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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广袤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共和国厚实的国有经济家底，也培育了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科学求实为主要特征的“大庆精神”和“北大荒精神”，分别成为工业和农业战线上两份光彩夺目的精神财富，各自记录着社会主义创业者和建设者们筚路蓝缕、战天斗地的艰辛历程。
共和国大厦奠基工程的前无古人的浩瀚宏伟，是大庆精神和北大荒精神赖以滋长产生的时代机缘，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精神产品。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则是培育这两种精神的肥沃土壤，这两朵鲜艳的精神之花，扎根于斯、成长于斯，更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非凡的感召力和刚健昂然的气度风尚，展示着社会主义创业者和建设者们的时代风貌。而无论是大庆精神还是北大荒精神，贯穿于其中的内核实质，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就是“人心齐泰山移”、就是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就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
然而，在“特别是”时代，共和国的长子却成了新经济模式中的“老大难”，不但拖了全国经济的后腿，连突围解困的出路也苦无着落。而生长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土壤上的大庆精神和北大荒精神这两大精神财富，却成了改开时期某些人眼中的精神包袱，以求卸之弃之、远远地避之。实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也只好如用麦淇淋代替黄油一样去寻找替代品了。全国“两会”以后，“中堂大人”把东北作为外出视察的第一站，并直言不讳地对目前东北的经济困境感到很“揪心”。在这种语境下，接着就很需要一些鼓劲打气的话，让大家振作起来。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堂大人”要大家发扬的不是大庆精神或北大荒精神，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闯关东精神”。
首先，“闯关东精神”是什么东东？有哪位高人曾经概括过？吾生也晚，没赶上闯关东时代，未能亲眼目睹闯关东盛举，只是在电视屏幕上才偶尔了解到那是封建时代的晚期，山东半岛的一些农民漂洋过海到辽东去谋生。由于年代的久远（可能是清代中期吧），现在的年轻人是不甚了了的。即便了解了，也只是知道那个时代山东农民在老家活不下去，被迫背井离乡去关东闯荡。这好像很平常嘛，平常得就像“中堂大人”在大队党支部书记任上给村民开逃荒证一样，既不惊天动地，也不可歌可泣。至于这纯属农民自发的行为，甚至完全出于动物都具备的那种趋利避害、求生图存的本能，能提炼概括出什么精神来呢？而这种所谓的精神，又具备多少的现实指导意义呢？
其次，作为被动的自发行为，“闯关东”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有效的动员组织，更没有科学的预案筹划。如果这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要大家发扬的精神，那就是要大家放弃抱团组织，回归单打独斗；那就是要大家我行我素、各自为主；那就是要大家如野牛入火阵，瞎冲瞎撞。
还有，“闯关东”的背景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清代。封建统治的腐朽和民生的凋敝是“闯关东”的直接动因。当然，时代不同精神可以相通，精神的价值可以穿越时空而永存。但从封建王朝无视民瘼、“闯关东者”被生计所逼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到，现在的政府在东北脱困方面，要彻底“简政放权”、要无为而放任？
当然，以集体主义为灵魂的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明显地违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与强调个人奋斗、提倡个性创造的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水火不能相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的背后，隐藏着栽培它们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这个肥沃的土壤。现在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已经明确，正在摸石头过河，东北这块公有经济的石头太大、太硬，要摸到私有制的彼岸可是太累人、太烦人了。现在如果鼓动大家发扬大庆精神和北大荒精神，那不是明摆着为社会主义招魂吗？那不是给已摸到河中间的过河征程设置障碍吗？所以，在当代的精神都不能用的情况下，只好拿出清代乾隆年间的“闯关东”轶事，匆匆给它冠以精神的名号，拉来毛驴当马骑，诚不得已也。
联系到近来的一连串怪事，感觉到这其中有一条很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彻底去毛化、去社会主义化、去革命化、褪红化。从清明哭错坟头，到毕福剑辱毛、辱共、辱人民解放军，再到“闯关东精神”的出台，无不突出一点，那就是要与毛泽东时代做彻底的切割，清除社会主义的任何痕迹，直至在全体国民中造成这么一种印象：毛泽东时代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存在过，中国直接从“自由民主”的民国开直通车进入了“特别是”的“春天”。看来，图穷匕首现，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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