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蓝衣工人兄弟追寻梦想的“蓝衣社”

“我们”乐队的现场表演。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熊亚洲（左四弹吉他者） 既是乐队的创办者也是蓝衣社的成员。

为了蓝衣工人兄弟

如今的工人阶级，不再是某“单位”或“企业”归属下的职工，而更加充满流动和变数。这些蓝衣青年在一个又一个规模庞大厂区间寻找各自的梦想时，一起流动的，还有焦虑、不安和紧张

农历年前的一天，何忠洲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他头发略显蓬乱，浅色夹克衫袖口和衣襟染着油渍，这常让初来乍到的来访者误以为他是一位刚从工厂流水线下班的蓝领工人。

何忠洲是一个致力于为蓝领工人服务的NGO组织的总干事。这个组织简称为“蓝衣社”。

何忠洲（ 左二）和朱建刚。

成为社会减压器

取名蓝衣，因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城务工者所穿即是蓝色工衣，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里，他们也被称为蓝领。

何忠洲身形消瘦，做过多年记者。在多年走进乡村采访中，他听到最多的故事，却是乡村子弟如何背井离乡，如何在外艰辛地打工。这让本也来自农村的何忠洲感同身受。

这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在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他们的存在不只是产业话题，更是社会话题。如今的工人阶级，不再是某“单位”或“企业”归属下的职工，而更加充满流动和变数。这些蓝衣青年在一个又一个规模庞大厂区间寻找各自的梦想时，一起流动的，还有焦虑、不安和紧张;这些集体情绪如同一根根细小的麻绳，彼此缠绕，互相纠结，在不起眼的关节点，都可能形成危机。

此类危机，何忠洲耳闻目睹过不少，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2011年5月，何忠洲离开从事多年的媒体圈，开始计划蓝衣社。在他看来，这些大规模的产业工人，需要一个变压器，也需要一个为他们提供培训、学习和就业信息的组织，更需要一个为他们薪酬维权提供谈判支持的第三方。

蓝衣社，致力于成为这样的变压器。

蓝衣社已在东莞注册成功。在那个聚集庞大数量代工工厂的城市里，蓝衣社以“东莞市蓝衣工人公益服务中心”名义运作，在深圳宝安区沙井镇新桥村里，他们还有一幢三层小楼的“新桥工舍”，一个小院子，周围是不断缩小的农田，远处楼房竖起，厂房林立。

这是他们租住的主要活动场所。几位成员都住在这里，以便培养更好的团队意识。一楼的堂屋里，放着很多关于工人的书籍，比如劳动法规，健康保健常识等等，都可以免费领取。

他们有很多项目，比如劳务派遣和工资协商。有人说，这让何忠洲和他的蓝衣社团队看起来像个包工头团伙，更有人拿出深圳著名的张全收创办的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相提并论。

不过何忠洲坦言，事情一点点去做，区别自然会看出来，需要时间。比如，合作社拥有自己的乐队，起名“我们”。1987年出生的年轻人熊亚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是这个乐队的负责人和吉他手，他也是目前蓝衣工人合作社正式9名成员之一。

这9人，都住在新桥工社里，朝夕相处， 以便更好地磨合。这个工社校园，也是初来乍到这座城市的打工者的临时避难所，只要是务工人员，都可免费住上几宿，免费吃上几餐，以解他们经济和生活的暂时困难。何忠洲说，这就是工人的家，他们来了，一切随意即可。

化解危险

蓝衣社不定期举办学习沙龙。第一期是由乐队负责人熊亚洲主讲“新工人文艺。”接下来的沙龙里，主题分别涉及社保政策、劳动仲裁程序、工人如何学习，以及打工经验分享。这些沙龙吸引了不少蓝衣工人，很多人就是在与蓝衣活动接触后选择了加盟，有的还成为蓝衣社的正式职工。

裕同工厂的李军也是其中之一。裕同是一家位于深圳石龙仔老村附近的工厂，接受采访时，李军刚刚熬了一夜下夜班，和老乡回到宿舍里，冲了一个凉水澡，便坐在床边抽烟。宿舍紧密封闭，推开窗就是另一堵墙，手机信号完全消失。

李军小个子，广西人，出来打工多年，在没接触蓝衣社之前，他说自己时常感到孤单，也总会被欺负，有时被老板，有时被工友。“出来打工，最不能容忍的是被侮辱。”他说，为此他打过很多架，内心总有些惶恐。认识蓝衣社的熊亚洲时，他刚和别人打了一架，之后“炒了老板鱿鱼”。是熊亚洲帮助他找到新的工厂，李军之后也参加了“我们”乐队，工余唱唱歌，那些惶恐便渐渐少了很多。

张明亮在宝安区新河村一家工厂做主管，算是混得不错的蓝衣。他下班已经是晚上9点，去路边吃了5元一碗的米粉，然后回到宿舍。一个很大的院子，附近若干个工厂的员工都混住于此。他的宿舍在三楼，一溜排开数十个房间，每个房间住16个人，男工房间和女工房间彼此相邻，门上只挂着半截布帘子。

工友们都在看电视，屏幕上雪花飞舞，于是声音被开到极限，填充了整个房间，大家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浸在电视洪亮的背景声下，就像一条条浸在水里的鱼。

张明亮从床头取出一沓公益组织的材料，类似组织的活动他没少参加，他说，有一次因为一顶漂亮的帽子，就去一个公益团体混了一阵子，但对方后来劝他信耶稣，他觉得无趣，就退出了。

几番比较下来，他觉得蓝衣社不错。他坦率地说，这个组织最好的是可能认识一些朋友，可以倾诉心事，否则憋着很难受。他不爱看成功学的书，更愿意看心理学的书，“每天成功多一点，还不如凡事看得开管用。”他说，出来打工，心理不能生病，否则很危险。

蓝衣社有时正在化解类似的危险。

陶行知曾说过，生活即教育。何忠洲他们明白，不能让蓝衣青年们成为电影《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那样的机器人，僵化在流水线上，仅仅成为一件工具。“教育和启蒙，非常关键，能给他们可持续的人生。”

一流的头脑往下走

有感于教育脱离社会之弊，蓝衣社发起了大中学生工厂实践调研冬令营，旨在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进厂体验和调研，以此倡导知识精英接触工人和底层生活，促进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的互相了解，促进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形成，同时打破不同群体间的隔阂。

何忠洲将其命名为：一流的头脑往下走。今年寒假，项目第一期正式开始。最初报名110人，筛选了60多人，来了不到40人，最后正式进厂的，有33人，4人中途退出。

参加的大学生，先在蓝衣社学习法律等相关知识，然后自行选择确定工厂。厂方通常会对大学生工人保持警惕，担忧大学生进厂做普工是为了查厂。比如香港大学师生常常监察企业，然后发布“血汗工厂调查”之类的报告。这也给蓝衣社日常的工作带来相应麻烦。

有几个男生，自己去找厂，一个还交了800多元中介费，但是最后都没有找到工作。

中介，在深圳宝安林立的工厂之间，数量几倍于工厂，找工作被骗钱的事情也层出不穷，势单力薄的外省年轻人无力从蛮横的中介那里讨回中介费，有时便会发生极端之事。

被骗钱的大学生里，有两名是研究生。他们说，中介对他们滔滔不绝，保证会帮忙找到工作，他们脑子一发晕，就乖乖交了钱。之后，蓝衣社颇费周折，带着他们讨回了几笔骗款。何忠洲说，平日寻工的青年没有依靠，只身去要钱，基本无果，不吃上几拳已是幸事。

进场后，这些不谙世事的大学生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工厂丛林中。

山东师范大学的大二女生李庆庆，进厂后仅仅因为放错了东西，遭到线长大声辱骂。她感到委屈，从怨气四溢的车间里给何忠洲发去短信：“就这件事，他在整个车间面前大声骂我。”

车间里的线长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蓝衣工人，这是蓝衣工人里的第一个等级，之上还有课长、部长，办公室里的文员，也比流水线蓝衣高级一点。这些层层加码的仅有的一点权力，在流水线和蓝衣制服组成的单调车间里，也不断发酵、放大。

陈竹沁是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大四学生，此次进厂，“本想做扎扎实实的流水线工人，却被扣下来做文员。”但只消一日，她就感受到了“等级差异”带来的态度转变。“我感到自己已经端起了与‘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这一身份相符的架子，有板有眼地做起了老师与指导者。”转回头，她又为此感到不安。

李庆庆一气之下决定辞工，这需要课长盖章。没想到，因为李庆庆直接找了人事部，得罪了课长，坚决不给她盖章，最后，还是部长给她开了一个“不合格使用证明”，才得以辞工。

辞工难，在所有代工工厂都存在。拖个把月，也导致很多工人根本拿不到拖欠的薪水，多则达上千元。

为了抗议辞工难，湘潭大学哲学系学生周梦婕和来自山东泰安的大四女生王炯来了一场街头行为艺术。她们同在德昌电机打工。2月21日晚上，两位女生并肩站在一处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口，身穿天蓝色塑料布做成的马甲，用红颜料在胸口写上“辞工难”三个大字，边上一行小字：“人非机器，钱非机油”;后背则是：“惨惨惨惨”。字的四周，印着数十个红色掌印和惊叹号。

在何忠洲看来，这次活动“完全达到”了目的。大学生在工厂车间里了解更多蓝衣工人的喜怒哀乐，工人们也获得了更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氛围。对于这些流动青年来说，尊重有时比薪水更重要。当他们受到理解和尊重，就会自我产生自信，更踏实的工作，消解群体的不安和躁动。

缓慢生长

正如所有NGO一样，蓝衣社的成长步履维艰。眼下，何忠洲正向深圳民政局申请注册。深圳，被视为“世界工厂”，在宝安龙华这些关外之地，亦是工厂林立，蓝衣遍地。但“名称核查”这一环节便不顺利。

申请那天，对方听到“蓝衣社”(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一青年组织曾用同样名称)的名字后一笑：“这个不好办。”最后申报的名称，是民政局社会处处长的建议：要不用“益民”二字?有益人民，多有意义。何忠洲接受了。

这样一来，如果不出意外，通常所称的蓝衣社将可能在深圳以“益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身份，合法存在。

在东莞和深圳双城之间，蓝衣社慢慢生长着。

大学生进厂活动后，一名学生给深圳市民政局写信：蓝衣工人合作社这样招工合不合法?民政局随即要求蓝衣社停止整个活动，否则吊销执照。此时的蓝衣社，刚刚在东莞注册成功两个月。

蓝衣社成员们最初都很沮丧。但在蓝衣社的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鼓励下，何忠洲给民政局回了一封信，解释道：“我们既不收学生一分钱，也不收企业一分钱，相反我们还要贴进大概一万多元钱用于学生进厂前后的吃住和实践指导——这一万元钱对这四五个月连专职人员生活费都保证不了的东莞市蓝衣公益服务中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活动最终得以继续进行。

东莞市第一届公益创投活动项目中，蓝衣社申报了两个项目，分别是“梦想流水线”和“流动图书室”。“梦想流水线”是希望利用工余时间，组织工人半工半读，为将来更好地融入城市储备知识和技能;而“流动图书室”则计划为1至5万名蓝衣工人设立流动的图书馆。他们将项目所需资金精确到分，以此显示团队运作项目管理的细致和精准。

这两个项目没有申请成功，但蓝衣社最后得以进入东莞市NGO孵化基地，该基地是由东莞市民政部门设立，为10个有潜力的社会义工组织提供办公场所及政策支持，助其成长。

孵化基地位于东莞一条车流不算密集的马路边，三层楼房，四周很安静，对开大铁门后，一只身形肥硕的猎犬有些焦躁不安地警惕着进出的陌生人。在三楼空阔的大厅里，包括蓝衣社在内的10家本地公益组织，都有人驻守在此。

何忠洲坦率地说，这个孵化基地使蓝衣社对外联络时，能够给予人安全感。

然而，农历年已过月余，蓝衣社还没有谈下一家愿意合作的工厂。何忠洲不免有些焦虑，他说，很多企业无法想象，一家公益劳工服务组织，会真的免费提供零报酬的服务，而不惹厂方麻烦?

这些组织，在日常或多或少会与工厂发生博弈，那些在厂子里吃了闷头亏的年轻蓝衣工人，会时不时带几个组织上的人，坐下来谈判，令工厂老板很头疼。

他们目前其实也在寻求外部的基金支持，何忠洲笑着说：“暂时之计，长远不能靠外部资金，否则就很难做大。”

他们自身的资金实际上来源于两处：政府采购的公共服务和企业。何忠洲说，他们目前正和河南安阳殷都区有关部门洽谈，为这个劳务输出重地提供服务。“前者目前很难指望，后者则可行，去年我们就曾经有过一些收入。”何忠洲说，他们有一个策略是，去和跨国企业谈，这些声名远播的国际巨头，往往都会兼顾社会责任。

这天，阳光很好，何忠洲站在3楼天台，望着远处正从工厂拥挤而出的蓝衣工人，眯着眼睛说，你看，他们都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