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温州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模式”作为媒体热词，曾与“苏南模式”相比较而崭露其峥嵘头角，显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导向性典型价值，成为继小岗村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拳头产品”。

概要而言，所谓的温州模式，就是指一种在浙江温州地区发育成型的不依赖国家投资、不依靠政府组织的由农民自发自生的非农化发展模式。主要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主体，以遍布全国甚至全球的购销员队伍为主力，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这与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由地方政府主导组织的苏南模式，恰成鲜明对比。

改开之初，在崇尚自由主义经济的资改派领导和专家们的刻意操弄下，温州模式成了一种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标本而声名鹊起。“敢为天下先”、“敢吃第一口”、市场搏击中的首创精神以及吃苦耐劳、精明强干等等溢美之词，纷至沓来。许多在文革期间因投机倒把被整的灰头土脸的不安分农民，个个咸鱼翻身，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致富能手。同时，“改革先锋”、“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光环，也彻底遮蔽了那阴暗背光处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种种丑陋邪恶。掘得了第一桶金的“带头人”们，尝到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甚至“法虽禁止无不为”的甜头，喜滋滋地戴上了民营企业家的桂冠，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天与不取，必遭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古人充满智慧的格言警句，在温州人那里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运用和淋漓尽致的发挥。投机钻空子一路走来的温州先富们，遇上如此大好天时，怎会轻易错过？所以，把政策惠好发挥至极致地寻求利益最大化，成了温先富们的头等功夫和专擅。在温州，实业的根基极其薄弱，除了几个挖了国有和集体经济墙脚发展起来的名牌企业外，靠自己白手起家的上规模企业，真的是乏善可陈。生产的主打产品也只是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缺少技术含量、附加值不高的低端大路货。与苏南模式相比，温州模式在技术力量、管理文化和交通条件等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严重劣势，短期内是无法克服、无法弥补的。所以，用官方的正面语言表述，那就是要发挥温商传统优势，在流通领域大显身手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铁面总理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这样的绝好“天时”被温州人抓住了，那在八十年代掘来的第一桶金就派上了大用场。曾几何时，温州的那批捷足先登的企业家们，把原来的企业作为向政府要地的筹码，兴起了圈地狂潮。在本地用地资源日蹙的情况下，就把目标瞄向全国各地。于是，大户创办房开公司，利用政府征地、银行项目贷款“套白狼”；中户则利用民间集资买楼幢现炒现卖“套黑狗”；小户则随大流买商铺、买厂房、买套房及时出手“套小猫”。曾几何时，各地的房产销售点普遍活跃着温州炒房团的身影，在温州人的热炒下，各地房价水涨船高，当地居民叫苦不迭。在房地产领域赚得钵满罐满以后，温州人又把目光移向矿产、农产品等，于是，炒煤、炒大蒜、炒苹果、炒大豆······温州人炒上了手，也炒上了瘾。

在温州人于流通领域买空卖空大赚其钱的同时，资金本身的融通也成了一个牟利的途径。藏富于民曾经是温州模式的一大“闪光点”和卖点，实力雄厚的民间资金，素有中国犹太人之誉的温州人是不会让它干躺在银行里睡大觉的，必然会让它活起来，用钱来生钱，以赚取最大可能的利润。于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就出现了只有在旧社会才有的私人钱庄、私营典当行等民间金融机构，当时还美其名曰“开辟灵活高效的民间融资渠道”、“搞活农村资金流通的大胆尝试”、“繁荣地方资本市场的独创性探索”等等。随后冒出来的农村基金会、担保公司、农村银行等，便编织了所谓独具温州特色的民间资金流通网络。当地民众在高于银行利息一倍甚至更多的厚利引诱下，纷纷把自己的长年积蓄，存放到民间金融机构和企业大户那儿，定期收取高额利息。在这种运作模式下，政府监管缺位的弊端也就凸显出来了：融资主体的资质认证、风险评估、利率把控以及资金流向监控等一系列程序，在“大胆闯”、“大胆试”和简政放权的喧嚣中，流于走过场，甚至彻底放了鸽子，整个社会的资金运作处于完全放任自流的盲目和无序状态——这就是几十年来被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吹捧的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然而，当地的国有银行却不会真正的无为，掌握信贷资源的金融官员们便把这种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充分把握信贷双轨制的利好，与民间金融机构暗中合作，利用官民两种金融机构悬殊的利率差，干起了信贷官倒，从中牟取暴利、中饱私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经济领域的风云变幻，所导致的后果，有时就不仅仅是致人感冒打喷嚏那么小意思了。缺乏实业支撑的温州民营经济，一开始就把华丽的大厦建造在虚浮渗水、涨冒泡沫的漂移沙滩上。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总理为了救美国，在国内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措施。在这种千载难逢的“天时”面前，温州人当然不会坐失良机。这过程就不必赘述，神州大地一座座鬼城就是最好的解说员。要命的是，温商的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势必引起整个温州社会的雪崩式金融塌方和民间信贷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投资房地产、煤矿等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家们，由于资金周转问题，累及自己的本业，使得原来的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倒闭。这对原本就很脆弱的温州实体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许多通过民间融资渠道筹集资金的老板，除了跳楼，就是跑路。而把钱存到担保公司或企业家手中的零散食利者，眼巴巴看着自己的辛苦钱打了水漂而徒唤奈何。其中有许多金融掮客，低利率吸资，高利率借给金融机构，这下落得丑态百出、两头受气。目前的温州，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有：关门、倒闭、破产、跳楼、跑路。

痛定思痛，痛感于温州模式弊端的更深层根由，一直在当政者的“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的强势话语霸权下，被刻意掩盖和粉饰。现在，有必要揭开以示人：

首先，缺乏强劲实业后盾的经济繁荣，充其量只能是水上浮萍——不稳固；也只是春寒秋热、老健君宠——不长久。由于缺少实业经济的固久化占用和规范化运作，温州民间资本相对于生产投资，一直处于富余状态，所以也因可以灵活支配而高度活跃。资本的逐利性决定其投资决策跟着感觉走，哪儿赚钱容易就投哪儿，哪有暴利就流向哪。这种投机牟利的经济抗风险能力极其薄弱，经济领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世上没有永远免费的午餐。摆脱了依靠真功夫搞实业的辛苦、硬码，专注于依靠“炒”的方式轻松实现价值，其结果，必然会把经济泡沫越炒越多、越炒越大。几十年来，温州人依靠这种经济方式尝到了很大的甜头，自然也会紧随着吃苦头的。

其次，由于缺乏公有制经济的组织规范和主体引导，个私经济的贪婪本性如脱缰散群的野马，无法遏止。由于温州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本来就非常薄弱，经过所谓的改制，公有制生产型企业已接近于零。公有经济已全面退出经济的有关领域和环节。公有经济的组织性、规范性优势，在经济场上已完全丧失；公有经济对公共建设、社会公益和共同富裕的基础支撑作用，也日见式微。而温州个私经济自发自生，拥有资本处置的绝对自主权。资本的贪婪本性就可以在不受约束羁绊的状态下尽情挥洒。于是，有钱就可以任性。为了追求更大、更惊人的暴利，温州的先富们不是去帮助后富、带动后富，而是如何更狠、更高效地去盘剥后富。当然，在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同时，由于贪婪和盲目，先富们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外，当地政府监管的缺位，使得温州个私经济在非理性、投机性、违法性的道上一路狂奔，最终坠入深渊。即便按西方自由经济的观点，政府也是一个守夜人，有责任防火防盗防破坏，特别是要做好各个环节的防患未然。温州这种“炒”字当头的经济，其非理性、投机性、违法性本质，普通百姓都能看出，其隐藏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温州民间金融的泛滥，其危害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显现。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官方对这种模式的肯定赞誉之声，彻底掩盖了各种非议和质疑。政府的无为变成了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而温先富们，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无所不为。顺便提一下，温州民间高利贷融资还曾作为上届国务院总理拍板的民间金融试点而得到重点扶持。更不可思议的是，某人刚宣布试点才几天时间，就忙不迭的在另一场合宣布试点成功。

时下，中堂大人继作出“法无禁止即可为”明确表态后，又多次为简政放权鼓与呼，并颁布了系列政策，最近还提出要像当初废除投机倒把罪一样，为经济发展彻底清障。温州的商人们又迎来了金光灿烂的春天。这样的“天时”，正是温商们大显身手的好辰光。然而，目下的温州，却肃杀、冷清得令人不解。在此，只能遗憾地引用孟老夫子的话来作结尾：“非不为也，是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