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被服总厂的工人斗争

晚年的刘实同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七年秋，武汉各行各业工人几乎都发动过斗争。纱厂工人举行过摇班，他们把罢工称为摇班。十一兵工厂工人举行过怠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过要布斗争，同时揭露伪工会是国民党的走狗。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工人到处在反对他们，就发布了一连串镇压工人斗争的命令，什么《防止工潮加强工运办法》，什么《严防破坏生产制止奸伪活动办法》，什么《劳资纠纷处置法》。但是，痛苦的生活促使工人运用怠工、罢工的武器进行斗争，斗争保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也锻炼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共产党壮大起来。我这里着重讲讲武汉被服总厂工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罢工斗争，因为这次斗争持续了十天，得到全市工人的响应，震惊武汉和全国。这次斗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也体现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结合。

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开设在硚口，经常有五千人工作，到工作忙时，增添临时工，工人总数就达到一万人以上。规定的工时是十一小时，另外有四小时是常年加班。每月所得工资相当银元一块多钱，另有三斗米津贴。马场是单身工人宿舍。眷属宿舍在鸿大栈房，一间房子住十多家。这还不够住，工人就在栈房周围搭了一些席棚或木板屋。

发生请愿、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发奖金的事。被服总厂要求工人提前在十月底完成年计划和追加任务，答应给每人发四十万元奖金（可买三石米）。为此，工人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可是到了发工资和奖金时，却出了新布告，上面写着：“戡乱时期国库空虚，……职工奖金 （包括裁缝两厂的计件工资）碍难照发。为顾念职工生活困苦，先垫发每人十万元，其余部分俟十二月末和年终奖金一并发给。仰体时艰……”当时，物价飞涨，工人都想得到这笔奖金。看了这个布告，工人讲：“这简直是喝人血，吃人肉，骨髓里榨油。”大家认为，不管厂方玩什么花样，一定要这笔奖金。

这时，厂方又下达赶制军单衣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裁剪工人到工务课领取裁衣样板时，与工务课长发生争吵。厂长徐福海也走进了裁剪室，大吼：“你们闹，我就写条子开除你们几个；再闹，我关了厂，全饿死你们。”工人长期压制下来的愤恨爆发出来了，工人决定到武汉行辕去请愿。到了行辕后，行辕出来的官员答复是：“你们先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工人们回厂等待了一个晚上，却没有看到行辕任何一个人，决定明天再去请愿。

十一月七日，被服总厂的周围布满了军队。工人的请愿队伍在被服厂门前集合了，发现昨天请愿时几位讲过话的工人不见了，同时发现特务正在抓人，于是，工人带着这个特务一道向行辕行进。当请愿队伍经过单人宿舍的马场门前时，厂警队在厂部秘书钱汉章率领下阻止工人前进。厂警向天空鸣枪，钱汉章则以手枪直接向工人射击，并指挥厂警步枪机枪向工人射击。当场，就有丁海泉、蔡绍倪二工友被打死，三十多名工友受了伤。工人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料理死者、伤者，一部分继续向行辕行进。这时，厂警乘三辆汽车追赶请愿队伍，沿途用刺刀、枪托殴打工人，马路上来不及躲避的行人也挨了打。请愿队伍到了武汉行辕，行辕官员们的答复仍然是：“你们回去吧，我们就来调查解决。”

当天，我和邓祥知道被服厂工人死难的事情后，立即赶到那里。我当时是党的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邓祥负责工人工作。我们见到在被服厂金木车间工作的工人民主工作队员张彦和他联系的进步工人傅言法，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

武汉博物馆收藏的“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横幅

十一月八日，总厂各工间全部宣布停工（不能讲罢工，停工就是罢工），谌家集分厂和武昌分厂也接着宣布停工。每个车间的工人组成几个小组，以车间为单位组成总组，每个总组推选一个代表组成“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

十一月九日，工人分小组开会讨论。有的工人说：“枪子没有眼睛，不饿死，说不定打死，连枪子都看见了，还怕什么。”有的人说：“人家是为我们死的，给死人报仇，谁能不赞成。”

十一月十日，厂内到处贴满了标语，“给死人报仇!”“杀人者偿命!”“我们吃不饱肚子，我们要活命!”

“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发表了“告武汉工人兄弟书”、“告武汉各界同胞书”。传单、标语在武汉一些工厂里出现。茶馆里喝茶的人也接到了传单。

十一月十一日。武汉警备司令阮齐到厂讲话。他说：“现在人已经死了，抛尸露骨地摆在那里有什么光彩。我看还是埋了算了，埋了马上开工，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工人大声问他：“白日杀人是否光彩？是否也就这样了事？”“你们做官的人打死人犯不犯法？你要说不犯法，我们就开工。你要说犯法，就依法办了，再开工。”阮齐说：“打死人是法律问题，有法院处理。我可是警备司令，你们现在罢工就是扰乱社会治安，我就要管!”工人大声发问：“七号那天厂警队从硚口一直杀到行辕门前，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来维持治安。今天我们为着给打死的兄弟伸冤，反倒犯了治安？”“埋了以后什么都答应，为什么现在不答应？”工人齐呼：“杀人的偿命!”“枪毙凶手钱汉章!”最后，阮齐说，还是推派出代表来和我谈判吧!并就此下台走出会场。

张彦在群众面前说话了：“我们现在只有团结一条心才有力量，才能得到胜利。”全场工人喊起来：“推张彦做总代表，大家都听你的。”

十一月十二日夜晚，丁海泉、蔡绍倪二工友已装殓在棺材里，马场前的马路边上搭起了灵棚。灵棚由全体工人分成小队日夜轮班守灵。傍晚，国民党士兵和打手乘坐汽车准备来抢尸，全厂工人涌到灵堂，有些工人站到棺木上，军队和打手看到无机可乘走了。

夜晚，一个码头工人来报信，说军队抢尸不好，要我们码头工人来抢。大家要我来报个信，让你们准备一下。

被服厂工人分成五路：一队专管信号，每人手里拿着一面锣；一队是守在灵堂就近，每人都拿着木棍，另外还预备了大批的石灰包；两队是锥子队和鎯头队，准备破坏汽车用；还有一队是巡逻。

十一月十二日，礼拜天。各工厂的工友三三两两来到被服总厂，手里拿着香纸、蜡烛、挽联。灵堂上挂起了各厂工友的挽联：

我们请愿为的吃饭，你们杀人为的什么？

——海军工厂全体工人

再莫谈保障人权实纸上谈兵，

说什么劳工神圣骗工人出力。

——纺织工友

为肚子不得饱去请愿竟遭此荼毒，

无人性两足兽敢持枪杀死我工友。

——汉阳周恒顺机器厂工人

说是严办，实是不办，他们想马虎了事，

既为死者，又为活人，我们要坚持到底。

——失业电工张煜、李立德

各厂工友插上香，注视着烈士遗像、血衣、弹壳。

十一月十三日，被服总厂发现了以“被服厂全体工人启”名义写出的“反罢工”的标语和传单。

在全体工人集合后，张彦宣读了“反罢工”的标语和传单。

他说：“现在有两种标语，两种传单，大家赞成哪一个我们就照那一个办事。”工人全部站到“一一七血案”支援会一边，“全体工人启”那边连一个人都没有。张彦说：“‘全体工人启’是坏人假借名义来破坏我们的，我们大家要把这种破坏我们的传单、标语一张不留地刷掉，我们大家更要加紧团结，不要让坏人分裂我们。”

十一月十四日，联勤总部从南京派来一个赵高参到厂“调解”。谈判从下午三点一直进行到晚上十点。赵高参要工人代表在写好的纸上签字。他说：“给死人家属一点钱，今天晚上出葬，明天早上开工。”工人队伍涌到会议室门外，有人大声喊：“到外面来谈判，不要关在屋子里谈。”当赵高参站在台阶上准备说话时，一个工人喊：“你说是高参，可有什么证明？”工人吼起来：“对，让他拿出委任状来看看。”赵高参无可奈何地从皮包中拿出证件，工人们给他照了像。谈判中，工人代表提出了八项条件：一、逮捕凶手，执行枪决；二、撤销厂长徐福海职务，交付法办；三、死者都是黄陂人，必须按当地风俗，摇独龙送殡，到江岸站上车，送回原籍安葬；四、死者抚恤费各一亿元，受伤者按伤势轻重分别发给养伤费三、四、五千万元；五、停工期间工资照发；六、立即补发被克扣的三十万元奖金；七、复工后，工资按市场物价，随时调整增加；八、保证人身安全，不得任意打骂开除工人。在下午继续谈判中，工人代表把“枪决凶手钱汉章”改为“交付法办”，把“厂长撤职”改为“厂长免职”。

十一月十五日，武汉各厂工人准备举行同情罢工的风声传开来，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来慰问被服厂工人。南京、上海、长沙、郑州等城市的工人发来电报、信函，寄来慰问物资，对被服总厂的斗争表示支持、声援。下午两点钟，赵高参、特务头子孔庚，帮会大爷杨庆山来到被服厂，当众逮捕了钱汉章，厂长徐福海停职，另外还答应了六个条件。

十一月十六日，棺木上用棺罩，摇龙出葬。一万多人的送葬行列，每人手持一支香跟在后面，走过汉口的主要街道。棺木上的白布联写着：“你们死了，我们亲眼看见的，我们永远记得。”市民从大街小巷里涌到街头上来。

被服总厂工人张彦、傅言法在“一一七血案”斗争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随后被服总厂建立了共产党支部。

一九四八年二月被服总厂当官的薪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工人分文未加。被服厂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于二月二十四日掀起了第二次大罢工。斗争坚持了十二天。罢一天工，就少生产八千套军服。在三月八日清晨，国民党实行大逮捕，一共逮捕了四百八十八位工友。在全市工人支援和学生运动的发动下，敌人陆续将被捕工人释放。

张彦和傅言法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了被服厂。张彦和十几位工人一起进入江汉解放区被服厂。傅言法在三个月后到达哈尔滨，作为武汉工人代表参加了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他改名为李启新。被服厂的共产党支部吸收了新的力量，继续坚持斗争。

    （本文节选自刘实同志2007年8月写的《共产党扎根在工人阶级中间》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