这也成为大家心情特别焦躁地希望中国有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

三、去年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这是80年代我们就认识到的国际规矩，我们改革的时候人均才100多美元，三十多年过去，人均超过了4000美元，80年代我们就意识到人均达到4000美元的时候，全世界都从争取一般的生活到争取民权的过程，这是世界性的规律，没有办法回避，根据“三民主义”原来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了，民族获得了独立，民生问题这三十多年我们解决得不错，“三民主义”再有一条就是民权，民权问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人均4000美元的过程恰恰是民权觉醒的过程。民权一旦觉醒的话，从法律到政治、到社会制度都要适当地配套和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会指向政治体制了。

四、腐败已经到了全国上下民众都难以忍受的程度，制度性的腐败已经成为共识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就会继续下去，而且愈演愈烈，数额越来越大，案子越来越惊人，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怎么管也管不住。

五、教育、司法、医疗、食品安全、儿童安全等等一些问题接连出现重大事情，每一个具体的案子追究到底都和官员的腐败、官员与黑社会的勾结、政府不作为等等因素相关联，说到底这也是政治体制僵化的一个原因。

六、从台湾的经验来看，一直说中国东方民族、东方文化、东方传统似乎不适合民主，要民主就要乱，台湾的民主实践证明在中华民族搞民主是没有问题的。

七、从全世界看，世界有两种冲突，一种是发展利益上的冲突，这个发展利益上的冲突包括俄罗斯转轨之后和美国、和全世界仍然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着国际仲裁的机制的，WTO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说全世界在为某种经济利益爆发全世界性的大战，这个已经不大可能了，我们已经加入到国际WTO体系当中去了，这个问题尽管会长期存在，但是是有办法解决的，另一种冲突就是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冲突，特别是和主流社会的制度冲突，这个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制度是有落后性的，比如极权专制主义等等，当然有些人描述成中国的特殊道路，我是不同意的，在逻辑上也建立不起来。

减少制度冲突，顺应世界文明的潮流，这个也是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

这个已经要成为了一个必须的过程，去年我们的讨论在很多层面和动机上都跟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但是具体怎么运行有很大差别。

八、去年韩寒讨论的“韩三篇”讨论的革命、民主、自由等等，有些朋友和知识界的人公开呼吁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包括党内也都有这种危机感，说如果再不改革就要革命了，甚至很多人已经说你们的改革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们强调改革，就是要维护旧体制，改革已经死了。在这种舆论背景下和整个社会需求下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这对国家和社会从长远利益来看非常没有好处，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启动，还用暗箱操作的方式才会出现重庆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走什么路，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事情最好能够放开讨论，放开言论，大家公开来说，真理越争越明，无论哪种主张，八种思潮都有存在价值，都是未来代表某一方利益和诉求的表达，不能用一种思想压制另一种思想，老是钳制思想、要求舆论一致、思想统一，这永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放开舆论、放开讨论，让全民族共同深入讨论我们未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也是我们去年准备要超越左右、坚持中道的办法来推进思潮的演进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初衷。2012年有可能的话，在这个方面我们还会继续做，无论怎么样，推动思想的活跃，多种思潮的兴起对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

杨帆：我作为《重庆模式》的作者，对这本书我要负责任，虽然重庆部分我没有参与，但是我签了字。出这么大的事我非常惋惜。

重庆出了事，左翼少数人暴跳如雷，说帝国主义敌对势力有阴谋，这是自欺欺人。美国政府这次非常配合我们的。自己的理论错了，实践错了要知道反思。不认识自己的错误，推到敌人捣乱破坏，有什么意义？右翼个别人幸灾乐祸，进一步要否定重庆全部工作。两个倾向都是错的，王有没有精神病我们等中央结论，理论界自己先不要犯精神病。

超越左右，要结合实际情况，这么大的问题谁也不能回避，所以我作为《重庆模式》的作者，我有倡议，要通过社会公推几十位、上百位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或著名人物，组成民间考察团，对“重庆模式”进行公平的重新评价，有错改错，没错帮助它继续发展，这是我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