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1950年代，人类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样风起云涌，旧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偏偏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苏联共产党带头，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响应，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跟风，他们疯狂诋毁斯大林、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鼓吹和平过渡、迷信议会道路，还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抹煞阶级斗争，鼓噪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等等。所有这些，严重干扰和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百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因此而发生了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分裂。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带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政党，与这股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开始，我们出于斗争策略，采取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内部讨论、内部争论，尽量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但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一意孤行，于1963年7月14日发表了《致苏共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们又公开做出反华决议。与此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跟随苏修的指挥棒，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甚至扬言要对中国共产党采取“集体措施”。
中国共产党被迫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先后发表了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为主题的9篇文章。这9篇雄文，从各个方面深刻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有力鞭挞了苏联叛徒集团的种种行径。这9篇雄文，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苏联国内产生了重大效应。由于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推行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和奉行霸权主义作风，使苏联叛徒集团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动，也使苏修集团内部发生严重矛盾。1964年10月，他们内部上演了“换班闹剧”，让赫鲁晓夫“光荣退休”，换上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一届领导人。毛主席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他们连篇累续几千篇文章，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因为真理不在他们那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你文章再多，也动不了我一根毫毛，而我们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打倒了。可见修正主义的基础是脆弱的。”
1964年11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同志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这就充分说明，新上任的苏联新领导人面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一系列被动局面，不仅丝毫不思悔改，丝毫没有自我批评，反而执行着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见《十年论战》第十六章第四节《对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的抗议》）
苏联新领导不仅没有改变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为了掩盖他们的虚弱本质，假惺惺地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奢谈“国际团结”，并主张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以示团结。
他们在这个时候高喊“停止公开论战”，无疑是因为继续论战已经对他们没有好处，只能使他们的修正主义嘴脸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他们在这个时候倡导“国际团结”，无非是要堵住别人的嘴，谁批判修正主义，谁就是不团结。他们在这个时候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无非是要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团结”到苏联修正主义周围，无非是要在会上重复他们坚持修正主义观点、毫无自我批评、同时又奢谈“停止论战”、“坚持团结”的陈词滥调。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这一套把戏，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我们在这里刊登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9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相关章节的内容，以便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情景。
在今天的左派队伍里，也有人如法炮制地奢谈“团结”。让我们温故知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从而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 第十七章 走向分而不裂
第一节 置之不理
1964年11月26日，我党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重申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并把召开筹备委员会的时间推迟到1965年3月1日。
苏共中央这次来信，根本不是征求意见，而是下命令。
11月28日，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的来信。毛主席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们去开，我们正盼他们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现在我们的方针就是置之不理，看他们怎么办。
就在《真理报》12月12日发表那个开会通知的同时，苏共新领导策动拉丁美洲九个党组成一个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九个党的代表团以古巴党的罗德里格斯为首，包括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的党的代表。这个代表团来北京的目的主要是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
12月14日，毛主席会见了这个代表团。毛主席回答他们说，世界上那么多党骂了我们，骂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只回答苏共的《公开信》，而且才写了九篇文章。苏共还有很多重要的决议、讲话也都是反华的，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所以公开论战不能停。过去，你们好些党也跟着苏共公开骂我们，我们也有权利来回答。你们骂了那么多，那么久，但我们一直没有回答。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你们可以自由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自由呢？为什么要剥夺我们自由辩论的权利呢？毛主席说，停止公开论战就是不行。我们要答辩，而答辩这样多的指责时，一天不够，一个月也不够，一年也不够，一百年也不够，一千年也不够，索性讲得彻底一点，九千年我们都回答不完，要回答一万年。凡是批评过我们的，我们都要回答，包括你们在座的批评过我们的这些党，我们都要给你们回答。
毛主席说，你们说公开论战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那么我们要问，你们公开批评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你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你们对我们的公开批评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现在我们来回答你们的批评，你们却说我们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有这个道理吗？讲得通吗？毛主席说，关于召开什么兄弟党国际会议，不管开26个党的会也好，开60个党的会也好，80个党的会也好，我们统统不参加。因为这是苏共片面决定的，没有跟我们商量。苏共新领导决定的东西，跟赫鲁晓夫不同的只是改头换面。召开那样的会议，就是分裂的会议，我们决不参加。
毛主席还对他们说，我们怀疑你们是受了苏共的委托到中国来做说客的。我们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的话我们不能接受。
第二节 最后告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1965年2月5日从莫斯科飞抵北京，5日和6日在北京停留两天。周总理同他会谈。他7日飞越南访问三天，然后又回到北京，停留一天。11日毛主席同他会谈。
在柯西金访问越南期间，美国总统宣布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即美方吹嘘的所谓“地毯式”大轰炸。从当时美国报纸的反应看，美国这次对北越进行大轰炸，是有意给柯西金颜色看的。
1965年2月10日，毛主席在北京参加首都各界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
中国全国各地从8日到10日先后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特别是10日在北京举行规模空前的群众大会，抗议美国轰炸越南，声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一共有300多万人参加。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
毛主席同柯西金会谈时，一开始就问柯西金在他访问越南期间美国轰炸的情况。但是，柯西金没有多说，他很快就提出，毛主席在1962年曾经跟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讲过，中苏双方最高级领导会面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柯西金问：现在是不是到时候了？
毛主席说，1962年我跟契尔沃年科曾经讲过两党领导人会谈。当时我讲的是赞成你们公开论战的做法。我说，公开论战，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张论战，而是你们开始发动公开论战。只要你们发动论战，那我们就有权利来回答你们。但是，公开论战无非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所以我们赞成你们这样的做法。至于现在提到要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天晓得哪一天才能够停止呀！去年，罗马尼亚同志到中国来，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事情大概你们是知道的。我跟他们说，可以论战25年，25年以后再说。后来又有人说，不但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于是我就提高价钱。我说要公开论战一万年，少了不行。
毛主席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1963年7月14日发表《公开信》那种论战，也赞成去年（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作报告和做决议那种论战。不要搞那些不痛不痒的论战，不痛不痒没有什么味道。
毛主席说，我们赞成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
柯西金辩解说，我们也发表了你们一些文章。
毛主席说，不对。我是讲你们前年7月14日公开信和去年2月的报告和决议，我们都发表了，这是你们主要的、讲实质问题的公开论战文件。而我们答复的文章，你们一篇也没有发表。
毛主席说，对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而对你们二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你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也都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公开论战，那是不行的。可能帝国主义会使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某些人，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帝国主义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行。
柯西金说，我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好好地谈呢？
毛主席说，你们说你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西金说，你可能已经发现，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叫做教条主义，只是你们把整个马列主义分成为两半，把自己叫做教条主义，把我们叫做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列宁就是这样做的。
毛主席说，如果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争论了。对于这两个东西，什么时候都要反，有多少就反多少，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
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常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
毛主席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争论总是会有的，但是也会讲和的。我们同住在一个地球上，你看吧，不要多少年，我们的关系也可能会改善。说一万年、九千年是讲得凶一点，“教条主义”就会说这些话，而你们是不会说这些话的。
柯西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教条主义”这个词？毛主席说，我非常欣赏这个词，这顶帽子戴定了，脱不了了。
柯西金说，这是你自己给自己戴的。
毛主席说，不对，这是别人给我戴的。其实我冬天出去，到室外都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群众大会，也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
接着，毛主席谈到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
毛主席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12月15日开，就应该那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们又说要改在今年3月1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这个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
柯西金说，这个会不是我们要开的，而是许多党要开的。你们过去也主张开兄弟党会议。
毛主席说，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的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3月1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3月1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
柯西金辩解说，我们不是召开起草委员会。如果开起草委员会，就要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制定一个纲领，那样做不行。我们召开的是协商会晤。
毛主席说，起草委员会那个名字也不要改。你们制定纲领也好，不制定也好，你们就去开会吧。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不参加就是了。
柯西金问：为什么你们不参加？
毛主席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1964）7月30日的那封信里面就是那么说的，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你们11月24日给我们的要在今年3月1日开会的那封信也是这样写的。这不是你们干的事吗？这两封信不是你们写的吗？11月24日的信，不是赫鲁晓夫干的，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
柯西金对此无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