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晚年更辉煌 》 罗四维 编 第二十四章 五九年庐山会议真面目 打油诗·五九年庐山会议 鬼使神差一封信，阴差阳错悲剧生。评头品足数十载，看破红尘有几人？ （这里红尘：指庐山会议。） 第一节 五九庐山真面目 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已过天命年了，人们不但没有遗忘，而且还在议论纷纷。但从议论中看出，真正认清五九庐山会议真面目的人并不多。这也不奇怪，因为许多人不了解真实情况，议论错了也在情理之中，但有些所谓“精英”也信口开合就不对了。因此，谈谈我(编著者)的认识。 庐山会议分两部分，前部分是纠“左”，后部分是反右倾。对前部分认识比较一致，对后部分反右倾认识就很不一致了。 这里只说后部分。 五九年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反右倾的悲剧，不是有的“精英”说的：是毛泽东有意要整彭德怀，而是由十一个阴差阳错的环节造成的，这十一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悲剧都不会发生。 但从纠“左”变成反右倾的关键环节是李锐污蔑彭德怀和黄克诚搞军事俱乐部，紧接着跟随彭德怀访问东欧和苏联的一位上将又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这时，彭德怀的信才变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宣言书的。 第一个环节，是彭德怀的鬼使神差一封信。 人们常说彭德怀的信是万言书。其实,信除了标点符号外，包括抬头、结尾和年月日在内只有3170个字左右。 为什么说彭德怀写信是鬼使神差呢？生活中有些事就很难说清楚，如彭德怀过去经常与毛泽东相隔在千里之外，他一般都不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只是送材料或报告工作。这次近在咫尺却要写信，大家说，这是不是“鬼使神差”。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彭德怀自述》书中说：眼看会议就要结束了，有的人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还无认识，希望主席再在会上强调一下。 彭的话是真是假？我认为是真。 那么，彭所说的“有的人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还无认识”，是指那些人呢？是不是就是指的毛泽东呢？我认为不是。因为彭信上写的那些问题，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就先后在一些会议上讲过了，还承担了责任，作了初步检查，也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并采取措施逐步解决。 请看毛泽东以下的讲话： 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昏了头脑，以为快要上天了。……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整个说来，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并没有。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就不能速。” 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第二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指标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今年番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 12月1日又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就提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 1959年2月1—2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两次到会讲话。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按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 1959年2—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又说：“公社在1958年秋建成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 3月和4月，毛泽东分别在陶鲁笳、王任重、谭震林的报告上批示：“旧账一般不算，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 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以上材料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06—826页）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信中又强调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上面类似的话。 从毛泽东以上的一系列讲话来看，彭德怀信上说的那些内容，除了“左”比右难纠正一句而外，毛泽东都先后讲过了，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而且比彭德怀信上说的还要深刻、严重些，并在不断想办法解决。因此，彭那封信不是针对毛泽东的。 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又是针对谁呢？“文革”中，彭在被批斗会上说“是针对刘少奇的”。彭这话是真还是假呢？我认为是真。因为在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在大跃进中讲的错话最多，直到庐山会议时，确实没有看到刘少奇作过自我批评，还因为当时在一线工作负责的是刘少奇。但是，彭在当时没有写信的必要，因为他信上说的那些问题，一方面毛主席已经讲了多次了，另一方面，彭德怀信上说的那些内容，彭在西北小组会上也已经讲了。 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讲话是：“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 “去年忽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 “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再搞，就好了。”又说：“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论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里。”（详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55—856页） 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比他在信上写的尖锐得多。既然意见已经说了，也就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再说，就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了。没有这封鬼使神差的信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阴差阳错了。 第二个环节，是毛泽东不该把彭信交大会讨论。 彭写信不该，毛泽东把彭信交给大会讨论也不该。因为彭信一出现就没完没了争论不休。这就干扰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讨论，把会议引入歧途。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彭信交大会讨论呢？是不是有意整彭呢？我认为毛不是有意要整彭，而是要加深大家对问题的认识。因为： 一、是彭信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没有理由要整彭； 二、是毛泽东看了彭信后说了这样两句话：“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这话是批评还是表扬，笔者认为：是表扬）； 三、是在讨论彭信时，有人对毛说，彭信有问题。毛泽东说：彭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有什么问题呀； 四、是李银桥说：“庐山会议开始是要纠‘左’，有人向毛泽东反映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会上说了许多反对意见的话，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不就是提个意见嘛”； 五、是7月23日，毛批评彭他们时，也还说他们“基本正确”。所谓基本正确就是主要是正确的。因此，说毛把彭信交大会讨论是有意整彭是不正确的。但在当时，把信交大会讨论也是欠妥的。因为引起了不必要的争 论。 第三个环节，是与会者对彭信争论不休。 如果与会者一致认为彭信好，就不会引起争议，如果与会者都认为彭信不好也不会引起争议。如果没有人们的争论不休，就不会有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没有毛泽东23日的讲话，悲剧就不会发生。因此，那些对彭信争论不休的人们对悲剧的发生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悲剧的产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彭信争论不休的领军人物是柯庆施和李井泉。 第四个环节，是7月23日毛泽东不该那样讲话。 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应当下令停止争论，集中精力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如果这样，悲剧也不会发生。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的讲话从表面看，是对争论双方各打50大板，但从字里行间来看，打在柯庆施等人身上那50大板要轻些，而打在彭德怀等人身上那50大板要重得多。这样就引起支持彭那部分人很不舒服，李锐和周小舟听了就如丧考妣，促使他们当晚在黄克诚家去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等等。 第五个环节，是彭德怀7月23日不该那样傲慢。 《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一书第265至267页上说了这样一些话，23日毛泽东讲完话，“会议散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出去最早，等毛泽东出了会场，他已经走得老远。 “……彭德怀正走着，不知是蓦然发现拉下了什么东西，还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又掉头反身上坡，与毛泽东一行人碰了个照面。按照预定的会期该是结束了，毛泽东回到‘美庐’也是让工作人员做下山的准备。 第六个环节，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继续开会。 “由于彭德怀的傲慢，有些中央领导同志感到，这次会议争论的问题并没有真正从大家的思想深处达到一致，反映如果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今后工作难免会产生抵触情绪。于是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继续开会。”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起了乘人之危、推人下水、落井下石的作用。 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本想会议至此结束，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就不该要求继续开会。他们应调和毛彭之间的矛盾。彭的态度不好、傲慢，他们应同彭私下交换意见，谈谈心，也可以对彭的傲慢态度进行严厉批评，还应劝彭，心平气和地去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消除隔阂，减少分歧，这才是他们应有的正确态度，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提出继续开会，彻底解决彭的问题，就起到了死灰复燃、火上浇油的作用。 第七个环节，在继续开会时， 有人提出7月23日晚，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李锐、周惠在一起开什么会，请交待。开始李锐他们都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实际上他们是心中有鬼的。周小舟和李锐在离开黄克诚家时，李锐对周小舟说：“今晚说的话就当没有说，今后我们也少来往。”）一致认为没有说什么。但人们又揪住不放。 第八个环节，李锐给毛泽东的信。 由于人们揪住不放。7月30日，李锐给毛泽东写了23日晚的情况，并说：“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毛泽东看了李锐的信后，以为李锐说的是真话，把信交其他常委看后，并交大会讨论。意思是要大家不要追究那天晚上的情况了。 第九个环节， 黄克诚以为李锐给毛泽东写信已经把23日晚的情况交待了，自己再不交待就被动了。于是黄克诚就把23日晚的真实情况在会上全部交待了。黄克诚的交待与李锐给毛泽东的信上说的大相径庭，其中有“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的言论”。黄克诚的交待，证明李锐的信全是谎言，是欺骗毛泽东的，也欺骗了大家。 第十个环节，李锐在大会上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是在搞“军事俱乐部”。 李锐说假话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后，他为了将功赎罪，于是就反戈一击，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在大会上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是在搞“军事俱乐部”。还把张闻天也说成是军事俱乐部的人。李锐说：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就是张闻天加的。张闻天7月21日，准备不发言，彭德怀又鼓励张闻天说“怕什么，真理在我们手里”。 由于“军事俱乐部”的出现，会议的性质才由纠“左”变成反右倾。彭德怀的信的性质也变了。原来毛泽东说彭德怀的信是基本正确，现在就变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宣言书了。 李锐为了扭转自己的被动局面，就不惜陷害朋友，把彭德怀等人推下了深渊。因此李锐当时的亲密朋友周小舟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第十一个环节，参加会议的有位上将又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 由于“军事俱乐部”的出现，跟随彭德怀一起访苏的一位上将，又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下，彭德怀就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因为彭德怀有三顶帽子了：搞“军事俱乐部”（是李锐揭发的）。“里通外国”（是一位上将揭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彭那封信） 在这种氛围下，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就不可避免了。虽然很冤，但在当时，是事出有因。这就好比黄泥巴掉在裤衩里，虽然不是屎，但别人看来就很像屎。 几首打油诗 （一）彭德怀 领导平江起义军，井冈反剿纵驰奔。横刀立马长征路，运筹帷幄抗日营。陕北游击歼胡匪，朝鲜阵地胜凶神。鬼使神差一封信，七四临终泪满襟。 （二）张闻天 满腹经纶不为名，甘当基石为苍生。庐山会后屋寒冷，默默孜孜用笔耕。 （三）黄克诚 推下深渊实在冤，冤中生活二十年。平冤不记仇和怨，公正评毛一马先。 （四）周小舟 自跳深渊不算冤，毛翁苦劝当耳边。牢骚太盛风云变，促使庐山起祸端。 （五）李锐 有才无德有私心，欺骗领袖与众生。为了自己脱困境，害得彭黄无路行。 第二节 我对五九庐山会议的认识 五九年庐山会议上，7月23日前，纠住彭德怀信不放的领军人物是柯庆施和李井泉。不是他们纠住彭信不放，就不会有毛泽东23日的讲话。7月23日后，要求还要继续开会解决彭德怀问题的人是会上的常委和老帅们。如果不继续开会，后面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由纠“左”变成反右倾的关键环节，是李锐以当事人的身份揭发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随同彭德怀访问东欧和苏联的有位上将又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引起的。还有一个情况，在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苏联住北京大使尤金就给陈毅说：现在你好搞政变。陈毅马上就给中央报告了。 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以防万一，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是可以的，应当的。但把彭德怀那封信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宣言书批判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彭德怀的信基本上是重复毛泽东58年11月以来纠“左”的言论，是帮毛反“左”的。 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不仅伤害彭德怀等人，而且使当时严重“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继续纠正，而且比以前更“左”了。更“左”的结果，就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当时确实饿死了人。不管饿死的人多人少，反正是饿死了人。这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最不光彩的一页。 第三节 毛泽东对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反思 毛泽东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人。他不是打肿脸冲胖子的人，也不是文过饰非的人。对于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带来的恶果，毛泽东后来多次检查反思。我所知道他的反思的如下：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说：“近几年来我们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对刮“共产风”情况就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反右，打乱了反“左”。（《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25页）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又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同上书第547——548页） 1961年3月19日，毛泽东又说：“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同上书第564页） 1961年6月6日，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同上书第597页）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同上书第600页） 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研究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大家都搞阶级斗争，把工作丢了。（同上书第五卷，第153页） 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又助长了‘左’的空气。”（同上书第五卷，第403页）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说：“从彭德怀的信看，没有问题。但他还有一个“里通外国”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讲路线斗争时，就没有讲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事俱乐部”。只是讲“里通外国”。” 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也是有缺点错误的。赫鲁晓夫说毛泽东的坏话，你不表态，回来也不报告。不报告，引起别人的怀疑就不可避免了。加之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确实要想办法搞掉毛泽东的事实，就更容易引起怀疑。就在庐山会议期间，苏联大使就叫陈毅搞政变，陈毅马上就给中央报告了。 赫鲁晓夫垮台后，中国派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去参加十月革命节，在祝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就对贺龙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回去把毛泽东搞掉，我们就更好团结。贺龙马上就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马上向苏联提出抗议，并提前回国。 （请看第二十五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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