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结合

编者按：为了纪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老革命家刘实同志，我们重新发表刘实同志的这篇回忆录。这是刘实同志于2006年5月4日在旗帜网举行的“五四青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曾经在旗帜网发表过。刘实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人工作，曾任“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总队长。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工人运动，也积累了丰富的工运工作经验。他的成长经历，是当今青年左派网友学习的典范。

青年时代的刘实同志

2005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分上下两册，共1200页，书名是《红岩儿女》。这本书记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在国民党统治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一些地方，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影响和领导下，一大批进步青年的思想和行动。我是当时进步青年的一员。如果今天在座的同志有兴趣可以去读这本书。今天我来讲述当年青年人怎样追求进步，现在的具体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但在总的方向和基本路数上可能对现在青年人追求进步，还是有些参考作用的。

一、逐步认清大形势

      从要求民族解放到反对三座大山，这是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共同道路。我回顾，所以走上这条道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是当时事实的教育。我是辽宁人，父亲是东北军普通军官。l931年我到北京，随后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l933年我在天津，亲眼看到日本军人把炮架到河北省政府门前，光天化日下在大街上小便。1935年何梅协定，东北军从北宁沿线撤出，我到了保定。我小孩时候就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把我们搞得国破家亡，中国人要生存就必须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东北军背着不抵抗的罪名，却又被调离能够进行抗日的河北省，到陕西、甘肃去剿共。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我辗转流离到四川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读初中，我们十几岁的小孩子却因为宣传抗日被列上黑名单，为了避免被捕，我们3个同学被迫秘密离开学校，我们走后30几位同学被捕入狱，最小的只有13岁。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到压迫人民，这些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们觉悟起来。

      另一个方面，是读书学习，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我在读初中时，受共产党员老师方敬的影响很深。他开始引导我读文艺作品，进一步引导我读一些理论书，读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读毛主席写的文章和一些党的小册子。这样逐步树立了认识形势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我和一些同学读书到了入迷的程度，夜里点一个小菜油灯，白天躲到油菜花地里，如饥似渴地读。我们还组织了墙报，运用学到的知识，批判亡国论，批判妥协投降的主张。

我回想，了解客观实际，掌握思想武器，就可以认清形势，使自己在推动社会进步上起积极作用。

二、走与工人群众结合的道路

      1945年3月4日，我党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发表了景留的自述《我走进工厂》，编辑部加了按语：“景留君是一个并不算贫困的知识分子，他满可以进大学念书的。但是，为了大众的事业，毅然抛弃了书本走进工厂里去。……”这里要说的是，景留就是我，我原本姓蔺，“六中四分校”抓人后我就改为姓刘，当时用名是刘载恒，写文章我就起了个笔名刘景，因为不是当面交给报社编辑，就写了“刘景留”几个字，是留下的意思，这位编辑就去了刘，以景留为笔名，我后来将错就错用这个笔名给《新华日报》写了几篇反映重庆工人状况的文章。

       实际情况是，l941年夏，我进入当时设在四川自贡的“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中。我入学后感觉那里一片白色恐怖，课余只能躲到图书馆里看古典文艺作品。1941年底，我在重庆的一位同学，他在一个窑业厂做小职员，要我也到重庆去。我就离开学校到窑业厂做小职员，干了一段认为仍然与工人有距离，我就和这位同学一起到一个机械厂当学徒。1942年进工厂当学徒时我已18岁了。这时，经过我在读书出版社的一个同学引见，我们见到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他说党几乎与工人断掉联系，鼓励我们在工厂干下去。从此，我们与刘光同志和青年组其他同志有了定期的密切的联系。

      我学会车工技术后，就辗转到六七个工厂做工，目的是结识更多的工人朋友。我结识的一些老工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员，以后失掉了关系；有的参加过历史上的工人运动，如二七大罢工、海员大罢工等等。他们既有觉悟，又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我从他们那里受到很大教育。

      我在一个厂结识了几个朋友，建立了联系，他们能够独立活动，我就离开这个厂，到新的工厂结识新的朋友。我们结识的朋友又到他们工作过的工厂结交朋友，这样就形成了葡萄串。我当时遵循的是周恩来同志指出的勤学、敬业、广交友（有的同志说是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逐步扩展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基础。l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党在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地区暂时停止发展党员，所以也不建立党的组织，而是建立一种三五个人形成的据点，据点之间也不发生横的关系。这对防止国民党的破坏起了很大作用。到了l945年党又重新发展党员，我们中的一些人陆续参加了党组织。

      为了与各个据点联系，我总是想办法做夜班（一般是十二个小时），这样白天少睡些觉就可以跑到要联系的地方。

      和工人交朋友，多半是从关心生活做起，逐步发展到帮助学文化、看政治读物。经过一段时间，办了油印刊物《青年工人》，是在进步工人中传看的。后来一些工厂开展了斗争，又办了《锻冶厂》，是给主要骨干看的，是总结斗争经验的。

      到1945年2月，重庆爆发了“胡世合事件”斗争，是特务田凯打死电力公司的工人胡世合，电力公司工人响亮地提出：“杀人偿命，枪毙田凯。”这场斗争以田凯被枪毙、重庆工人取得胜利结束。那时，我们已经可以油印《告工人书》发到一些工厂，动员一些厂的工人到灵堂上香、追悼、送挽联，形成了比较大规模的支援声势。

      到1945年9、l0月，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建立了“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大的厂或工业区建立区队，下面建立支队或分队，全市建立总队，我担任了总负责人。其中一些骨干分子被发展成为党员。

      到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官僚和一些资本家，竟把为抗战从各地到重庆做出重大贡献的工人丢下，自己急急忙忙跑到长江下游或南方、北方。当时，以工人民主工作队在各厂的组织为核心，开展了全市性的“反对遣散、合理复员”的斗争，取得了斗争成果。

      “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队员还为一些地方建党和开展斗争做了贡献。1946年初，党派我到武汉市从事建党工作，就有20来位民主工作队员陆续复员到武汉，很快就在江岸铁路工厂、鄂南电力公司等重要企业内使党与工人群众建立了联系，随后就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在1947年11月，武汉联勤总部被服厂爆发了大罢工、举行大游行，领导斗争的核心就是重庆复员回来的“民工”队员。“民工”队员复员到其他地方，也为建党创造了条件，例如复员到南京永利碱厂、江苏常州机车车辆厂等就都起了重大作用。

三、将终身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我回想，从青年时期起追求进步，就是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我今年82岁，已是高龄老人。有时和人讨论形势，就有人讲：“连自己都顾不上，还顾那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些自称共产党的人根本不讲共产主义，或者只讲共产主义渺茫。在这种情况下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有清醒认识。我将尽自己的余力，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坚持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