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原始积累（对非洲的新掠夺）

　　围绕非洲土地和自然资源而进行的全球竞争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态势。它是传统意义上的“争夺战”，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垄断企业和大国间开展的“地缘政治”斗争。这场争夺战有着系统性决定因素，还有非洲近年来明确的先例：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经济的撬开与金融化;一系列国家和公共财产的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土地受到国内外资本的集中异化;最戏剧性的是西方在中非战略支柱崩溃后围绕大湖区进行的代理战。因此，新的争夺包括在一个正在进行的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地缘政治之升级。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类似于十九世纪的争抢。然而，它有一些特点使其完全不同，其中三个是显著的：由垄断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导致的高度金融化积累的新模式;非西方、半边缘竞争者的进入比赛;以及存在于非洲大陆的诞生于二十世纪的反殖民斗争的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过去相反，这些都有潜力采取抵制并形成大陆和洲际层面的有效的区域联盟。

　　这意味着，新的争夺战的系统性决定因素也显著不同。20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由于中心-外围的矛盾的成熟，战后资本主义成熟并进入危机。这是冷战的系统性竞争的驱动力，实际上，这是南北世界之间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造成了国家系统的全球化，以及南方涌现的一些新的发展轨迹，包括工业化的半边缘国家的出现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革命中国的独特经验。

　　随后的系统性危机迫使帝国主义进行调整，同时也利用一种高度金融化并更具掠夺性和寄生性新的积累模式重新推行其全球项目。它成功地遏制了外围的民族主义，把中国纳入旗下，甚至使苏联解体。然而，它不能逆转国家系统的退化态势或防止南部世界新的社会力量的重新崛起。新的争夺发生于民族问题在全球发展议程中被重申之时，这完全不是一种巧合。西方的衰落和其周边地带的复兴均为兼具掠夺与抵抗的系统性因素。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系统性矛盾在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加突出，并再度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在非洲，五大湖区域成为了这些矛盾的震源中心，国家崩溃及代理人战争成为恢复中非战略控制的手段。更直接与更准时的干预在西非朝着同一目标一再重演，与此同时，针对平民进行的“休克与震慑” 大规模轰炸战略活动，连同代理人战争和直接占领对南联盟和西亚而发动，并席卷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的“无人机”监视和轰炸技术现在已经被添加到兵工厂，它们在北非和中东得以再次动用，以推倒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的人民起义及战略障碍，并加强犹太复国主义使其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

　　这些都曾是在南北关系以及在浮现出的战略竞争者之间(尤其是中国)重新建立秩序的明显尝试。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浩劫的逻辑一致，其目标远远不是获得某一个地区的战略地位，而是要表明美国和它的伙伴将“以一切必要手段”强制垄断控制世界的资源和市场。

　　世界各地区重新军事化目前正在迅速发展：在非洲，有乌干达和吉布提的“反恐战争”;在拉丁美洲，该战略是美国第四舰队以表面上“向毒品宣战”的名义，在哥伦比亚基地实现扩张。在南非(如津巴布韦)，针对“暴政”和“腐败”的意识形态战争伴随着对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新型去稳定化运动而进行。在其他地方则正在努力笼络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地缘政治”的风险可能在拥有核武器的亚洲高一些，但争夺无处不在，它的动力是全球性的，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也将是严重的——如果不是种族灭绝的话。

　　在非洲的情形里，当前的争夺战有其自身的历史特殊性。这首先是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奴隶储备地位，以及近期的殖民主义历史有关。总之，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已经产生了比任何其他大陆更密集也更为连续的原始积累过程。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异邦土地抢占”也应当放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姗姗来迟的大陆的非殖民化几乎没有给国家建设留下余地;第三，从奴隶贸易时代起，由帝国主义所编织的种族化世界文化造成了人民的“层级化”，包括对非洲大陆的家长式作风。非洲发展应遵循的“模式”——被雅克·德佩金(2004)称作“发现综合症”或所谓的“废奴综合症”——成为了新争夺战的真正趋势。尽管这两种症状都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心理，新的非西方的竞争对手也可能会屈从于它们。第四，反殖民民族主义的近期经验引起了大陆的团结并缔造了一个具有独特潜力的泛民族主义(Mkandawire 2011)。尽管具有诸多历史缺陷，泛非主义的团结已经卷土重来，尤其是在南非，并在抵御渐趋升级的帝国主义侵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毋庸讳言，这一切在一个世纪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壮举。泛非主义项目现在必须重申，并制定出针对集体自力更生和抵抗的新条款，以及南南团结的基础上不结盟战略的新政策。

　　在下文中，上述各问题将得到阐述，旨在澄清帝国主义、原始积累与争夺之间的联系，并描绘出帝国主义诸阶段及当前争夺战的动力。

　　帝国主义、原始积累与掠夺

　　关于帝国主义的最近论辩让已经过时的帝国主义和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死灰复燃。也许，对此事最常被引用的话是大卫·哈维论述“剥夺性积累”的论文，其中他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原始积累的永久性质不仅仅是一个用于扩大再生产之历史条件的一次性事件。哈维的理解包含一些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事情。也许，一个简短的概念性回顾在这里将是有益的。

　　马克思本人有关原始积累的著作更多是描述性而非系统性的。 他的首要目的是展示资本主义如何部署“超-经济”力量使得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并使劳动力与土地商品化;另外，他还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创建，如何继续通过额外必要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这一不透明的方式来剥削劳动力。他的批判是针对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使得理性人获得了经济上的解放。总体上，马克思接受资本主义的转变是渐进的历史，但他试图消除这种神话，不论是其诞生还是成熟形式。

　　随后的分析，是列宁(1996年)和罗莎·卢森堡(1951年)所作出的——大型垄断企业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被二十世纪之交新一潮的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所推进。问题是解释争抢是否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列宁)，或资本主义掠夺非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其内在需要，即克服“消费不足”的一种手段(卢森堡)。尽管两人都强调暴力的使用，但他们在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上面存在分歧。对列宁而言，掠夺仍旧是不平等发展的终极阶段，其标志是战争与革命，但仍有可能创造扩大外围再生产的条件。对于卢森堡而言，掠夺将在扩大再生产与原始积累之间重建必要的联系，通过无情战争的不断升级，直至非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毁灭，并由此而引起资本主义自身的最终毁灭。

　　后来的发展可能还没有完全证实两个理论家的理论，但他们的分析在三个方面非常有先见之明：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成为其“终极”形式，哪怕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持续更长时间并变异;原始积累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即便是通过一种比他们观测到的更为深刻的方式;垄断与原始积累两者继续要求无止境的军事化。在战后的时期，这些动态因素被不发达的(或从属的)学派所获得，并进一步建立了资本主义下不平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即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中心-边缘矛盾的必然性。与之相应，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在中心与边缘假定了截然不同的形式，直到现在，原始积累主要发生于后者。剩余价值从外围到中心进行系统转移，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投资，这一直是该关系固有的，其机制包括利润，利息，股息和遣返，征收垄断租金，以及不平等交换。而且，通过这些机制，该中心已能祛除它自己累积的周边矛盾，因此在长时期内减少了冲突。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可以说是系统性的矛盾积累的终端。

　　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恰恰原始积累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积累过程之间的关系。在外围，原始积累已经比较密集并且连续，这也包括那些已经历了依赖性的工业化的半边缘地区。将系统边缘区分开来的是一种外向性质的积累，即使在半边缘地区，它也已经让半无产阶级进程开始。那些从农村被驱逐出来，并未被工业或服务业吸收的小生产者们在世界经济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他们作为储备劳动力，通过其无报酬的劳动“补贴”了资本的再生产。自我开发的半无产阶级是“超级剥削”的一个关键方面;根据卢森堡的分析，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穷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社会已通过依靠永久的半无产阶级化来延长其寿命。

　　这种原始积累的类型同时采取了乡村和城市的形式，具有确切的性别及生育内涵：维护农村中赖以生存的家田，这一般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功能;通过无报酬的劳动，特别是女性与儿童，实现家庭的社会再生产;贫民窟中自主房屋的建设，这主要是一种男性功能;还有低薪产品生产和服务所需的大量琐碎的活动，它们动员了男人、女人及儿童的不同形式的劳动力。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已经激化了一个现存的情况，不管那是通过土地及社会服务的商品化，减少国家对于小农的补助，还是牺牲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者来进行资本集中。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确认，资本主义一直努力为市场之外无偿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创造条件，并实现从社会再生产成本到劳动力本身的位移。这种确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有机地相联，体现为一个结构化的中心-外围关系：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文盲，和预期寿命——它本身就是系统性种族灭绝的一种形式。

　　阐明这些点并恢复不发达理论应有的地位仍然重要，因为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另外一个“发现综合症”——它占有想法而对其来源沉默(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智力积累”)，以便生产有关帝国主义的更“友好”的理论。哈维的与上述明显不同的理论就是对此的极好证明。正如他所主张的，扩大再生产和原始积累的关系并非是建立在一个永久性的中心-外围的矛盾和永久性的半无产阶级化之上。他用一个更流畅的和不确定的“太空经济”取而代之，这是被——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各种“时空修补程序”驱动的; 最近一次，自1970年以来，已经将原始积累作为一个整体带回到积累的最前线。哈维对历史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矛盾的结构性质缺乏赞扬，这点特别体现为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已在过去一个的世纪里扩大到了外围。他明确地将19世纪的掠夺同“资本逻辑”撇清了关系(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理解)，因此他将这种掠夺归因于一种显著的“领土逻辑”，“截然不同于资本逻辑”。其对资本主义杂质的这种清洗在他后二战时期的分析中重复出现——这被视为由纯资本主义及其“时空修补”的逻辑所推动，而不是一个有关外围生产力发展的中心-边缘冲突。事实上，无论是帝国主义间的争夺和中心-外围冲突的出现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