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商榷

　　近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近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发言，表示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楼部长继而开出了好几个方面的“药方”，其中跟工人关系最为密切，且最引人关注的就在于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上，楼部长认为“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好一个“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如果不是媒体报道出来，很难想象这样的话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部长之口说出。鉴于此问题影响重大，笔者就简单回应一下楼部长描述的问题究竟有何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之前粗放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回应如何渡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等价于回应如何解决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

　　中国今天的经济危机，根本性的原因仍旧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固有矛盾，即一方面是资本和财富的高度集中，与此对应的另一面是工农群众的低收入和购买力不足，即西方经济学讲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消费能力不足，普通劳动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也仅能够停留在非常基础的、维持必要开支的层面，当然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无法实现利润，更难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也就很难度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解决当前经济危机的方法不是要在维持资本和富人利益不变的前提下，制造额外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凯恩斯主义思维下的四万亿投资)，或者限制工资过快增长，以实现企业(即资本家)的竞争力及利润率。因为这些反劳动者的政策不仅无法真正走出危机(仅仅是将危机延后)，而且伤害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同样是“劫贫济富”来保增长、保稳定的带有强权性质的资本主义强盗逻辑。

　　我们认为，解决危机的首要措施在于打破不公平的分配格局，放弃以资本逐利为主导的野蛮发展方式，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从而增强他们的购买能力，才能真正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进而才有可能走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劳动者收入增加的路径除了政府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外，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依靠真正的工会(而非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工资集体协商、集体谈判等工人自我组织与资方进行平等博弈。

　　然而，楼继伟部长提出的不让工人以区域性或者行业为单位与企业强势谈判，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减少因工人集体谈判和抗争的制度成本，难道不就是我们批判烂了的80年代由里根、撒切尔夫人这些人搞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吗?要知道，撒切尔夫人死后，英国工人爆发大游行抗议撒切尔当年对工人抗争的镇压!楼继伟部长的讲话不是十足的为本已在中国工人“低人权优势”下赚得盆满钵满的资本家摇旗呐喊，又是什么呢?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工人长期低工资和基本权益无法保障的基础上。在当前劳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工人面临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的背景下，面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楼部长不是在强调要维护工人权益，增加劳动者收入，承认劳工三权，反而是要限制工人联合，继续地、更加残酷地牺牲工人的权益，来维持所谓的经济增长，为资本逐利保驾护航，身为高官的楼部长是否需要反思和扪心自问呢?

　　对于从小“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又掌握国家财政命脉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来说，居然发表如此亲资方立场和反劳动者的言论，我想不是楼部长个人的悲哀，而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悲哀。

　　附文：财政部部长：中国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凤凰财经讯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4月24日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楼继伟是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继伟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