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政：探寻被遮蔽的历史 7月9日晚，广州学而优书店新港店四楼多功能厅里，坐满了来听讲座的人。这是新媒体女性公众讲座第十六期，邀请到著名的女性主义历史学者王政老师，主题是“探寻被遮蔽的历史”。门口的海报上用一句广告词来推介这次讲座：“公知们告诉你的1949年以后历史有没有硬伤？听听女史家的版本！” 嘉宾简介： 王政，现任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所长，妇女学系与历史系教授，密大/复旦社会性别研究所合作所长。多年来她的研究关键词是：历史、女性，研究目的是：寻找被遮蔽的女性历史，为那些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女性发声。 为便于观众和读者更了解王政老师的研究，建议下载、阅读她的三本女性主义历史研究著作（开放中文版权）及一篇访谈： 《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http://vdisk.weibo.com/s/qKj64OIjL6Mx 《女性的崛起》http://vdisk.weibo.com/s/unw-g3qPB_ioD 《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http://vdisk.weibo.com/s/uxFMzeoZfnXKI 《中美比较：女权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密西根大学王政教授访谈》http://vdisk.weibo.com/s/zvKTIofcbxZZv 讲座记录 : 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学习了美国女权主义的历史，便产生了了解中国女权主义历史的想法，并很幸运地访问到了一些当年做女权运动的老太太，写了《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在写了这本书之后，我对中国女权主义的关注就不只是学术的关注，更产生了一种责任感。这些年我等于在两个战场上战斗：历史研究和行动实践。作为历史学者，我要把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家谱）把它续出来，挖掘那些被遮蔽的女权主义历史。同时在行动上我也希望能够继承这样一份事业，把这些我访谈的老太太她们年轻时候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做一些推动变化、发展的行动。 今天这个话题必须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后毛时期”。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这是历史性的转折，但在80年代一段时期里这个转折要往哪里走是不太清晰的，后来是逐渐清晰了：是要把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掉，开展了私有化的大的运作，与全球资本主义接了轨。国际上有的将80年代叫做“后毛时期”，有的叫“后社会主义时期”。这两种说法在国内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在国内主流说法仍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不管谁来定义，两个时期就是两个时期了。我今天要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时期。 80年代有个拨乱反正，否定文革时期、否定毛泽东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现场观众都很年轻，80年以后出生还不少，那么你们就不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出生的了，对社会主义就没有记忆和经历，你们基本就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一起建构的主流话语下成长起来的。至于你们对这个主流话语是否有警觉性，那是另一回事。我今天要梳理的是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起建构的主流话语。 这个主流话语是批判否定文革政治实践，在当时是完全有其合理性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批判，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批判毛时期的政治实践、制度、党内各种政治运作。但是这种彻底批判、否定文革的批判性话语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负面作用——也就是它成为了一种霸权性话语，成为了唯一的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叙述。这就成为了一种遮蔽和简约。本来在现实的历史中是极其复杂的，一个历史有多种面向。当这样的一种话语成为了主流话语时，就把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给抹去了，你就看不见了。就成为了80年代的人对社会主义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妇女解放历史的非常偏颇的历史。它也为建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的女性主体身份，和男性中心文化中的霸权性男性特质做了意识形态铺垫。下面我会具体打开来解释。 对于霸权性男性特质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从网上摘抄的： 《水浒》中高衙内和西门庆的不同遭遇，最能说明“王婆”在中国政治中的关键作用。高衙内和西门庆都是看上了他人妻子，论权势论地位，高衙内不知道要比西门庆高多少倍，并且潘金莲的刚烈性子也绝不亚于林冲妻子，可结果却是西门庆美人在怀，高衙内血溅当场。造成二者之间不同结果的关键因素，就是王婆。西门庆能够情场得意，成功于狼狈为奸的助手是王婆，王婆的力量就在于能够从内部摧毁潘金莲的意志品质，激发起潘金莲的内在淫欲，把一个刚烈女子变成一个风流骚货;反观高衙内所能动用的只是外部暴力，出手相助的高太尉所动用的也仍然是外部权力，而对于潘金莲、林冲妻子这类刚烈女子来讲，无论是暴力还是权力这些外部力量根本不起作用，能够把她们由天使变成魔鬼的决定性力量，只有王婆。 大家对这段话有什么看法？我希望现场有做性别研究的学者能够帮忙指出，这段话中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学习社会性别理论，可能也看不出来其中的问题。 观众：“它把偷情的成败与否归咎于一位完全置身事外的女子。它对男性女性是完全二分的。” 这短话流露出这位大学教授对社会性别的无知。 再看下面这段话： 中国历代先贤包括寻常百姓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能够彻底摧毁人性，把人类社会变成魔兽世界的，能够从精神上毁灭中华民族的关键性力量，只有王婆，所以才设立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基本司法理念，才用最严酷的刑法惩治王婆。武松怒杀西门庆、潘金莲两人，只是判处流放，王婆虽然未杀一人，却判处最严酷的凌迟处死，用刀片一刀一刀地割肉而死。这就是中华民族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天道精神和维护人类基本尊严的“大我”理念，中华民族能够历尽劫难绵延不绝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文明古国，所依靠的就是这种天道精神和“大我”理念，构成未来世界一体化和谐发展的道义基础，也必将是这种天道精神和“大我”理念。 －－摘自某个被称为“毛左”精英领袖人物的言论，网上发布时间：2013-05-14 来源：乌有之乡 这段话是刚才那段的延续。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观众：“没有法律意识。” 观众：“狭隘的性的认识。” 观众：“也是二分的。” 我做一下我的解读。所有的文本都是一种“再表现”，你会把社会的现实写到里面，但是在分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作者本人的立场、观点、评判体系。当然，这个小说中这样描写王婆和当时的刑法，它是认为十分顺理成章的。武松不判那么重，但是王婆却是要死的。这完全是一种男权文化。因为王婆是触犯了男权的戒律的，因为中国的女人是要守妇道的，女人的守妇道是涉及到维护儒家文化中的社会秩序。王婆没有去维护中国男权文化中最重要的关键的社会习俗，你就是大逆不道。这种认识是当时的认识，而今天我们二十世纪的人，对这种充满厌女、仇女、歧视女性、压制女人性欲表现的文本，表示完全彻底的赞同，你说它的知识体系在哪个朝代？但他还堂而皇之地，站在弘扬中国伟大传统、价值体系的角度，对这种暴力、对女人的残暴表示欣赏。这还能称为二十世纪的有人文意识的知识分子么？这样的人竟然还成为了当代的精神领袖，说明道德价值观出了很大问题。 为什么要谈这个？这样的言论在我成长的毛泽东时期，这样来说女人，似乎是不太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一位今天的大学教授可以堂而皇之地讲这么仇女的言论？那就是今天的社会性别文化（相比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大倒退。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讲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什么。 今年我们在复旦办班的时候，给学生布置了一位美国学者罗丽莎的著作《欲望中国》中的一章。罗丽莎在其中说： “后社会主义关于现代性的寓言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主义由阻止中国人表达社会性别化的人性而遏制了中国实现现代性的能力。” 罗丽莎在书中分析了市场化、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主流文化的变化，建构起了新的主体身份。主要探究后社会主义时期，城市年轻女性消费者身份的建构，和对母亲辈社会主义历史“结构性遗忘”的现象。 当时班上的一位女生就评论说其实青年女性对母亲的历史是无知的，两代人记忆上的鸿沟是怎么出现的，意味着什么。 在那个班上做调查时，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对于自己父母亲的社会主义历史是无知的，也没有兴趣去了解。 我们对前辈人社会主义历史的无知，不等于是空白。80年代以来的霸权性的政治话语，不是单一的遗忘或遮蔽，实际上这种遗忘和遮蔽的策略，是建构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机制。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再反思、深入剖析这段知识精英的话语过程的历史：什么被遗忘被遮蔽，背后的涵义是什么，什么又被作为历史的真实来突显，来成为后毛年轻人的历史知识，那么这些被后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知识，表述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对后毛时期的社会性别和阶级变动有什么意义，对当代人主体身份的建构有什么样的意义。 “主体身份”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背景下用这个词的，即人的主体性是由话语来建构的。也就是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是由话语建构的，主流话语、其它话语可以建构起你，甚至可以是矛盾性的，但是主流霸权话语对你肯定是有很强大的建构作用的。那么后毛的、主导性的政治话语起了变化了，那么一代人的主体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即使你是父母生的，但你的父母的主题身份与你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生在中国巨变中，造成两代人的主体性是很大变化的，你们对自我的认识肯定很不一样。 在国外学术界的常识：任何的主流话语的建构，都是一种故事性的，不必当成一种真理，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只要是被强力宣传的，就好像变成了真理，不可动摇了，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但是国际学术中不是这么认识的。主流话语背后都是有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这个时期建构了什么样的主流话语，谁建构了这个话语，在建构的过程中压制了什么样的声音，这些都是学者们要研究和质疑的。 后社会主义故事的要点: 8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批判社会主义时期做了各种各样的叙述，以下是摘要。 这是男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批判要点： 一，知识分子是极权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的社会主义经历仅为他们留下了累累“伤痕”。 二，社会主义抹杀了“人性”造成了人的“异化”。 三，这种“异化”不仅是各种政治运动造成的，更是毛泽东时期的妇女解放政策和实践造成的。“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把中国妇女男性化了，“铁姑娘”就是女人男性化的典型，而中国男人则被阉割了，女性化了，中国没有男子汉了。 四，除了造成了男女在性别上的“异化”，“中国妇女解放也是超前的，超过了社会经济的现实，是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低下的原因。” 这些是摘自当时主要的男性知识精英（社会学、经济学、文学）。 女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批判要点： 一，中国妇女解放是被动的，是国家给的，自上而下的，不是妇女自己要的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以男性为准则的解放，“男女都一样”导致女性非但没有解放，反而压抑了女性特点，造成了女性的伤痛 三，毛泽东时期用“阶级”遮蔽了“性别”，使得女人无法表达女性的特殊需求和女性经验。 今天不探究知识精英把自己贴上受害者、牺牲品的标签这样的话语运作遮蔽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但需要指出，文革后中国知识精英的大量的诉苦的话语实践，是一种阶级关系变动的机制，也是一种获取精英身份的表演。社会身份的建构是通过表演实现的。通过表演受害来达到精英的位置。但你要真的去研究每个人，是否真的在毛泽东时期都是痛苦经历？未必，很多人享受了特权。这一茬在诉苦的时候是不会提的。 当然80年代参加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知识分子的构成也很复杂，并非都是有共同的诉求，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诉求也都不一样。今天把男女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批判要点摘录出来，凸显的是：“男女平等成为批判毛时期国家政治话语的焦点”这个历史过程，以及它的意义。 男女知识分子在抵抗国家权力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但出来批判的有男有女）形成的合力共谋，使得80年代知识分子批判性话语中的问题没有遭遇过任何的质疑和挑战，可以说至今都没有，所以它轻而易举地成为后毛时期的霸权性政治话语，有力地解构颠覆了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价值观，而且推动了对“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重构。“女人就要有女人味，男人就要有男子气”，这就成为了对社会主义“男女都一样”的“把男女都异化了”的拨乱反正，也是后社会主义时期所谓充分表达人性的主要内容。所以要抛弃国家权力掌控一切的“社会主义的过去”，也理所当然要追求一个允许人性张扬的新自由主义未来的必然步骤，这也被看成是历史性的进步。这些都是80年代主流话语中出现的论述。 今天我用女权主义、后解构主义来分析这些主流话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对男性、女性、人性，做非历史性的、本质主义的界定，其实都是一种话语的运作。问题是，为什么诸多的男女知识分子，会一起投入到解构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话语的运作呢？这方面我要做一下社会性别的分析。 男性知识精英对毛时期的妇女解放的批判，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极大削弱了城市个体家庭中的“父权制”。在私有制的经济中，父亲掌管着家庭中很大的权利，家中的经济权、子女的婚配等都在父亲手中。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期间，子女的入学、就业、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个体家庭中父权的萎缩，和城市中男女平等政策的实施，是同步进行的。城市中男女平等是实行得相当着力的，表现在入学、就业这方面。城市里面女孩入学率是相当高的，国家还补贴给家庭困难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城市女青年，就学、就业没有受到过歧视。但是城市里面女性迅速扩大的就业机会，也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提升，这些都在悄然无声的改变着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当然传统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还是大量存在，但是一些地方也起了变化，如上海，很多男的也开始做家务。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就是要追求对社会的贡献，事业的发展，这些都在提高她们在家庭的地位。当时的托儿所等都是免费的。 不仅在经济上，社会文化领域，男女平等从二十世纪初就成为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社会性别话语，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的女权主义者就更是着力地从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社会习俗、文化生产上来巩固和发展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话语和实践，它就成为不容置疑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对于希望延续社会性别特权的男性精英，当然是造成了压抑的感觉的。记得90年代一些男性文学评论家就说，看社会主义电影就喜欢其中的女特务，性感。社会主义电影有大量的女英雄，但是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会让他们觉得压抑。但是喜欢女特务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性是被压抑的，有大量这样的论述。可以说，对男性来说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是很有可能造成了不少的压抑之感。所以后毛的男性精英对男女平等的清算和反弹，是折射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成效和不足。成效怎么说呢？从主体性的重构来说，这场解放是挑战了男尊女卑、追求平扥的女性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性的支撑，因为在就学就业方面是保证平等的。现在的把女人做花瓶的事情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但其不足是，后毛时男权的反弹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没有成功建构起新型的具有平等理念的男性主体性。 那么80年代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批判，其内涵更加复杂。不少知识女性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是声称中国的妇女解放是远远超出西方女权主义的成就的，从平等就业、入学、产假等等福利，都可以用数据算出来。当时她们的这种自豪是有依据的，但她们往往把这种成就归究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是妇女的被动解放。说这些话的人，往往是搞文学研究的，她们从来没有做过历史研究，是想当然地加入了男性知识精英批判国家垄断的话语运作。国家在这样的论述中完全成为了一个统一的、铁板一块的框架。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有问题的。它只是一种批判话语的象征符号，它用来表述叙述者作为自由思想者和国家权力对峙的政治立场，但作为学术来说是很不严谨的。 这种缺乏历史研究的政治批判的效应，就是抹去了中国革命的漫长历史中，无数女权主义者的实践和斗争历程，是否定了女性的能动性的。说妇女解放是国家给的，妇女是被动的，其言下之意是不能想象妇女在历史上是有能动作用的，国家在其概念中是个男人，是不能想象女人是介入了历史的变迁的。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折射了GCD建构的主流话语：中国妇女解放是共产党领导的，GCD解放了妇女，在此之前天是黑的，中国妇女都像祥林嫂一样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这样的叙述在我的《五四》那本书中也是被挑战的：GCD诞生前中国女人在干什么呀？我在美国读美国史读了很多美国女权的历史，就很不服气，看到美国、英国什么都有女权主义者，我们中国就没有？不信。然后就开始了解中国女权的历史，发现中国女性在历史上能动性强得不得了，早就开始争取自己的解放了。 其实后毛在批判毛泽东时期共产党的统治性话语的时候，完全在重复共产党的话语实践。我要看看你们的话语运作遮蔽了什么东西。我要对遮蔽历史的话语运作进行挑战。 女性知识精英在力图挣脱国家垄断，但是又与GCD建构的主流话语的思维是一致的，没有跳出“妇女解放是GCD领导的，妇女是被动的、国家是主动”的思路。 知识女性批判毛泽东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以男性为准则的，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所以我说她们的批判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因为近代以来，如果我们以秋瑾作为近代女权运动的开始，那么可以看出一开始就是以男性为标准的。  这是以“男女有别”的性别藩篱的历史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历史逻辑。因为男性占有性别特权，他们有政治参与权，但是女性是不可能的，再有才也只是家中的点 缀。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都是男人的世界。底层妇女可以在外面跑，做小贩啊什么的，但是上层女人，良家妇女不能在外面跑，可以跟着丈夫出去，但不能自由交友。男性性别特权包括性自由，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人要贞洁，这在现代仍然是存在。秋瑾是作为女权运动的一个身先士卒的一个代表，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分享男性的特权，要争男人有的这种东西，不只是权利，还包括责任。所以她一开始就穿男装，离开了家，抛弃妻子、母亲的身份，跑到国外去，进入男人的世界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秋瑾的行动是在中国引进西方性学之前，西方性学是在二十世纪初引进的，所以在秋瑾时期，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要以男女的生殖器官的差异对男女做本质主义的认识。所以中国人有的是，文和武是男女都可以习得的一种特性，文武双全是对男女都适用的褒义词。没有说女性舞刀弄枪了就男性化了。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侠也是男女都可以拥有的社会身份。所以秋瑾自己本人都在拥抱这样的身份，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女侠。她死了以后身边的朋友也称她为女杰。秋瑾的妇女解放的路径，就是闯进男人的世界，争取男人有的一切权利和责任。秋瑾是砍头死的，但是早就有人给她通风报信了，她是可以逃的，但是她选择了死。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被砍头的都是男的。她想要证明在任何事情上女人都不比男人差，甚至可以比男人更英烈。她用死，用勇敢地走上断头台来证明，女人也是可以成为烈士的，也是可以承担起革命者的身份，为了我的事业我可以捐躯。后来这样的行为就被一代的女性学习。到后来五四还在学。（刘清扬的事迹）这个路径就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女权运动的主流。当然也有别的方式在做，但这个是主流。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到中国革命，大批的女性当兵、参加革命。  （图片：宋庆龄）这张照片是宋庆龄在孙中山死后第一次亮相，非常有意义地穿了一件大袍子，当时长袍是男人的身份，女人是不穿袍子的。这个亮相说明我要进入男人的世界。 二十年代以后就是健美啊，女人身体要强壮啊，要从事各样的体力活动啊。这个路径。 就是这大批的女性勇敢地闯入男性的世界，成为了当时现代性的象征。中国现代性是走出闺房的女性闯出来的，是她们走出闺房进入男人领域，才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不彻底，因为男性的脑子没有改变。女人在身体力行地变成一个现代性的人，可男性没有变化。 三十年代中国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发展的很好的，所以也有另外一类的身份：资产阶级太太。她们与王熙凤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中女人承担着多种多样的角色，不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而在资产阶级中，她就是一个消费者，家中有奶妈、司机，她什么也不用做。资产阶级太太当时也是相当大的群体了。很多女校是太太学校，因为资产阶级男性是一个现代的成功男性，不要缠足的女性，而要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所以女校出来的学生婚姻市场非常好。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群另类的女性，那就是五四一帮女权主义者，后来加入了GCD，参加了中国革命。  我要讲一下其中的一个代表：陈波儿。  早年的共产党很多都是上层家庭出来的，都是为了理想和信念，要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而且这种理想是要冒着杀头危险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他们还在渗透电影界。他们认为电影这种话语生产的工具是非常有力量的。陈波儿当时顶着人们对女电影明星的偏见这种压力加入到电影界，主演了《桃李劫》（建议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她是为了革命的理念来参加拍摄的，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电影明星，她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作家，自己写了很多文章，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篇是《女性中心的电影与男性中心的社会》，里面说电影如果不能呼唤人们起来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那干脆不要做算了。今后的电影要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女权主义者。 后来她在38年正式参加了GCD，跑到了延安去，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共产党派她们五个女的（都是城市的上层女青年）去考察共产党掌管的战场、根据地妇女儿童的情况。这一路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主要是跟根据地的妇女们打交道。  她去视察中国的游击队、自卫队，在一年的考察后，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报告文学《三个小脚妇女代表》。可以看到陈波儿作为一个城市女性精英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看到这些文盲的农村妇女，她们的勤劳和勇敢，为抗日、革命作出的贡献。她亲身经历了无数动人的事情，看到大批农村妇女中的动人事迹。所以后来她就要把农村妇女的精神风貌、事迹表现出来。  （图，中间女性为陈波儿）从这个图片中可以看到陈波儿当时在GCD中的地位，但是在我今天讲陈波儿之前，你们谁知道陈波儿？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作为历史学者不甘心，一定要把她的故事讲出来。 46年日本人投降之后，周恩来派陈波儿到长春接管满影。那是当时技术上非常先进的一个电影厂。46年接管后三年开始投产，到49年已经生产了一批电影，大约9部，其中5部都是写女英雄的。《赵一曼》、《白衣战士》、《刘胡兰》等，都是表现真人真事。我的分析，跟后来谢晋搞的《红色娘子军》相比角度不一样，《红》的编剧和导演都是男性。但是电影中的女英雄的形象、叙事模式是陈波儿开创的。后毛的批判社会主义电影的包括女性电影评论者，会关注到社会主义电影中的叙事结构和好莱坞不一样，颠覆了好莱坞的叙事结构和手法，但是她们没有深入追究这种颠覆是怎么产生的，而是一跳就跳到“把女性男性化”的论述模式中。我不满足，我想要问是谁颠覆了好莱坞的社会性别的叙事模式。在这样的问题的引导下，发现了陈波儿。  （图）这是当时《八女投江》的剧照。 在抗日联军中有一群女战士，她们在战争中被日本人追到了一条河边，坚决不投降，后来就跳了江。一位女编剧就在东北联军中采访，把搜集来的材料编成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中全部都是女的，这跟后来的《红色娘子军》不一样。《红》在现实故事中也全都是女的，怎么会搞一个男的做政委，他在哪儿睡觉啊晚上？但是编成故事就非要搞一个男的出来，男的要做政委，党的代表。
（《第五元素》的剧照出现，观众大笑） 而好莱坞的模式就完全是英雄救美，哪怕你是一个天外来的女人，也还是要一个地球男人来救。这两个图的对照就很容易看到，什么叫做颠覆了好莱坞的叙事模式：没有男性，没有神仙皇帝也不需要救世主，女人自己可以救自己。 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而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毫无所知的。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今天的媒体是如何表现的。后毛的女性就害怕被标签为女强人、男性化、铁娘子，那就啥也不改了。那就回到从属性的地位吧。但更可怕的就是，连我们历史上都没有男性化啊之类的词，传统中国女性也有文武双全、侠，有花木兰、女侠、女英雄。 不光是陈波儿在创建一个女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还有很多进入妇联的（包括邓颖超她们），一直在推动女性进入男人世界，所有的领域都要对女性开放。不光是底层妇女所做的贡献，还有各行各业女性都可以充分展现她们的才能。 （图）这是五十年代《中国妇女》杂志对当时妇女的表现：女航空员、航海家、电焊工、技术员、农村妇女。      斯皮瓦克（音）的论述说：“底层的人是无法进入话语的。”你可以说话但是没人听到你。而这个杂志就是充分表现下层妇女的生活。老农妇、女民兵、铁姑娘等。 董边做了很长时间的《中国妇女》主编。她在文革中被整了十几年。文革出来以后她做的事情是：整理妇女史，帮共产党女性干部一个一个整理回忆录。我对她的解读是，她还要再抗争，要把女权主义的历史要整理出来，不能被遮蔽了。 （图）后毛以后《中国妇女》杂志发生了很大变化了。这就是这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女干部们下去后的《中国妇女》杂志，依然是那个杂志，但是已经非常不同了。   观众：“主要关注女性的外表。” 对，在这之前是不管女性的外貌的，老的也一样可以上封面。 这些变化可以看到，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就是年轻、美貌、会消费。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文化建构的女性的主体性，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建构的。还有专门办了一些商品消费杂志。这些建构的都是消费主体。 我做研究的时候，她们请我去做了一次演讲，我也放了这一系列的图片，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封面，到后毛时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一个编辑站起来说：“王老师你放的前面（社会主义时期）这些图片都很珍贵，后面（后毛时期）这些则都是垃圾，丢掉算了不值得研究。”原来你们知道自己在生产垃圾啊？当然这是她们谋生的手段，她们也在网上传播女权主义，在其它地方开展公益活动。也有一些编辑说，我们做杂志的都知道这个行规，做杂志的就是要“瘦露透”啊。 因为我是做历史的，我知道这样一个女权主义的文化阵地的创建是很不容易的，当年这些党内的女权主义者，我称她们为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因为她们占有国家的权力，在国家体制内，但她们也在非常艰辛地开拓这样一个空间，她们能开辟这样一个阵地这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等于已经完全放弃了这样一个阵地，没有这样一个阵地了。后来她们的主编说，今天你要讲女权主义，那就上网去做啊！纸质的媒体等于是全军覆没了，连国家女权主义都没有了。这样一个建构起来的所谓的女性味的消费主体，它遮蔽了什么东西？ （图）现在我们在杂志封面能够看到这样的图景么？  这是最近几年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在农村拍的。从她们的体态可以看到是中老年妇女。我们之前说到后毛时期的女性知识精英们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批评：那样的解放是以男性为标准的，是把女人男性化了。我就从这里来说这种批评的问题。“把女人男性化了”，这种批评我要进一步再批评。如果它是说“要女人来干男人干的活，却没有让男人干女人能干的活”，传统中的性别分工的问题在毛泽东时期没有解决，这个批评还是对的。但是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事实上董边她们1964年在《中国妇女》杂志上开辟了一个持续了十个月的大讨论：“女人活着为什么”。打出了“女人”两个字。这个大讨论集中谈女人在家庭、婚姻、育儿中的问题，集中批判了大男子主义，突出了性别议题。但是到1964年10月份，陈伯达以万木春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如何看待妇女问题》，狠狠的大棒子打下去，说这样的讨论只讲性别不讲阶级，是资产阶级向导的结果。所以讲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是以阶级遮蔽了性别，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共产党国家的问题，国家女权主义是要试图解决性别问题的，但是被党内的男权给打下去了。后来董边在文革前又被拿出这个问题作为她的一个罪状，整的很厉害。所以这样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每一步的推进都很不容易。不仅要与社会上大批的封建主义者斗争，还要与党内的男权斗争。党内的阻碍是非常非常大的。80年代说党内妇女解放是“阶级遮蔽了性别”，是没有看见国家女权主义在党内做的非常艰辛的斗争。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把女性男性化”的话语在今天仍然受到追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尤其是文学界的女性知识精英们对这一话语的推崇，并非反对毛泽东时期对于 妇女进入男性领域，因为她们自己也是职业妇女。她们集中抨击的是：让女人跟男人干一样的体力活。这是针对文革中大批女学生下乡或进工厂，成为了干体力活的工人或农民。这就是后毛时期城市女性知识精英们在文革后批判“女性男性化”的历史背景。标志着城市工人、农民身份的“铁姑娘”，最早是一个男性批判起来的。80年代初我在火车上听到一个相声：文革时候还说铁姑娘，你敢娶她们么？那个铁胳膊一抡过来你怎么得了啊？大家就笑了。但是女性知识精英们也在说：让女人去干男人的活，我们的手也变得粗粝了。实际上是这些城市知识女性不愿意认同那些男性化了的这些干体力活的女人。有意思的是，批判这些干体力活的铁姑娘的知识女性，从来没有把身强力壮的女运动员作为男性化的女人来对待，锋芒从来没有指向那一群。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对男性化女性的谴责，更没有延伸到集体经济解体后的农村。大家知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大批的农村青壮年男性涌入到城市中，农村劳动的女性化在80年代下半叶就成为了十分热门的话题，但是在这方面的讨论中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女性男性化”的焦虑。这是为什么？ （图）再看这个：一个中年女性拼命拉车，两个大男人坐在车上让这个贫困的妇女拉着。  也没有人害怕这样的女性男性化。你今天再也听不到“这些底层女性干体力活，她们会被男性化的啊”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80年代的城市女性知识精英们会批判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将女性男性化呢？她们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什么呢——阶级意识，是女性知识精英为重建自己的阶级身份，而做的一种性别身份的表演。因为在中国阶级变动的年代，底层工人农民被打下去了，体力劳动又重新回到了49年以前的意义了：标志着底层阶级社会。所以“我”要跟她们划清界限，我是城市精英，我不能干体力活，你让我干，就是把我“异化”了。至于画面上这些女人，她们能干，那不是我所关心的，她们不在我的视野里面。所以今天去看80年代，可能今天依然如此，一些女性作家书写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生命体验，她是把自己的具体的城市上层知识女性的经验作为普适性的女性经验的话语表现，最清晰地暴露了她们建构城市知识女性精英身份的目的。她们不屑与那些底层干体力活的女性为伍。以一种性别身份的表演来提升自己的阶级身份，与底层划清界限。这类对自己作为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位置，及其所相伴的阶级局限性，完全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警觉性。 这类以普适性的女性经验，遮蔽多重等级制社会现实的精英言论的生产，又正是得益于后毛时期的历史背景。那就是阶级的分析范畴，被知识界和当权者联手，彻底地抛弃，甚至成为了一个禁忌——中国的知识界已经不敢用“阶级”了，后来用的是“阶层”，二者的来源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种“女性味”话语的上升，也成为遮蔽阶级、族裔等多种权力关系的障眼物。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对比：一方是女性味话语的提升，在大城市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光鲜亮丽的所谓的现代女性，表示一种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女性，但是背后遮蔽的什么样的社会现实、社会关系，什么样的女性完全没有在主流话语的视线之内，这些是不是今天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关注。女权主义更应该关注，更应该警醒，不要沾染这些占有阶级特权的知识精英的狭隘和局限。  （多图）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些图片的对比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今天被遮蔽的是什么，还要考虑到对这些所谓现代女性的建构中存在的问题。许多现代的年轻人都是认为现在已经很解放了，比之前社会主义时期的女性不知道进步多少，以怜悯的心态来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被压迫的女性。我希望曾经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真的要了解真实的历史，要有历史知识支撑自己，才能不被主流话语轻易地蒙蔽，你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谢谢！ 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 http://en.bookfi.org/book/1260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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