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剿灭印共(毛)的战略

 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研究印度版"低烈度战争"中印度政府和印共(毛)的战略、战术及前景。

　　印度版“低烈度战争”:印度政府剿灭印共(毛)的战略

　　王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注：本文发表于《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节。此文是作者提供给北斗深度智库(微信公共号：bdsdzk)的原文，注释略。

　　【内容提要】印度政府对印共(毛)的剿灭全面借鉴了美国的“低烈度战争”战略，堪称印度版“低烈度战争”。其战略特点包括:投入大量的军事和情报力量对印共(毛)进行围剿;对印共(毛)发动信息心理战;引入各种政治经济改革和利用非政府组织施展“赢得人心”战术;制定并实施针对印共(毛)的“特殊法律”;将清除印共(毛)领导人作为剿灭战略的关键。印共(毛)采取了“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作为回击。其内容包括:政治反击战略，即向人民展示毛主义者对人民所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等;军事反击战略，包括用毛主义人民战争理论武装党和人民游击解放军、壮大民兵队伍、从上到下清理敌人的情报网、发动城市运动等;对信息心理战的反击战略包括回应敌人的假宣传和建立应对信息心理战的独立机制等;此外，还要将保护领导层提升为战略的重点。

　　【关键词】印共(毛)低烈度战争绿色狩猎行动持久人民战争信息心理战

　　自冷战时代开始，美国就一直坚持非常彻底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战略，将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革命武装斗争视作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大威胁。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武装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里根政府推出了“低烈度战争”战略。“低烈度战争”战略“采用革命者的方法来祭拜革命者”，对剿灭第三世界的“持久人民战争”和“游击战”颇为奏效，并一直沿用至今。

　　南亚次大陆正在上演一场印度版“低烈度战争”:2004年9月21日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在“将武装斗争拓展至全国”的口号下迅速发展壮大，可以说已成为印度政府的头号心腹大患。印度政府在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协助下，正在对印共(毛)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剿灭战争。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研究印度版“低烈度战争”中敌对双方的战略、战术及前景。

　　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低烈度战争”

　　冷战时期，越南战争的失败给美国政府带来相当大的挑战。在美国国内强大的反战运动压力下，美国不得不进行法律变更，即在未经国会许可下，美国总统不得向任何国家宣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必须处于国会监管之下。在此背景下，五角大楼特种部队的预算遭到削减，中央情报局公开的准军事行动也被迫终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控制第三世界，尤其是如何应对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为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如何反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战争的研究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国官员表示，“革命的出现往往与战争无关”，镇压叛乱的同时，也要“赢得人心和控制人民的思想”。1986年7月，美国的一个由20多专家组成的军事智矗团在巴拿马秘密研究“低烈度战争”理论。他们研究了世界各大军事理论和军事家, 包括从克劳塞维奇到切-格瓦拉、 列宁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又研究了美国在地区性冲突上的对策，随后他们形成了《战争理论的技巧》的报告，认为美国应大力推行“低烈度战争”。

　　1988年里根在《美国国家安全战路》报告中指出“‘低烈度冲突’，典型地表现为常规战争水平以下的政治军事对抗，常常意味着相互对杭的原则和思想之间的长期斗争，其方式从颠覆活动到直接使用武力无所不包。”美国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圣菲委员会在《第二个圣菲文件》中认为，所谓低烈度战争“这个用得越来越多的术语，是用来表达包括心理战、混淆视听、恐怖主义、文化和宗教颠覆在内的一种斗争形式。”

　　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认为，要想赢得第三世界的战争，必须改变越战及之前的战略战术，从单纯的军事作战转变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全频谱作战。在此背景下，“低烈度战争”理论应运而生。美国所设计的“低烈度战争”战略，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理论、“后越战时代的反叛乱主义”，其目标旨在清除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斗争、革命斗争和抵抗斗争。因此，“低烈度战争”是非常规的、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军事和心理层面的低水平全面战争，也可以理解为基于一个国家社会基础之上的全面战争。

　　五角大楼曾经绘制过一个用来分析全部战争类型的“战争光谱”。在这个光谱上，根据烈度和暴力程度，战争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烈度战争”，即在全世界范围或者某个地区多国之间爆发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归为此类。高烈度战争属于常规战争，且极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第二类是“中烈度战争”，即两国之间爆发的战争，例如伊拉克和伊朗战争。此类战争属于常规战争，且未使用核武器。第三类是“低烈度战争”。一切非常规战争均可归为此类，例如游击战、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反叛乱战争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有需要，“低烈度战争”随时可以转化为“中烈度战争”或者“高烈度战争”。

　　“低烈度战争”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战略之一。美国进行“低烈度战争”一般不是直接出兵剿灭或者占领殖民地，而是主要通过目标国的亲美政权来镇压革命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亲美政权对美国的依附性。与此同时，美国也会给予亲美政权以必要的军事和技术援助，包括输送新的战略战术、开展情报合作和派遣军事顾问等。而且，一旦有需要，美国会直接出兵打击。印共(毛)将“低烈度战争”战略形容为“最残酷的反革命战略”，并认为“只有深刻理解帝国主义，才能理解‘低烈度战争’”。

　　由于任何两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都不尽相同，甚至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美国的指导下，相关国家会依据自己的条件施行“低烈度战争”战略。但大体来说，“低烈度战争”战略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综合并用的全面战争、长期战争和消耗战争;二是“信息心理战”是战略的关键，目标旨在“控制人民的思想”;三是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切断革命运动的经济来源和战争供给;四是“情报”是重要的战略武器;五是针对革命运动领导人发动“斩首行动”，迫使革命运动陷入群龙无首和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

　　二、印度版“低烈度战争”:印度政府剿灭印共(毛)的战略战术

　　从表象来看，印度的“绿色狩猎行动”与美国的“低烈度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印度中央政府剿灭印共(毛)的战略受到美国的“低烈度战争”的深刻影响。美国和西方也参与了印度版的“低烈度战争”，比如，印共(毛)指控，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为印度内部战争的武器购置提供了大量贷款，大量高级别的军官还被直接派往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低烈度战争”训练。印共(毛)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巴萨瓦拉吉(Basavaraj)认为，“绿色狩猎行动”是美国在全球实施的“低烈度战争”的一部分，“印度统治阶级正在使用美帝国主义传授的‘低烈度战争’战略调动印度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我党实施清剿行动”。

　　印度版“低烈度战争”的特征如下:

　　(一)投入大量的军事和情报力量对印共(毛)进行围剿

　　1.训练并投入警察、准军事部队、突击队和军队，雇佣民团

　　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动用了各式专门对付毛派游击队的军事和准军事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大体有五类:警察部队、准军事部队、突击队、军队和民团。这些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具有如下特点:均被传授以反对毛主义的理论、战略和战术;均配备有现代化的武器和通讯设备;均受过特殊训练。

　　在毛派活跃的地区，警察数量大幅激增。以安得拉邦为例，在运动初期，只有约3万警力，到2008年警察人数已上升至10万;除庞大的警察力量外，中央和邦政府还部署了大量准军事力量，包括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印藏边境警察等;突击队也是剿灭印共(毛)的重要力量，最典型的是“灰狗突击队”———最早在安得拉邦组建，主要由警察及被毛派杀死的警察和线人的复仇家属组成，由于成绩显著，2000年以来“灰狗突击队”被作为样板在其他邦推广。如今“灰狗突击队”在各邦广泛使用，在一些地区还被进一步升级为“精英版灰狗”;根据印度宪法，印度军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御他国入侵，以及在发生灾害时救助民众。但是印度政府曾多次动议使用印度军队剿灭毛派。有消息披露，除了警察、准军事部队和民兵组织，自2011年年末以来，印度军队正在以进行训练的名义逐步介入剿灭毛派的行动。

　　此外，印度政府还花钱雇佣民团参与剿灭印共(毛)的行动。在印共(毛)活跃的地区，民团烧毁村庄，杀害印共(毛)活跃分子、群众组织领导人和游击队员，在扫荡的过程中殴打恐吓民众，将印共(毛)战士的尸体挂在电线杆或者扔在铁轨上。农民如果参加印共(毛)召开的重新分配土地集会，或者在“人民法庭”上惩罚地主和叛徒都会遭到逮捕、折磨，甚至杀害。上述行动的目的是迫使民众远离毛主义运动，切断民众与印共(毛)的联系。

　　最有名的民团是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的“和平行动”(SalwaJu-dum)中使用的“特别警务队”。2005年开始于切蒂斯格尔邦的“和平行动”是典型的扫荡行动:邦政府出资雇佣的“特别警务人员”(SPOs)放火、杀人、强奸，烧毁了约644个村庄，迫使几十万民众离开家园，群集在切蒂斯格尔邦南部的“战略村”(各种帐篷里)，还有数万人被迫流浪在密林深处或者逃往邻邦。“特别警务队”由于恶行累累而广受印度社会及国际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2011年7月5日，印度最高法院最终判定“特别警务队”非法和违宪，法院命令邦政府收回所有弹药及配给，还要求邦政府调查所有“特别警务队”的犯罪事件。而在“特别警务队”罪行曝光后，印度政府慌忙与其划清界限，并谎称“和平行动”是部落民与毛派之间的“腥风血雨”。

　　2.建立“情报网”

　　由于印度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民众基础很差，因此“情报工作”是剿灭战争的薄弱环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印度政府在毛派活跃的地区建立了专门的情报部门———“特种情报局”。“特种情报局”与中央情报部门和当地警察联系密切，其功能是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印共(毛)党组织结构、党的活动和当地领导人的情报信息，监视印共(毛)从事公开活动的外围组织领导人。“特种情报局”收买了一小部分反毛派的群众做眼线，以便秘密搜集印共(毛)的情报。例如，派一些小贩、失业的年轻人、教师和医生等伪装成“社会失意者”，以寻找党组织的名义留在村子里构建情报网。这些政府的线人在村中表面上过着正常生活，但实际上秘密领取工资，为“特种情报局”提供情报。

　　3.“联合行动”

　　早在1991年，为了剿灭日渐回潮的“毛主义运动”，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以及各邦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协调机制。2000年中央情报机构和各邦情报机构成立了旨在对毛派“镇压和渗透”的“联合作战指挥部”。“联合作战指挥部”在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公开和秘密的行动，目的是搜集情报信息以组织有效的军事进攻。该部门既是情报机构，也是行动指挥部，它锁定毛派领导人，将其逮捕或者以“假遭遇战”的名义消灭。它还在各邦的交界处建立“地方联合作战指挥部”，组织相邻各邦联合军事行动。其任务也包括协调各地警察、准军事部队和突击队之间的行动。2014年印度人民党莫迪政府上台后，加大了对印共(毛)的剿灭攻势:“新政府要求中央和邦政府、各邦政府之间、中央军事力量和各邦军事力量、情报部门和警察力量之间、警察和政府部门之间，加大协调力度。施加于人民的战争以密集度更高、协调性更强的凌厉态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二)对印共(毛)发动信息心理战

　　“信息心理战”是“低烈度战争”战略最典型的特征之一，目标旨在分化反抗力量、瓦解群众基础、动摇民众对人民战争的信心以及引起印共(毛)战士和民众思想上的混乱等。

　　1.对印共(毛)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攻击

　　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官方大肆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历史终结论”，宣扬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彻底失败，倡导资产阶级和平、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传“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选举”是民主的最好表达方式，印度既无剥削也无压迫，根本不需要革命，况且印度政府十分强大，印共(毛)根本没有机会取胜。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自2006年结束“十年人民战争”走上议会斗争道路之后，尼泊尔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尼联共(毛)急速向美国和印度政府靠拢，并逐渐与印共(毛)划清界限。印度政府表示，尼联共(毛)的路线转变“对促进新德里与毛主义者的关系有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更赞许尼联共(毛)成为一支实行务实政策的“重实效的力量”。印度政府将尼泊尔毛派领导人普拉昌达的头像印成大幅海报，张贴在印度毛派活跃的地区，并将普拉昌达的“事迹”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鼓励印度毛派效法尼泊尔的毛主义者，放下武器，参加多党议会政治。

　　印度官方大肆宣传用于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鼓吹贱民思想、女权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等思想。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议题，而印度官方宣传每个阶级都是由多个群体组成，每个群体的问题必须通过其各自的独立斗争来解决，以此来分化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印度政府和西方国家资助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各个社会群体进行“庶民研究(底层研究)”，该研究使民众不再正视阶级剥削，而将每个群体局限在自己所属群体的非阶级议题内，结果一部分贱民、妇女、部落民从印共(毛)领导的反抗运动中分离出来，投入各自群体的运动中去。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分裂和削弱了毛主义运动。

　　此外，印度主流媒体、电影和文学，大肆鼓励物质文化、个人主义、暴力和无节制的性文化等。这种文化的结果是，奢侈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年轻人和工人阶级中滋长，并促使其将职业定位为终极人生目标，其人生追求是挣更多的钱。这使得毛主义运动面临人员的短缺。

　　2.对印共(毛)发动舆论攻击

　　印度政府利用投降者和渗透分子散布游击队滥杀无辜、强奸妇女、领导人生活腐化等言论，为以“拯救人民”的名义进行武力剿灭做铺垫。印度政府将印共(毛)定性为“恐怖主义者”，进行关于其红色恐怖的虚假宣传，包括谎称其与泰米尔猛虎组织有联系。这种手法在城市中产阶层和印共(毛)力量薄弱的地区往往比较奏效。

　　印度政府进行舆论战的例子很多，以下略举几例:

　　第1例:2009年9月29日，一个犯罪团伙在比哈尔邦卡瑞亚地区(Khagar-ia)的阿莫西村(Amousi)杀害了16位村民，包括5名儿童。政府和媒体很快将这起惨案的罪名安在了毛主义者的头上，谣言四散。毛派领导人马上澄清此事。而事后根据警察的调查，这起惨案与毛派无关，是部族之间的仇杀。

　　第2例:印共(毛)的刊物《人民进行曲》于2007年12月被禁。该杂志的英文编辑P.高文旦·库缇(P.GovindanKutty)被捕。在印共(毛)的外围组织经过九个月的艰苦斗争后，库缇被释放，杂志也于2008年8月被解禁。印度主流媒体报道了杂志得以解禁和可以再次出版的消息，以证明印度社会的新闻自由。然而，关于杂志解禁后面临着重重困难，特别是没有出版商再敢冒风险印制该杂志等消息，媒体却进行了封锁。印度主流媒体还通过造谣方式败坏库缇的声誉，宣称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事实上其妻仍健在。更极端的情况是，2009年10月———在杂志已经解禁之后，西孟加拉邦的警察逮捕了该杂志的孟加拉语编辑斯瓦潘·达斯古普塔(SwapanDasgupta)和发行人萨达南丹·辛格(SadanandaSingh)，理由是出版“被禁刊物”。后来斯瓦潘·达斯古普塔在被羁押期间遭受虐待死于狱中。

　　第3例:在宝莱坞电影中，通用的模式是一个愤怒的英雄摧毁了邪恶力量。在关于印共(毛)的电影中，印共(毛)就是这支邪恶力量的代表。导演阿南德·马哈戴文(AnanthMahadevan)拍摄的《红色警戒———内部战争》就是这样一部电影。该片在印度第40届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于2010年1月发行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安得拉邦毛派控制地区的穷困厨师被裹胁进了“毛派叛乱”，在目睹了毛派无恶不作的行径之后，他杀死了毛派头目的故事。《红色警戒》是一部专门针对普通民众的心理战工具，它利用部分民众不了解印共(毛)的情况，潜移默化地将印共(毛)妖魔化为屠杀民众的恐怖势力。影片通过煽情手法，暗示民众安于贫困且稳定的生活，不要参与印共(毛)的斗争，这对民众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引入各种政治经济改革和利用非政府组织——施展“赢得人心”战术

　　印共(毛)在印度政府治理的“薄弱环节”建立了“人民政权”(革命人民委员会)。“人民政权”在农村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把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和无地农民;此外，“人民政权”保护部落民，并与在政府支持下掠夺部落民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垄断财团展开斗争，深得民心。

　　为了夺回印共(毛)在部分农村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引入各种政治和经济改良措施，施展所谓“赢得人心”战术。从战略的角度看，由于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匮乏，作为印共(毛)战略地区的边远农村非常有利于持久人民战争的进行。但是，作为“低烈度战争”的一部分，印度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渐次将公路和通讯系统延伸到这些地区。“这一方面有利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市场剥削，另一方面有利于动用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对印共(毛)实施镇压。”随着公路的延伸，原本印度政府难以企及的地区如今交通便利;而随着通讯系统的发展，警察能够迅速得到消息并抵达现场，对游击队发动攻击。除了修路和通讯系统建设，印度政府“赢得人心”的战术还包括:引入灌溉工程、实施为农村穷人造屋计划、向农民低息贷款、为农民打井等。当地的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还向农民发放衣物、缝纫机、自行车以及板球球拍等运动器材，在农村建医疗帐篷等。然而，与印共(毛)的土地革命相比，这些措施没有真正触动利益集团，对改善民生的作用十分有限。

　　此外，以解决人民所面临困难的名义，印度政府和西方国家资助了大量非政府组织“扎根”在人民之中。印共(毛)认为，非政府组织将人民的斗争限制在合法斗争范围内，“钝化人民的斗争精神”，使人民远离毛主义运动。而这些无休止的发展议程不过是印度政府耍的手段和花招，通过这些“虚假”的发展，人民真正的需求永远无法得以满足。“当法西斯垄断财团和跨国公司对人民的控制彻底完成的时候，人民会进一步遭受掠夺、破产并被无情地抛弃。”

　　(四)制定并实施针对印共(毛)的“特殊法律”

　　除了用暴力手段对付印共(毛)外，印度政府还颁布法律对其进行钳制和镇压。其中，最典型的法律是印度政府2008年推出并在“绿色狩猎行动”中广泛施行的《防止非法活动法》，该法律替代了原来的《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和《防止恐怖主义行为法》，约束也更为严格。

　　印度的阿米特·巴特查亚(AmitBhattacharyya)教授曾经撰文，揭露《防止非法活动法》的反民主性质:(1)根据《防止非法活动法》，任何人都可以不经审判被关进警察局或者在监狱羁押180天;(2)在羁押期间，只要警方人员认为必要，被羁押人员可以被带到警察局多次接受警方询问;(3)根据该项法律规定，获得保释几乎是不可能的;(4)根据该项法律，被告必须自证清白，而不是由警察或者控方证明其有罪;(5)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提供“嫌疑人”活动的信息，例如，充当警方的线人;(6)在政府的眼中，所有人都是犯罪嫌疑人;(7)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任何时间，秘书处级别的官员有权搜查公民的住宅，甚至逮捕他们;(8)根据这项法律，任何文章、纪录片、报告和论文都有可能遭到禁止，作家、艺术家，甚至是媒体工作者，都能够以“援助恐怖主义”的名义被逮捕;(9)囚犯的形象以及证人的姓名将不会对公众公开，政府将成立特别法庭对其审讯。阿米特·巴特查亚教授认为:这项法律是一长串严酷法律的新补充，这一长串法律漠视人的基本法律保障、践踏人权，是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深深嘲弄。

　　这项法律意味着，印度政府正在极大地收缩言论自由的尺度。不仅印共(毛)的成员受到镇压，那些发表同情印共(毛)声音的人，也会受到制裁。据印度电视广播巨头ZEE网站的报道，“内政部声明:‘任何人支持这样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例如印共(毛)，都将面临10年监禁或者巨额罚款或者二者并施。’内政部表示已经注意到一些毛派领导人直接与非政府组织和知识分子接触，向其宣传毛主义意识形态并说服其支持印共(毛)……声明警告说，一般公众不知不觉地成为毛派宣传的受害者。政府将极左翼团体及其侧翼组织都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五)清除印共(毛)领导人是剿灭战略的关键

　　一名印度安全部队的高级官员透露:“我们将通过杀死金尚吉(Kishenji)这样的高层领导人扼住毛主义者的咽喉”，“我们相信大约有50名这样的领导人分散在各地。我们锁定目标逐个施以严酷打击，使之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下，对付毛派其他游击队就容易多了。”

　　在毛派活跃的地方，政府出资诱降毛派领导人。安得拉邦颁布了“恢复名誉计划”，即以安排工作和奖励金钱的名义，诱使印共(毛)领导人投降。此外，印度中央和各邦还对印共(毛)各层级领导人明码标价，鼓励领导人叛变或者普通党员将领导人杀死换取酬金。2014年印度人民党莫迪政府上台后，中央和邦政府将印共(毛)从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到村级委员人头的价格提高至原来的5倍。除了诱降之外，印度政府对毛派家属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警察之前曾以杀害毛派家属和剥夺其财产作为威胁手段，但后来根据所谓“专家意见”，安得拉邦开展大规模“自由vs.地下生活运动”，利用家属诱降毛派。

　　为了吸引毛派投降以及动摇其对革命的信心，政府公布了大量的投降事例，并在报纸上登载投降者的悔过声明。投降者的名字会从警察局的名单上删除，但如果投降者屈服后不能为印度政府效力，也将会面临被政府雇佣的民团或黑帮杀害的危险。

　　印度政府采用各种秘密手段对付毛派领导人，包括启用毛派投降者。一些投降者仍然秘密潜伏在印共(毛)的队伍中，其任务是清除毛派领导人。秘密投降者采用各种手段杀害毛派领导人，包括直接枪杀;在毛派领导人吃下其提供的有毒食物而丧失意识后，政府出动灰狗突击队将其杀死;秘密投降者向游击队提供假情报，诱使人民游击解放军出击，然后由政府出动武装力量伏击剿灭;政府利用秘密投降者所泄露的毛派军事信息，通过“假遭遇战”将毛派领导人杀害。由于暗藏在党内秘密投降者的破坏，印共(毛)损失惨重。此外，政府还扶植和利用一些黑帮，绑架、杀害群众组织领导人、印共(毛)党员的家属和毛派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