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农民工这么多年，我更憋屈

最近北京桔子水晶酒店CEO一封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信走红网络，并得到北京市最高领导以及多个部委的回应。吴老板在信中直陈“我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企业是个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爷不是仆”，并认为“如果政府对企业不好，实际上就是对人民不好”。

吴老板慷慨陈词的勇气令人钦佩，因为不是每个做老板的“奴才”都敢于这么直接指出“爷”的不是；当然，这也得意于时下的风气，“简政放权”、“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成为舆论主流和官方关切所在。

吴老板身为企业老板，在普通老百姓（至少是农民工)看来，他自然也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现在连这样的精英人物活得都那么“憋屈”，那处在社会底层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呢？如果连老板都成了“奴才”，那拿着微薄工资为资本利益而拼命工作的农民工们，岂不成了“奴才的奴才”？

所以，如果腰缠万贯的吴老板都要感叹“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那么作为基本工资低“拖后腿”、教育水平低“没素质”的人群，我们想说一句“做农民工这么多年，我们更憋屈”。

有家不能回的憋屈

阿敏是个女孩子，在深圳工作五年多了，期间只有一次春节回过家。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说春节的时候在厂里面加班可以有三倍的工资，上三天的班就可以有将近千把块钱的收入；要是回家的话，一来票不好买，再者路费加上各种人情往来没有几千块肯定下不来，这一进一出就是好几千块，两三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很多外出打工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想回家吗？当然不是。没有几个人会一年到头连家人的面不想见，也没有几个人不思念远方的妻儿父母。之所以想回不能回，原因只有一个：回家太花钱，而工资又太低，于是只能在万家团圆之时忍受骨肉分离之苦。

个中滋味，个中憋屈，恐怕只有农民工自己才能体会到。

有学不能上的憋屈

小霞是个10岁的孩子，今年上三年级了，遇到她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吃麻辣烫。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吃饭，她说爸爸上夜班还在睡觉，要七点才起来；妈妈上白班要八点才下班，没有人做饭，自己就一个人在外面吃。她说自己春节后就要回老家上学了，因为爸妈两个人的工资太低，而在这边上学又太贵，一个学期就要六千多块钱，老家还有一个弟弟，回去的话花费就可以少很多。

小霞，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年是流动儿童，一年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城市工作，为这座城市的繁荣、为这个工厂的发展贡献了他们的一切——GDP、税收、利润，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收入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公平的教育。

可能当吴老板们在为自己的孩子不能上京城贵族幼儿园或者出国念书而感到憋屈的时候，2.6亿农民工和他们的数千万子女还在为能不能上学而憋屈。

这样的憋屈，更让人心酸，更事关公平，更亟待解决。

有病不能看的憋屈

阿战有三十多岁了，在外打工也有很多年了，北京、上海、杭州、深圳、东莞，去过的城市也很多。去年又来到深圳，到一个商场做保安，才进去一个多月社保也没有买，肾结石就发病了。

疼痛难忍就进了医院，要做碎石手术，连手术带住院，几天下来花了六千多块。由于没社保，也不能报销，于是结石还没有排干净就回家了，因为实在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

看病难、看病贵，不管农民工身在农村，还是身处城市，生病之后的处境都一样。每月两千多块的工资，满足吃、穿、住、用、行的基本生活开支尚且捉襟见肘，应对风险的能力就更弱了。国家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但是社保覆盖面低、很多农民工（尤其是建筑业民工）还大量存在未依法缴纳医保的情况；即便是缴纳了医疗保险，但农民工的流动性高，社保在不同城市、省份以及城乡之间的转接制度也不完善，很多人即便是缴了医保也无法及时享受到相应的保障。

其实随着医保保障程度的提高，医疗费用也是水涨船高，即便是能够报销，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报销之后的开支仍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有病不能看、不敢看，这样的憋屈，谁能理解？

有话没处说的憋屈

吴老板虽然有很多憋屈，但好歹有处说，而且一说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但2.6亿的农民工呢？他们的憋屈，又能向谁说？

就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媒体统计两会的代表、委员中仅亿万富翁就有几十位，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精英了。但是2.6亿农民工有几个属于自己的代表呢？三位！

不及农民工数量千分之一的企业家们有那么多代表可以发声尚且感到憋屈，那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我们几亿农民工的憋屈又能向谁说？

再看今天的媒体，时常见诸报端的是各种高端论坛，企业领袖、政府高官、学界精英在各种场合齐聚一堂，商量发展大计，影响决策制定。甚至一个普通的娱乐八卦新闻，都可以成为一个持续的热点。

但是农民工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诉求和委屈，却被认为上不得台面，没有价值。要么在商业新闻的洪流中被湮没，要么在一片叫好声中显得不合时宜。似乎是农民工的不幸，给这个社会抹了黑，避而不提就能解决问题。

做了这么多年农民工，我们更憋屈！

在吴老板的信中，工人再一次被代表了，于是政府对企业不好也就等同于对人民不好了，反之政府要想对人民好也就是要对企业好。

吴老板挟人民以自重，给自己扣上了一顶无比巨大的帽子，不过“人民”在这里又成了炮灰。如果我们承认人民的主体是普通劳动者，那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企业不能代表人民，因为企业不能代表劳动者。诚如前不久中央出台的《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开篇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的时代，我们必须要正视劳资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和矛盾。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社会和政府不仅要理解企业和老板们的委屈，为他们松绑，给他们关心和支持；更要理解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的诉求和委屈，真正落实法律赋予劳动者的组织权、集体谈判权以及劳动者的其他合法权利，使劳动者的声音能够真正发出来并得到尊重和重视，唯有如此，“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因为，只有劳动者的尊严实现了，社会和国家才会有尊严！

农民工的憋屈，总理您听到了吗？

（编辑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