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有很多类似之处。然而，最显著的差异是，1930年代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以社会民主派为右翼、无政府主义为左翼、各国共产党为中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连结国际左翼运动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代表）让当时的人们明确感觉到，在破产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以及作为此一此秩序在各地之表现的各种压迫剥削体制之外，别有出路。相较之下，当代在许多国家地区虽然都出现反对破产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将其祸害转嫁给劳动大众的群众抗议运动，但这些运动之中的一大部分，由于历史因素，几乎完全缺乏1930年代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视野。

冷战时代被打造为反共堡垒的台湾，即使到了2010年代，群众运动中依然存在著强固的反共意识，反对资本主义的后果的抗议多半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古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论述的语彙来表达。尤其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成为维持当前东亚资本主义运作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之时，反资本主义的抗议声音更弔诡地以反对这个政党及其所运作的国家机器为主调。由于近来台湾的重要群众抗议多半自发性极高，特定政党、社运团体、乃至个人所能够扮演的角色比以往大大降低，因此，运动的风格与调性更少是源自于某些团体或个人的主张，而更多地来自社会成员共享的意识形态。

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历史不会简单重複、未来的非资本主义替代道路未必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同，但是，社会主义视野的缺席以及无意识的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切割断裂，不仅仅使得运动愿景茫然，更为当下的抗议运动的运作带来许多实际的矛盾与挑战。我认为，微观尺度下所看到的运动的问题，与这个运动在宏观尺度上的问题必然有著间接的关连。本文尝试描绘分析这些可以观察得到、已经重複出现的微观问题，并推论其在宏观层次上的政治意义，希望能够至少开始实事求是地落实于在地脉络中讨论运动的可能出路。

这一波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后果

1990年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常被命名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等等。它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台韩港星等「新兴工业国家」、以及之前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展现出与冷战期间很不一样的面貌。

在美国、日本、西欧，冷战期间在国内政治与经济议题上足以与资产阶级右派相抗衡的改良派工人阶级政党、工会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力量所支持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相应的经济运作模式（如美国的凯恩斯派政策），纷纷退却式微。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动态和历史进程。在英美是撒切尔/里根的右派兴起，在日本是1993泡沫经济崩溃。但是共通的背景是製造业大量从老工业基地外移到无工会地区、乃至国外，因而在左翼政治的传统基地发生大量的关厂裁员，乃至连以往的中间偏左政党都严重右倾，与右派一同高唱「国家竞争力」之类的口号。在这些地区，反对资本主义的声音，从1990年代起，几乎都以保卫既有的进步措施的面貌出现。

韩国、台湾与香港在1990年代的状况不太一样。全民健康保险之类的许多劳动阶级所享有的政策保障与措施，以及环境管制政策等对于资本的限制，是在1990年代出现的。台湾与韩国的改变显然是1980年代开始的民主化等政治社会变迁的后果。香港的状况则较为複杂，牵涉到中英主权移交谈判与本地资本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複杂互动。

使得这个历史变迁更形複杂的是，1990年代也是台、韩、港、星这「四小龙」开始大量资本外移的时代。在1960年代开始的、以替美日资本代工生产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大脉络之下走进入工业社会、城市生活、以及雇佣劳动体制的人口，开始出现两极分化。

以台湾为例，1960─1980年代在学界与民间同样盛行的看法是：除了政府扶持的少数特权财团之外，广大的中小企业主与受雇劳动者之间界线是模糊的，两种身份之间有大量的流动。「黑手变头家」有希望，头家变回黑手，也很常见。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一部份企业主靠著剥削中国大陆与其他低工资地区的劳动力而发财致富。同时，大部分普通劳动者靠著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积蓄创业发财的可能性逐渐消失。

1980年，台湾的吉尼系数（Gini Index）降到史上最低的4.17、GDP年成长率往前往后看、年年都超过7%时，政府经济官员自豪地称之为「平等的成长」（Growth with Equality）。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引此为例，来要求各个第三世界债务国放弃民族工业化道路，搞加工出口工业化，来赚外汇还债。然而，从那年开始，台湾的家户所得不均持续上升至今。历史证明，台湾不是例外。阶级分化，资本主义的常态，同样发生在此地。

「四小龙」之外的前第三世界国家在后冷战时期发生的，可说是二十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完结。进口替代的民族工业化，可说是二十世纪全球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追求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这个三合一目标的中心经济策略。反帝激进程度不等的各个新独立国家政府纷纷试图藉此道路摆脱帝国主义体系之下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然而，到了苏联崩溃的1990年代初，除了中国这样的大国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完成了「民族工业化」的目标。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三个1970年代被认为最可能成为「新兴工业国家」的拉丁美洲大国深陷于外债泥淖。英雄式地完成了长达数十年的独立战争的越南，也开始「改革开放」，再度欢迎外资去开採剥削越南的人力与自然资源。

对我们今天谈2014年台湾反服贸抗议的课题来说，最关键的变化在中国大陆。从苏联集团尚无倒台迹象的1978年开始，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迂迴但持续地推动一系列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措施，从农村集体的解散、大量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到利用包括港、台、韩在内的外资来建设加工出口部门，中国成功地把自己的角色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另类道路」改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流砥柱之一。

对当代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能否有效利用（剥削）到中国大陆的廉价劳力与自然资源，几乎就决定了市场竞争中的胜败。以台湾的代工产业来说，1980年代为 Nike 等欧美日品牌商代工的鞋厂有数百家，每家规模都很小，员工人数很少超过百人。到2014年，主要利用中国大陆和越南与印尼劳动力的宝成（裕元）集团一家，就佔了全球鞋业代工市场的20%，雇用人数42万人。在电子代工业，同样地，原本数百家互相竞争的台商集中到两、三家，其中最著名的鸿海（富士康）集团，到2008年的全球总营收已经超过台湾各政府预算总和，2012年雇用人数130万人，也超过台湾公部门雇用人数总和（包括军队）。

经过1997开始的几波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核爆之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已经很明显：在没有任何有效的管制之下的市场经济的剧烈扩张，在把越来越多全球人口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同时，造成了高度的、跨越国界的经济不平等。少数富豪，现在包括出身于中国、印度、韩国、台湾、墨西哥等地的少数富豪，佔有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而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包括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人口，愈来愈难以餬口，更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翻身致富。这个现象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劳动人民如何反抗这种现象，在今日，却远比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任何历史时期更众说纷纭。

小资产阶级的正义观与暧昧的「主体性」问题

回看1980年代台湾的民主论述以及影响著一般民众支持或不支持这种或那种特定的民主论述的「民主感情」，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事实上有著决定性的重要性。这种社会多数成员共享的「民主感情」一直延续到「太阳花」这一代的台湾青年，把他们对现实的义愤框架在特定的路径上。这种感情与1970─80年代现实存在于台湾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大量相符合之处，但与2010年代的台湾社会相比，恐怕仅仅是一种怀旧乡愁。

1960─1970年代急速工业化之下的台湾，从一个典型的农村出身、到都市打拼的闽南、客家青年的观点来看（眷村出身的第二代非权贵外省人子弟的经验也有很多与此类似之处），事情是这样的：少数党国权贵以及他们的附庸者，做生意的时候可以得到几乎全部是政府控制的银行的贷款，可以优先取得各种特惠，他们是经济成长中不劳而获的一群。但是，一般人家出身的年轻人，或许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个低薪工作，藉著工作经验（或许还加上升学主义之下的教育），累积足够的技能、人脉与生意管道来创业。但是，他们极难透过正式管道取得银行融资。一些行业，例如外销美国的成衣业，必须花钱、攀关系、跟半官方机构的特权人士们（在成衣业的例子，是经济部资助成立的「纺织外销工业拓展基金会」）取得出口配额，他们的小工厂的产品才有机会外销进入广大的美国成衣市场。但是他们的事业规模小到随便一个闪失，企业就会倒闭，老板又回到劳力市场上找工作。

戒严体制、独裁政权，对这样的小老板来说，非常具体地体现为每日营生中的阻碍与限制。对于嚮往成为独立创业者的年轻工人来说，这些问题或许就是在他们与兄姊们的谈话中所理解到的、自己翻身出头的阻碍与限制。这些1950年代出生、1980年代在各大都会区讨生活的年轻工人，是80年代民主运动的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历次街头战斗中走在最前线，被称为「衝组」。而他们之中事业成功一点的，多半成为后来成立的民进党的忠实捐款者。对他们来说，除了保障人权、建立代议政治与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之外，民主最实在的内涵，是有能力、有企图心的年轻工人，都可以有公平的机会成为小老板，而所有的小老板，在公平的竞争中，都可能致富。其他的社会正义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多半联繫在这组对现实的特定形式的不满中。

所以，国营企业与政府官员表现恶劣，大家义愤填膺，不惜以身相殉来反抗。私营企业表现恶劣，则往往只有最老实的一群关厂工人，会紧握著著手上被践踏的权益与尊严跟它拼搏（虽然她们后来一直拼搏到2015年的今日，斗志还未止息），绝大多数台湾工人遇到被恶质老板压榨欠钱多半会选择放弃抗争：「去赚比较快」。而且，事实上，去中国大陆赚，还比死守台湾要有希望得多。

顺应著这种情绪，也符应新全球化自由主义的浪潮，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三任民选政府逐渐把台湾的公营事业私有化、特许事业（如银行）「自由化」让本地与外资参与。公务员人数从1980、90年代的近60万人，遽降到今日的30万人。「小政府」不仅符合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更可回应上述那种普遍的反政府情绪。几乎所有的台湾人都自发地讨厌公务员，更别说军人与警察。

在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民主论述中，「主体性」这个字眼往往处于核心位置，暧昧而一语多义，就如同它在日、韩两国现代政治思想中之承载著多重意义一样。在台湾，「台湾的主体性」是台湾独立的代名词。妇女运动反对性骚扰的倡议，会谈「身体的主体性」。学生运动反对校园内党国体制与特务的监视与思想控制，也会谈「学生的主体性」。社会运动联盟中讲究尊重各个团体的「主体性」，不能由哪一方称霸，尤其不能让大家共同的运动成果「被收割」。

不同脉络中的「主体性」一词共通的意义包括自由选择、自由意志、类似私有财产一般不可侵犯的权利，等等。事实上，私有财产，尤其是弱势者赖以生存的一点点并不侵犯到别人的私有财产，是此处「主体性」一词的绝佳意象。而被认为最会侵犯这种或那种「主体性」的，多半就是国家机器、或者国家机器的相似物，如父权体制。对应到每日经济生活中，这种恐惧自己仅有的一点点赖以求生的私产被巨大的国家机器侵犯剥夺的感觉，是所有小企业老板共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应该是合适的。

直到今日，虽然在非学术场合使用「主体性」一词已经渐渐带上了学究的气味，国家侵犯弱势者的私有财产（道德意义上的，不管法权上的所有权是否完备），仍然最容易引起台湾人自发的集体义愤。这十年来，最终在318佔领立法院达至高潮的一系列社会抗议之中，很突出的一条线就是一系列的「反拆迁」抗争：农民土地房屋被徵收改建为工业区、小市民的住宅被强拆以进行都市更新、老年汉生病患生活了几十年的疗养院院舍要被拆掉、都市原住民自力在河边荒地建起的部落要被拆掉、、、等等。这些都吸引了大量「外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强烈的关注乃至持续的投入抗议。

尊重「主体性」的运动面临的窘境

相较于我所出身的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当前的学运最突出的特色是：众多个人强烈而持续的献身热情，与运动组织的鬆散和运动论述的浅薄完全不成比例。汪晖评论太阳花学运时正确地指出它带有对政党作为政治载体、乃至代议民主制度足以反映人民意志的否定。他也认为这些否定都不太彻底。我认为这是个正确的判断。汪晖从远处观察到，我从抗议的每日运作中看到。

在「太阳花」佔领立法院期间，议场内外佔领者的每日生活安排之中，到处都有一些让参与者不高兴、但却又自发积极维繫或消极遵守的规矩。这与 Woodstock 之类欧美嬉皮世代的学运风格完全相反。静坐区必须留出一公尺宽的医疗通道，有志工会自发接棒担任纠察队维持这一点。垃圾分类回收必须严格遵守，认真得可爱的垃圾分类志工会追著手上拿著个饮料瓶子的我走，等我喝下最后一口，马上丢进他手上的袋子，是担心我会误丢进普通垃圾那袋吗？至于抽烟，这连志工提醒都不用了，自己去找个不妨碍人的角落去吧，否则会被其他静坐者瞪死。

这种井井有条的、运作良好的自发秩序，几乎每一个来到现场的路人甲都会马上进入状况，或许很快就接手担任各种职位的志工，自动自发地操持著现场的大小事务。这让许多来参观的中国大陆学生大为惊异：一点都不「乱」。

问题是，有些措施后来证明并不实际、需要修改。「医疗通道」就是一例。在人潮汹涌时，让纠察队奋力保卫出一条医疗通道，会挤压其他抗议者的空间，而且，在没有与警察衝突的场子中，身体不适紧急送医的人真的不多。那为什麽还是要留下医疗通道呢？这件事从静坐第一天我就不断听到各种参与者抱怨这事，虽然抱怨的人还是乖乖听纠察指挥。

医疗通道这件事讨论多时，毫无结果，甚至连谁开始拉起医疗通道都难说。反正，规矩就是出现了。认同运动的人，几乎只能拥抱或忍受。不赞成的，根本找不到哪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好反应，大家都是志工。也很难开会决议，因为会议出席者成员的边界难划分，包括了谁而没邀请谁，大家都尴尬。而且、会议组织程序、议事规则、等等都太像大家讨厌的政治人物玩的游戏。

连一条医疗通道都搞得几近无解，严肃的政治决定就更糟糕了。一方面，严肃的政治与策略讨论。虽然在实际领导运动的各个小圈圈内不是完全缺乏，但这些小团体更多的时候是在分工做事，主要靠著同志情谊而不是正式程序在维繫运作。另一方面，318衝进议场的抗议者们，绝大多数是当场才互相认识的。真正组织有系统的讨论的尝试，是第二天早上才开始。

在犹豫不决中，两三个「明星」被媒体相中，虽然他们一再重申自己跟其他人没什麽大差别，只是运动的一员。但是，主流媒体几乎无法报导面目模糊、决策不明的集体；媒体需要明星。于是，这两三位就成了「学运领袖」。会议再怎麽努力讨论做出了一个共识决议，「明星」接受电视访问时脱口说出与决议不同的意见，搞了几小时好不容易弄出的决议就等于白费。决策会议参与者的的挫折感可想而知。

而这还是议场内部，抗议行动「最核心」的状况。在议场二楼的佔领学生后来也浮现对议场内的不满、觉得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议场外的学生，更无法参与讨论，隐隐觉得，学生佔领的立法院议事厅，其实也是个黑箱。我们的口号不是「反对黑箱服贸」吗？于是，有一群学生组织了静坐区外的「贱民解放区」，讽刺抗议群体内部的不公。这让议场内「核心」的学生颇感委屈，他们也没有真的要抓权力啊。（一位「场内」的学生私下很愤怒地抗议「贱民解放区」对他们的嘲弄，她说：「她们除了嘴巴贱，到底还有哪裡贱了！」）

这与1980年代的学运内部运作状况真是天壤之别。当时，刚从戒严体制内走出来的学运团体多半有比较严密的内部组织（虽然远比同时代南韩的学运组织鬆散），靠会议、读书会和各种共同参与社会运动的集训活动凝聚情感连带与思想共识。在组织之间的联盟，由于两大派系的斗争，以及派系之间合作的需要，开会，在低信任的基础上取得决议，是每个学运学生的必要技能。当时，运作良好的学运团体必须可以让成员放心让渡自己一部份的「主体性」给「我的代表」去在各种场合代表「我」斗争。「我」也愿意在尚未完全被说服的状态下忠实执行集体的决议，有问题事后检讨再说，因为团体的「主体性」我也有一份。

事后来看，当时的「野百合」世代学生是在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还是个空壳子摆设的时代，在运动内部预演著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太阳花」现在面临的组织难题对当时的我们都不难解决。政党政治与代议民主正是用来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也由于学运的训练，我们这代学运份子进入政党政治非常顺利，几乎所有的技能都在运动中练过了。

问题在于，如果台湾在1990年代建立起的政党政治有效，我们今天也不会面临大量群众自发支持佔领立法院这种抗议。

对于政党政治的厌恶情绪，不只在口号与抗议行动，更在运动组织的内部：多年来，抗议学生之间没有人有效组成具备类似政党功能的团体、没有人习惯当团体的头面人物而又不篡夺成员的权利，团体间的联盟没有形成类似议会的决策机构。就算有决策，在千千万万自发参与的群众面前，任何一个政党或类政党组织也很难指挥得动群众。

这是难题，也是希望之所在。难题在于，究竟运动的积极者该如何在这种情形中发挥正面作用。希望在于，任何一小撮人要绑架这种规模和形式的运动，效力恐怕都很低。

反资本主义的政党过时了吗？

从1848年欧洲各国失败的革命开始，也许到1980年代为止吧，世界各国反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多半集中在工人阶级政党上：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等等。在无政府主义传统发达的地方，也许还会有无政府主义工团运动（anarcho-syndicalism）作为运动的最左翼存在。

在产业工人佔少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以工农联盟、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和有纪律的组织力量，常常站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位置上。中国共产党创党之后近三十年、数度濒临灭绝却又起死回生的革命历程，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榜样。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国家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坚决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也让他们在战后数十年维持著可观的群众支持，法国与义大利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亚洲，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的复兴也有著类似的背景。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而牺牲性命，或许是个人为了政治主张而让渡出「主体性」的最极端的例子。如果这是在清醒觉悟之下的抉择，那个党、那个运动必须有足够清楚的主张与路线、以及足以追求实现主张的组织力量，才能使选择牺牲者相信牺牲是值得的，因为自己死后同志们会把他们共同的信念贯彻到底。在比较没有那麽高张力的政治情境中，例如在代议政治的选举中，志愿、清醒的权利让渡，同样需要被授权的政党与政治人物能够说服其支持者，一旦他们当选、执政，他们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竞选诺言。

无论是革命还是选举，19、20世纪反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者除外）能够吸引支持者的共同信念是：现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可以被改造来服务工农大众的需要，并在某种过渡时期之后，消灭资本主义。到了1990年代，这个信念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让人高度怀疑。苏联集团各国的共产党政府在本国人民的唾弃之下纷纷垮台。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从「逐渐消灭资本主义」退步到「调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英国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甚至连调和阶级矛盾的主张都放弃了，和保守党一样高喊「国家竞争力」。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被视为全球最彻底的反资本主义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首要党纲放到了不可见的遥远未来。

这个情境使得2008年后全球经济危机之下各地的反抗运动呈现出不同于1930年代的一种惶惑不安。在1930年，苏联只成立了13年；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都还受到各种压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没有成功过。换句话说，当时最激进的政治运动所提出的主张、路线和革命愿景，都还有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在，当年的那些社会主义主张都被或多或少地实现过一次了，成果不佳。资本主义还在，还在继续扩张，其灾难性的内部矛盾继续祸害著愈来愈多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更继续荼毒全球的自然环境。

这时候，在类似当代台湾那样的历史脉络中，不管哪一股政治力量要出来宣称说：「我们有一套纲领，不是只补补这裡那裡的疮疤，而是彻底改变现在『财团当道、豺狼治国』的情形」。这不只不能说服群众，恐怕连自己都很难说服。说大话空话的政党与政治人物，大家都看多了。现在，许多台湾人民认为最好的状况，恐怕也只是选出像柯文哲这样的「白目」政治素人，清理一下各种弊案，挫挫「海峡两岸政商集团」的嚣张跋扈。至于彻底的改变，连空想都很难想得出来。

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会像什麽？

汪晖把台湾反服贸运动放置在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的抗议潮中，认为它有新意：对代议民主制的质疑。相较之下，美国的「佔领华尔街」只是对大资本金融统治的象徵性抵抗，而从突尼斯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则是打著反专制、要民主的旧旗帜。我们或许可以把导致目前的乌克兰内战的2014基辅抗议算在内。香港史无前例的「雨伞抗议」当然更不能忽视。这些大型群众抗议虽然具体口号不一、后果也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二十世纪意义之下的政党──不管是左是右、是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作为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或政治集中的会师点。从这点来看，台湾佔领立法院行动客观上所造成的对参与在代议民主游戏中的朝野政党一致的质疑，并非独一，只是比较凸显。

这些没有政党领导的群众抗议大量地重複上述台湾佔领立法院行动之中的特点：一方面井然有序的庶务安排与志工协调展现了群众自治的能力，用日常庶务的流畅运作宣告著「我们不需要政府管」；另一方面，几乎没有足以通过集体讨论形成决定的组织形式使得运动的走向难以预料。美国的「佔领华尔街」行动在天气冷下来之后就悄然消失；埃及经历了一次修宪、一次大选、一年的民选右翼政府执政之后，经过再次大型群众抗议和军事政变，使得旧势力又班师回朝。乌克兰则导向可能牵动区域军事衝突的内战。

在这些前车之鉴中，台湾的群众抗议会走向何处？这往往是个让人细想之下越想越焦虑的课题。到目前为止，支持抗议的台湾群众有许多还在对去年底的地方选举中国民党的大败觉得满意。但是，很少人认为2016年民进党再次的执政就能够解决问题。说不定，没多久之后，群众又得回到街头，抗议下一任政府。

积极的一面是：「政府无能」的骂声中，台资财团才是真正的统治群体，这个事实愈来愈清楚。

独派论述认为，台资财团之所嚣张，其实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撑腰。从而，他们试图把反财团的情感导向反共（反对今日权贵资本主义当道的中国共产党）。而反共，在台湾这个冷战的前哨地带的历史脉络中，自然地就是亲美亲日。这个派别很弔诡地继承了戒严时代国民党蒋家政权的大部分政治主张，虽然他们自认为是国民党的死对头。

这种21世纪的亲美反共（从而反中）论述的前提是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著紧张关系。问题是，现实的经济运作中，美中两国资本、从而代表两国资本利益的两个政府之间，并不仅仅有竞争以及其他形式的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紧密扣连的「全球装配线」生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台湾资本（与韩国、香港类似），是中间人。忽略了这个现实，运动必然会打不著我们当前社会真正的统治集团的痛处。

作为尝试为运动注入进步元素的行动者，我们对于当前台湾的政治辩论最重要的任务，可能是不断重複地以行动强调两岸劳动阶级之间的命运连带。这是一个枢纽性的任务，成功的话，反财团的群众感情才比较可能从忽略现实的反中反共转向比较符合现实的认识：问题出在资本主义。

问题是，什麽样的政治力量可以挑战资本主义？

在小资产阶级感情佔主导地位的台湾社会，近期之内，绝大多数运动参与者能想到的还会是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行动：一方面试图发展不被大财团控制的营生与生活模式，例如有机小农合作社，以探索「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个口号；另一方面，各种保卫弱势者私有财产性质的抗争还会继续爆发、继续召唤著大量群众的热情义愤。这样的义愤会导向何方？另一个政党、甚至另一种更具草根民主性格的政党接管政权？目前的确有好几个组织新进步政党的倡议正在进行中，但是一时还看不出这些新政党能够如何有效挑战代议民主制的侷限。

或许，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暂时悬置马克思主义及其反对者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末期所打造出来的既定论题，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中工人政党的角色等等，而回到1848年前的欧洲去找一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那时，儘管西欧各国大量的人口已经开始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之下，各种党派的论述、组织、倡议、行动却都还是粗疏、直观、符合群众的自发信念与感情，但即将要在实践中失败的。我们的时代的政治状况与此类似。当年的马克思一代人就是凭藉著批判这些运动与论述，建立起他们的理论体系，让之后一百年的反抗运动足以援引为思考泉源。再度複习马克思做过的课题，或许能让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精神抖擞、敢于斗争，而不仅仅是悲叹运动的不足之处。

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谁设计好一套蓝图，再说服人们去依循著蓝图建设新乐园。相反地，社会主义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批判。在这个意义上，2010年代仍然有可能是思想丰富、而非贫瘠的年代。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