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实践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举足轻重，马克思在其遭到镇压后写作了《法兰西内战》，对其予以记录和总结。《法兰西内战》中透露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真正的民主，是消除了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民主。
1871年3月18日清晨，“公社万岁！”的呼喊声响彻巴黎街头，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获得成功，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尽管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剿下公社仅仅生存了72天，但是法国无产阶级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奏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篇章。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写作了《法兰西内战》，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予以记录和总结。马克思声称：“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1、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
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以统一的市场体系为基础，而封建割据的存在无疑对此构成了一个极大的障碍。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力量尚不足以与封建割据势力抗衡，因此他们与专制君主达成了协议，相互支持，各取所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这种协议是临时的，其存在立基于专制君主与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封建割据势力。在共同敌人被消除之后，二者之间的临时盟约自动解除，随之而来的便是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专制君主制统治秩序，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这一秩序由一系列制度和原则规定下来，主要包括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法治、经济自由、社会自由等等。资产阶级政权宣称在其民主共和国中，一切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国家政权立基于民意，由民众选举产生；国家是价值中立的，不涉及阶级冲突；法律是调节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唯一依据等等。
资产阶级的这些说辞的确令人感觉耳目一新，也的确迷惑了一些人。但是，如果我们将资产阶级政权的实质所为与此对照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制度具有极大的虚伪性。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实质仍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变成了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1.1 阶级差别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为了攫取高额剩余价值而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使劳动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同时，资产阶级却因占有生产资料而享有无限的物质财富，骄奢淫逸。
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是相互联系的，由于经济是其他领域的根基，因此经济领域中的差别势必就导致了社会各方面的差别。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不仅仅表现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贫富的程度差异上，这些根本性的差别和对立进一步导致了两个阶级在其他领域中的差别。这在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之后，确立了议会选举制，规定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由选举产生。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因此，他们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的享有和行使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最根本的条件是财产数量。财产条件的限制使无产阶级被阻隔在政治参与的门槛外，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成为一个阶级的游戏。这不仅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性，还拆穿了其所声称的价值中立、超越社会冲突的虚伪性，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在一个充满了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中，我们很难发现有什么可以称之为自由、平等的东西的存在；如果有，那么这种自由仅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也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平等，以及无产阶级内部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平等”。
1.2 虚假的代议制：行政权力的膨胀
在近代以前的各种专制制度中，国家与社会尚未分离，是一个整体。国家完全控制着社会，社会则处于对国家完全依附的状态。二者的这种控制——依附关系使各种资源力量都统合于国家即君主之下，而缺乏对它的制衡。缺失了制衡力量，民主在此情境下就是不可能的，国家对于社会的绝对控制是各种专制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其本身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国家政治领域之外的力量。资产阶级依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建立了议会，以其作为表达自己的利益、控制政府的工具。在理想状态中，议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由其产生并加以制约。但是，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政机关仍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强制性暴力机关，如常备军、警察、法庭、监狱等等，还掌握着意识形态，这些统统又受制于一个强大的官僚系统。这就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了行政权力的中心地位。
行政权力的中心地位的确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无联系。在度过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后，资本主义社会内外矛盾暴露出来，自由竞争也因为攫取利润的天然欲望的膨胀而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经济周期的毁灭性破坏也意味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必须加以改变，诸多社会问题的存在势必需要国家对社会事务重新加以控制来应对，这当然就意味着国家权力的膨胀。在诸多社会问题中，阶级冲突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政府机关掌握了公共权力、暴力机关等权力设施之后，就重新取得了对社会的支配权，社会重新回到国家的控制之中。如此一来，立基于强大的行政权力中心之上的代议民主就成为虚假的民主。在此虚假的民主中，行政机关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有限的享有政治权利的民众也就沦落为赋予强大行政权以支配社会权力的合法化的工具。马克思敏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选举的虚假性：“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
1.3 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
国家重新获得对社会的支配权力，行政机关取代代议机关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进而导致了政客和官僚集团的优势地位，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利益集团，“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社会的“主人”由于掌握着行政权力，不仅待遇优厚，还协同资产阶级一起剥削着劳动人民。“主人”们用机枪和炮弹控制着社会，压制着劳动人民的反抗，维护着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骗子的、文痞的、荡妇的利益。他们玩弄无产者大众于股掌之中，“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观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
2、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巴黎公社的短暂生命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巴黎公社所要建立的“社会共和国”要求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这也就是说，巴黎公社不但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帝国统治，还要在根本上消灭阶级统治以及作为其工具的国家。
专制存在的基础是国家将其触角伸向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那么，社会共和国要消灭国家，其结果势必就是要提升社会的地位，使社会在公共权力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公社在废弃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了真正民主的制度，将社会管理统治的权力归还社会、交给人民。“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公社的民主制度包括：由普选选出市政委员构成公社公职人员，并随时可以罢免；公社是议行合一的，既是行政机关，也是立法机关；法官和审判官也需经选举产生，并可罢免；在农村建立农村公社，实行地方自治，公社委员同样经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废除常备军和警察等国家统治的暴力机器；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教会与国家分离；教育和科学自由发展，不受教会和国家的控制，等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不是否定其所曾履行的一切职能，而是将那些合理的应当存在的职能“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在公社的民主制度中，最令人瞩目的当然首推其关于选举的规定。公社的选举是真实的，公社成员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公社的选举也是彻底的，选举产生的委员或代表可以随时罢免，这在制度上避免了官僚利益集团的产生。
同时，公社民主制彻底否定了官僚制。技术化的、非选举产生、专职的政府官僚被消灭，而代之以完全由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由他们组成议行合一的公社管理社会事务。这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奠定了制度保障，避免了行政权力超越立法权力而对社会实行暴力统治的灾难，也避免了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如马克思所说，“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巴黎公社实现上述制度，需要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即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革，也就是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要“剥夺剥夺者”。
只有在根本改变经济基础性质之后，无产阶级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也才能够实现“劳动解放”，即不仅使人们在法律政治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也在经济地位和收入报酬上实现平等。作为此变革的最末端的改变，公社委员等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并取消了以前的官僚们所获得的特权和津贴。
选举制度、议行合一制以及工人工资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确立了劳动人民的主人地位，扭转了在旧政权下主仆关系倒置的局面，从而保障了真正民主的实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