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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飞遗言——给托洛茨基的信

2015-3-20 11:18| 发布者: 燧鸣| 查看: 1120| 评论: 1|原作者: 越飞|来自: 马克思主义中文库

摘要: 我时常感到,你缺少列宁的不屈不挠和不妥协性。 如果需要,列宁会单独从事他认为正确的任务。但你时常放弃你的正确立场,为了求得妥协和让步。我再重复一遍:这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你常常都是正确的,现在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正确。总有一天,党会明白这一点的,而历史也会被迫承认它。

越飞遗言——给托洛次基的信

(1927年11月 李言 译)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fi-192711.htm

  编者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十月革命十周年过后的第十天,阿道夫·A· 越飞(Adolf A.Joffe)被发觉以手枪自杀,死于床上。床头有一封给托洛次基的信。

      越飞原是一个医生,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的忠实朋友与战友,也是标志苏俄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孙文越飞宣言》的签署人。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参加革命工作,积极地参加了俄国一九O五 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流放。十月革命前,他协助托洛次基在维也纳主办《真理报》,因意图将报刊偷运进俄国而被捕,再被流放。
  十月革命时,越飞是两个直接负责武装暴动的委员会——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德格拉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他曾被列宁委任当最重要的外交工作,率领第一个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与德举行谈判;一九一九年,德国革命爆发他出任苏联驻德大使;一九二O年战争后,又被派与波兰签署和约;一九二三年,被派来中国,与孙中山发表了一篇联合声明。其后又出任驻日本大使。
  一九二三年,苏联国内的官僚主义开始生长。越飞,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人性的完善而工作,而斗争”,毫不犹疑地参加了托洛次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反对斯大林、卡明尼夫、齐诺维也夫一系的官僚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
  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等已完全掌握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这班官僚深切地明白,托洛次基和左派反对派的存在,是对它们的威胁,必须将左派反对派排挤出党外。
  越飞一方面患重病,一方面又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迫害。他为了抗议,为了将他的一生都奉献于革命,奉献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就以死来抗议。他不得不以自杀来作最后的战斗武器。
  在死前,越飞给托洛次基写了一封信,以他亲身的经历,道出了斯大林官僚如何迫害左派反对派。最重要的越飞意图引证列宁亲口对他说过的话,指出一九〇五 年后,托洛次基与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前途的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工农民主专政”,也就是关于著名的“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中,列宁后来承认错的是自 己,对的是托洛次基。
  直到今天,斯大林派的不肖门徒们,自然是不愿意坦白承认这一点的。
  遗言里面,越飞责托洛次基“过高估计妥协和让步底价值”。“列宁遗嘱”也指出这个弱点:“太被事情纯粹的行政方面所吸引”。
  我们相信,托洛次基在他生命的后期,已克服了这些“弱点”。他在建立第四国际的过程中,绝不妥协地保卫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直至他死前一年,一九三九年,托氏还为了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对“堕落工人国家”的立场,进行了全面的斗争。
  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是越飞自杀逝世的四十七周年。我们刊出了它的遗言,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纪念他;另一方面是希望那些愿意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年青 一代,能瞭解到这个将生命为人性的完善而工作而斗争的革命者,他坚强不屈的斗志,他对正确的观念和对工人阶级必获解放的无比信心。
  越飞,应该是青年一代的典范。
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

  我整整一生都在思索着,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应该明白到应在那一个适当的时刻离去,像艺员离开舞台一样。同时早一点离去总比迟一点好些。
  三十多年之前,我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认为人的生命只有在它的整个历程里面,能够为一些无限的事业服务,才算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人性是无限的,而其 它事物是有限的。因此,为其它事物工作便没有意义。尽管人性亦一定有一个自身以外的目标,但那个目标只会在十分遥远的未来才出现。对于我们,人性仍然是一 个绝对的无限。就是在这个,亦只有在这个信念里,我时常体会到生命的意义。现在,晃眼回顾我的过去,有二十七年是在我们党的行列中渡过的,我看来应有权利 说:在我全部的自觉生命里,都是忠于这个信念的。我依循着这样的生命意义而活着:为了人性的完善而工作、而斗争。我想,我有权利说,我生命中没有一天是无 意义的。
  但现在,我的生命失去意义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了。因此,我感到我应该放弃它、终结它。
  现在,我们党的领袖们按照他们不给工作与反对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总政策,好多年来,他们已没有给我政治工作或苏维埃工作。就是在这些工作的范围内和特点中,才容许我底才能发挥完尽。去年,如你所知的,由于我是一个反对派,政治局完全把我排斥于一切政治工作之外。
  我的健康越来越坏。大约在九月二十日,我不明白是什么理因,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召唤我去接受专家的检验;他们严重地通知我,我的健康状况比我预料的为更坏;我一定不能在莫斯科多浪费一天,或者延迟一小时接受治疗;要立即出国和进入一间适当的疗养院。
  对于我直接的询问:“我在国外能有多少复元的机会,可不可以在俄国接受治疗,而不放弃我的工作?”医生和助手、中央委员会的主管医生、亚波苏夫同志、 另一个共产主义者医生、以及克里姆林宫医院院长,全部都简单地回答说:我国的疗养院没有方法能帮助我,我一定要依靠西方的治疗。他们加以指出,如果我遵从 他们的指示,他们相信我可以工作更长一段时期。
  差不多两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尽管是由它主动提出诊断),并没有安排我出国,或者让我在国内接受治疗。相反克里姆林宫的药房,以前时常按照 着指示发给我药物,已被禁止再这样做。事实上,我被夺取了免费药品援助,那是我一度经常得到的。我迫不得已在市内药房买一些药品。好像在那时候,当权的集团就开始以“打击反对派的肚子”的政策,来对付反对派。
  当我仍然安好,足以进行工作的时候,对于这些事情,我很少留意到。但我的健康日坏,我的妻子接触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以及私人地接触森玛士荷医 生,他经常会公开地为实现他的公式——保留老卫士——走上了极端。事情无论如何是永久地被拖延着了。我妻所能得到的,就是一份医务会的决议摘要。在这摘要 中,我的慢性病被列举出来,而医务会强调送我出国,到一所像发特兰弟教授所开设的疗养院里,留一段时期,最长不超过一年。
  九天之前,我确定是需要卧床了。由于我的慢性病的恶化和出现(它是时常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最恐怖的是我那根深蒂固的多发性神经炎病再次发作, 强迫我忍受一种绝对不能忍受的痛苦,甚至令我行动不得。已经有九天了,我没有受到任何治疗,我出国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来看我。大 卫达哥教授和列云尼医生被召来我床边,指示了一些琐事,但明显地不会对我有任何改善;然后,他们承认“没有什么可作了”,而出国是十分迫切的。列云尼医生 告诉我妻,我出国的事情被拖延着,因为医务委员会显然以为我妻子希望和我一同前去,而“这会太花费”了。我妻回答说,尽管我的状况很值得忧虑,但她确定我不坚持自己或任何人倍伴我出国。于是,列云尼医生向我们保证,在这情况下,事情会很快弄妥。列云尼医生今天再向我说医生们没有办法可施,唯一的办法是立即 起程出国治疗。然后,黄昏时,中央委员会的医生,布天卢甘同志,通知我妻,中央委员会医务委员会决定不送我出国,但留在俄国内治疗。理由是专家们主张,短 暂逗留国外没有用处, 要长时期治疗,而中央委员会只能给我最多付一千元,再多些是不可能的。
  最近,我从国外接到一个提议,保证以二万元作为我底回忆录的版权费。但(考虑到回忆录是要受政治检查的)和明白到在我们国内革命和党底历史是怎样地被 伪造,而我并不考虑对这些伪造帮一臂之力。政治局的整个检查包括不容许对一个人和他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无论那人是在那一个阵营中的——是一个真正的革 命领袖还是那些正感觉到拥有那种尊严去检查他人的人。最后,除了拿到那个我曾为它献身二十七年革命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它以为可以用一笔少于一千元的数目来估价我的生命和健康——的钱外,我看不到任何其它途径可以获得治疗。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结束这段生命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我知道,党的一般意见是反对自杀的;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了解我的处境的人会因此而责备我。如果我的身体健康,我应该以我的力量来反对党内形成的形势。但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忍受党默默地接受将你从它的行列中排挤出去。虽然我绝对相信,一个危机始终 会来临,迫使党把那些沾污它的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死是一项抗议,反对那些令党对这些耻辱作不出任何反应的人。
  如果能容许把一些大事情与小事情比较的话,我会认为你和齐诺维也夫之被排挤,这件无比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定无可避免地会在我们革命内展开一个特尔米多 时期(注)。而在我于党内作了负责职务二十七年革命工作后,我已经走到了一种情势,除了射一颗子弹进脑袋外,已没有其余工作可做了。这两件事实说明了同一 的事情——我们党内现政权的实况。可能这两件事实,一件小的和一件大的,连在一起会震醒党,和令它停止走向特尔米多(热月)反动。
  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十多年的共同工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希望私人的友谊使我有权利,在离别的时刻,告诉你我所认为你底弱点之所在。
  我从不怀疑,你所指示的道路的正确性。你也知道,有二十多年,从“不断革命”开始,我就和你在一起。但我时常感到,你缺少列宁的不屈不找和不妥协性。 如果需要,列宁会单独从事他认为正确的任务。他确信将来会赢得多数,会被承认为正确。自从一九〇五年开始,你在政治上时常都是正确的,我亦曾经告诉过你, 我亲耳听到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时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你。在死之前,一个人无需撒谎,我现在再一次告诉你这一点。
  但你时常放弃你的正确立场,为了求得妥协和让步,你过高估计它们的价值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你常常都是正确的,现在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正确。总有一天,党会明白这一点的,而历史也会被迫承认它。
  进一步说,假使有人离开你,你决不要害怕,尤其是当大多数人还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快走向你的时候。你是正确的,但你的真理底胜利的保证有赖于坚强的不妥协性、严谨的坚决态度、拒绝任何一次的妥协。这些正是真理取胜的秘决。
  我时常都希望告诉你这些,在这个要说再见的时刻,我终于说出来了。
  我祝福你的力量和勇气,像你时常表扬的那些人一样;以及,一场快速的胜利。我拥抱你,再会。

你的
A·越飞


  再:我是在十五至十六日之间的晚上写这封信的。在十六日玛丽·米埃露芙娜去医务委员会,坚持要送我出国,只有一两个月也好。他们回复说:专家们的意见 认为出国一段短时期是绝对无效的。他们告诉她:医务委员会已经决定立即送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如此,一个为了我的健康的短暂旅行,他们也拒绝了,虽然全部 医生都同意在俄国治疗是无效的,而且对我没有丝毫好处。
  再见了,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坚强点,你需要如此,同时也要有活力,不要为我而生怨恨。

(注:特尔米多,又译热月,是一种历史类比,源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后,公安委员会主席罗伯斯比尔于一七九四年一月被杀,从此革命转趋低潮。这个词的意思是群众在革命中的政治果实已被篡夺,但革命的社会变革仍然保留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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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燧鸣 2015-3-20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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