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晚年更辉煌 》 罗四维 编 第十三章 毛泽东晚年是书起千年之落的书法艺术家 “毛泽东书起千年之落”是杨柄一篇文章的标题，他在文章中还说，毛泽东的书法是继王羲之、王献之和张旭、怀素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郑英说，毛泽东是杰出的风格独特书法艺术家，震惊了中国书法界。王鹤滨说，六盘山·清平乐一词手书墨迹，与王羲之的行书，张旭的狂草，可并称为中国书法的三绝。 毛泽东的草书是他晚年练习成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在黄炎培那里借了一本字帖来练习，说的是一个月后还。这本字帖很尊贵，黄炎培怕久了毛泽东忘记了不还，还没有到一个月就要。毛泽东说：‘到一个月不还，是我不讲信用，没有到一个月就要是你不讲信用’。一个月后，准时给黄炎培送去了。” 第一节 风格独特的书法艺术家 郑英：“毛泽东主席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所共知的一代伟人，也是一代文采出众的诗人和杰出的风格独特的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艺术，特别是他的草书，震惊了中国书法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史上最光辉的杰作。正如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一些名家评论的：“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史上光彩照人的珍品”。他的书法艺术“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广收博览，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在书法王国建立了一座丰碑”。“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已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毛体书法’。”…… “中国历代传统的书法：篆、隶、楷、行、草五种体裁具有书写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毛泽东后期是专攻草书的，毛体书法高峰期的精华也全在草书。”…… “现在，毛泽东这位伟人已经逝世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其中也包括“毛体书法”这份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史上的瑰宝。我也经常在想，谁来继承和发展这份珍贵的遗产呢？我们这一辈人已经老了。中年一辈也快步入退休的行列了。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这就要靠我们热爱毛体书法的老中年同志携起手来，一起去培养青少年一代，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三期第61-62页) 第二节 毛泽东书起千年之落 杨柄在《关于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一文中说：“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的论著日益增多，依笔者浏览所及，有三种各具特色。” “《毛泽东书法艺术》（李树庭著），这是一种资料丰富翔实的著作。首先肯定他是“伟大的革命家”，肯定他的“一部革命史，也是他的一部书法实践史”。《毛泽东的书论和书法》（韩玉涛著）一文将毛泽东书法艺术放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来评价，进而肯定毛泽东书法艺术在整个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毛泽东词（西江月·井岗山）书法赏析》（曙光著），是单对一件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文章，具体而微，其深度不多见。” “这三种论著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故此作契机，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思考过的陋见的要点简陈如次。 汉字的书写，经历了篆书和隶书的长期发展，到了楷书，可以说，书写规律就探索到了，书写方法就完全合理了。……书法艺术史的高峰决不应该排除楷书，又以行书和草书为重要标志。它的第一个高峰是书圣王羲之父子。第二个高峰是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张旭等一批唐代书法家（范文澜将它叫作“高原”）。唐人以后、毛泽东以前1000多年，书家层出，但成就再高都没有超出前人。超出前人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书起千年之落，为第三个高峰。” “这个见解不一定对，欢迎指正。我的本意在于，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引起重视。因为照我们看来，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从一个方面认识这一代伟人，一是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也是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史，为今天和今后的书法艺术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加强这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光明日报》1993年12月16日第五版) 杨柄在《毛泽东书起千年之落》一文中又说：“纵观中国书法艺术史，出现了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公元三、四世纪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第二个高峰，公元七、八世纪的张旭、怀素、颜真卿这一代书法家。张旭这一代以后，历代书法界名家没有一位是超过他们的。毛泽东书起千年之落，成为继前两个高峰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毛泽东书法精品集中于五十岁以后的行书和草书。这是他长期不懈地苦练基本功（楷书基本功，行、草书基本功）的结果，也是他善于博采众长的结果。他对前人长处的学习，羲、献的舒和旭、素的纵，这两点占有突出的地位。” “毛泽东的胸中和笔下，舒就是洞察客观世界的发展；纵就是以改造世界的姿态出现，借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以“至人”的姿态出现，“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级，神气不变。” “于此可见，毛泽东的舒和纵与前人的舒和纵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因为他的阶级性、历史地位、生活态度等等与羲、献、旭、素是截然不同的，与前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毛泽东的舒与纵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他之所以能使二者交融，则是他的书法艺术以力之美为风骨，以力之美去驾驭舒之美和纵之美。他的舒不是闲云野鹤，他的纵不是脱缰野马。” “书法艺术中的力之美有其技术的一面：臂力、腕力，乃至运笔的技巧等。而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力之美则更多地是以人民的动力作用作基础的。他将上述两种力溶于一身，这才创造出以力之美为风骨的伟大书法艺术。” “毛泽东书法艺术的风格是统一的，又是多样化的。譬如，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浓墨饱蘸，方笔疾书，笔笔字字，千钧万钧，力之美的风骨充盈其间。这件作品体现着我们的领袖对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大量涌现所抱的殷切期望和高度信心，我们读它的时候是响应号召，又是接受高超的艺术感染力，二者浑然一体。” “又如，自书诗词《满江红》，可以认为是技法、技巧、草法的荟萃。提与按，粗与细，大与小（相差六、七倍），浓墨与干笔，方笔杀锋（“泣”、“荡”）等等，有如落英之缤纷。这些技法、技巧与章法又是和谐统一的。整个作品连题目带落款一共三十四行，除了少数是两字、五字成行，大部分是三字、四字成行。这样的成行不但与技法、技巧相交织，尤其与语汇的字数相关联。“几声”、“蚍蜉”、“撼树”、“从来”、“翻腾”、“震荡”这些双音节的词都是二字并行连写，写得特大。“西风落叶”四字成行，“西风”二字大（并连写），“落叶”二字小。 通篇作品都是由如众多的对立与统一构成的跃动着的绚丽画面。而跃动的主要章法还包括以跌宕引出高潮：从“光阴迫”到“只争朝夕”这三行半构成趺宕，但紧接着它的即是高潮：“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十四个字非如此写法不足以反映“云水”的“怒”和“风雷”的“激”。在这里，这位书法家所特有的力之美与他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发展的纵，得到了完美的交融。” “《忆秦娥·娄山关》，特别是其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两句，同样属于力与纵的交融。这篇作品的不同点是——瘦，略倾怀素，但拿它与怀素的作品譬如《自叙帖》稍一对照，即可看出它们是两种瘦，区别只在一点——力之美的有无。” “在另一件作品中，毛泽东与张旭又区别开来了，这便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致张士钊书，特别是其中“哂纳为盼”一行。“纳为盼”三字是一笔写下来的，而又写得字字独立，如此劲拔飞扬，这是张旭所没有的。数字连写而字字独立尤为张旭所不善。在张旭那里此缠彼绕，瓜、葛难分，他主观上的颠是充分地挥洒出来了，似未考虑书法作品给欣赏者带来什么样的客观效果。毛泽东的这种写法证明了他的一贯主张：草书要写得人家认识。这是他的群众观点在书法中的体现。” “以上数例，不过是相对地从力与纵相交融这个意义上讲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决不是说这些作品中就没有力与舒的交融。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由于有了力之美这个风骨，毛泽东才有可能去学习、驾驭、发展前人的舒和纵，创造既统一又多样的艺术风格，从而证实了他主张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提供了如何学习前人长处的宝贵经验。” “但我们以为有一件作品还有提请注意的必要，这便是《贺新郎·读史》原稿。毛笔笔法，铅笔书写，以气运笔，笔行气贯，莽莽苍苍，不尽历史滚滚来，不尽豪情滚滚来。这是毛泽东书法艺术进入成熟期以后成熟的作品之一，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第一件硬笔书法经典作品，是应该多予注意和学习的。”(《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2日《文艺论坛》版) 王鹤滨；“毛主席的书法艺术，其造诣之深在中国书法史上也称得上是罕见的大师。 他老人家精研体势，变古通今，真个把肥瘦、长短、曲直、方圆、平侧、巧拙、和峻运用自如了。笔墨任意挥洒，自成一体，创造出自家的风格，真是挥毫龙蛇起伏的大家。到五十年代的后期，如1957年首次发表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手书墨迹，已是达到了完美成熟的阶段。与王羲之的行书，张旭的狂草，可并称为中国书法史的三绝。毛主席的行草，既有张长史狂草的奔放遒劲，更具有王右军行书的雄健，妍媚。” “在中国历史上，把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集于一身者，唯独毛泽东一人。由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哲学上的伟大成就，使得人们对他的诗文、书法就不特别注意了。”(《中外名人谈毛泽东》第678页) 第十四章 毛泽东晚年是背负青天朝下看的历史家 毛泽东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知识，对历史知识的应用和对历史人物的评说，不仅党内的高级干部无人能与他比肩，就是许多职业历史学家也自愧不如，如通读《二十四史》的历史专家就不多。毛泽东晚年不仅通读《二十四史》，而且还对《二十四史》全书给以典评。 毛泽东读史，不是为读史而读史，而是以史为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从历朝历代的兴与亡中总结出：各朝各代为什么会兴？因为开初的领导者与百姓同舟共济。各朝各代为什么又会亡呢？因为后来领导者逐渐腐败堕落变成了压迫剥削百姓的官僚主义者。要防止兴亡的周期律，就要治国先治吏。用思想教育、纪律、法律和制度治吏是重要的，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只用这些办法来治吏、管吏收效甚微。因此，他过几年就要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教育干部，使干部要夹着尾巴做人，使干部不要退化变质成压迫者和剥削者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背负青天朝下看的历史家”是李乔对他的评价。（以下全是李乔的话就不打引号了） 李乔说： 毛泽东虽然不是职业史学家，不是历史学教授，也不是历史著作编纂者，但他却深具史家气质、史家眼力、史家学识。若用一个称谓来概括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可以称毛泽东为“历史家”。这个称谓，既说明毛泽东在历史学识方面有大学问，又可与人们平常所称的职业性“史学家”相区别。 作为历史家，毛泽东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具有多种身份，是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谋略家，这使他在读史用史方面有着一般史家不可能具备的特点。 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因而他读史，发表史学见解，都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是他的哲人本色在历史学识方面的表现。毛读史的这种哲人型特征，早在他青年时代求学时就已显露端倪了。他写过一篇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秦国改革家商鞅立信为史例，谈立国要取信于民的道理。阅卷老师对此文极为赞赏，下的评语是：“有法律知识，具哲学思想”。 后来毛泽东一生读史都具有这个评语中所说的“具哲学思想”这个特点。 毛读史，极善于从史料、史事中抽绎出一般原理，论史则贯通性强、概括性强，善于把表面上互不相关的史事联在一起，言其共性。 他读《南史韦睿传》，读到勇将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这段史料时，写了这样一句批注：“仁者必有勇。”这是从史事中抽绎出了一般原理。实际上，毛的这句批注，并非只是从韦睿一人之事中抽绎出的，而是读到韦睿传时，由此联想到许多相同的史例而概括、抽绎出来的。 又如毛泽东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传中记载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以秦朝苛政致亡的教训说明本朝必须禁绝“告密罗织之徒”。对此，毛批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又批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毛泽东由唐代朱敬则的议论，联想到了汉代贾谊的《过秦论》找到了二者的共性。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是在概括一种历史教训，即“仁义不施”必然失去民心，导致败亡。 西方哲人有一种说法：‘历史乃哲学用以教人之实例。’这是一种高屋建瓴，以哲学眼光俯察历史的史学观。 毛泽东读史就富有这种俯察历史的眼光。他善于站在哲学的高度调遣史例，统帅史例，善于以史例证明哲理。他批注史书的许多语言，都是哲学语言。《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记有石勒杀王浚的情节，毛读后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后汉书陈实传》记有某梁上君子因受感动而向陈实叩头请罪的情节，毛又批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这些批注，既是以哲理统帅史例，也是以史例证明哲理。 毛泽东的哲人气质还特别表现在他的咏史诗中。对于漫长的人类史，厚重的中国史，毛表现出了一种‘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恢弘气度。“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贺新郎读史》)毛泽东就是这样提纲挈领、俯察审视，勾画出了人类社会从蛮荒的原始社会，到青铜文明，再到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作为历史家，明显地具有“博通”的特征。毛读史，重在博通，而不在专门，毛的历史学识具有广博、弘通的特点，上下五千年，纵横各方面，毛泽东都有涉及，且在很多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于许多历史典籍的学术价值，他都有精辟的见解，如说《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这个评语是不熟读《通鉴》便不能道出的，又如他说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也是不遍览西汉政论文章便下不了的断语。 在一些专史方面，毛泽东的学识也堪称一流，乃至有些方面可以称为专家。毛泽东可以称为军事史家。毛因为亲身指挥战争的缘故，对中国古代战争史做过深入研究，有过许多精湛的中国军事史论述和评议。 毛泽东还可以称为哲学史家。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有精湛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引入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对这一绵延数千年的中哲史命题做出了科学的解说。 对于孔子哲学、墨家哲学等中哲史上的著名专题，也做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的中国文学史学问也很渊博。他有自己的文学史观，小说史观，有自己的红学一家言，有大量的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论说和评点。这些评论虽然不少只是吉光片羽，但同样具有学术价值，或具有启发点化、开通门径的作用。如毛泽东写过一条千余字的关于唐代诗人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注，其中有考证，有评价，有议论，可说是一篇非常精到的作家论。这样的文学史散论还有不少。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所以他在读史和研究历史方面具有浓厚的实践色彩。“古为今用”是他读史的目的，是他史学观的基础。他曾明确地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他将鲁迅所说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引为同调。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行动史家”。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史学观念中就已有了“行动史家”的基本思想。他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中这样表述自己研究历史的目的：‘历史者，观往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观往事，是为了‘制今宜’，‘制今宜’就是用从历史中发现的规律(公理、公例)观察社会，指导实践。为了‘制今宜’就要以紧迫的态度去探求公理、公例。毛泽东一生实际都是这样做的。例如，为了建立红军根据地，防止流寇倾向，他研究了李自成、张献忠的流寇主义；为防止党内骄傲情绪，他又推荐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为整风读物；他还经常把自己的读史心得用于指导干部工作，曾由三国人物郭嘉的足智多谋论证了谋与断的关系，以促使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 在各种史著体裁中，毛泽东尤其爱读人物传记。其原因大概与他是个‘行动史家’有关。人物传记往往能更多地满足这位“行动史家”的需要。因为，一是古今人物颇多相似之处，古人传记较之其他史著体裁更为切近今人，二是人物传记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最为广泛丰富，最能提供多方面的历史借鉴。”（来源：《学习时报》） （请看第十五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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