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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电子工业群众运动

2015-5-20 14:17|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796| 评论: 2|原作者: 王洪喆|来自: 破土工作室

摘要: 言简意赅的“七二一指示”划定了之后“文革”中工厂“教育革命”的方向,即走“从生产中来、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1969年之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成了各地电子工业群众运动纷纷仿效的“上海模式”。
毛时代工人如何参与电子计算机的制造?

2015-05-20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王洪喆 点击: 203次   

 

【摘要】言简意赅的“七二一指示”划定了之后“文革”中工厂“教育革命”的方向,即走“从生产中来、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一指示对7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机床厂的做法思想上继承了“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思路,知识分子要来自于工人阶级和生产过程技术革新本身,即工人的继续教育和新技术的革新同时发生。1969年之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成了各地电子工业群众运动纷纷仿效的“上海模式”。

 

20世纪60年代末东亚的冷战局势影响了中国国内社会革命运动的走势。因为在武器工业中的特殊作用,电子工业尤其是计算机研发相关机构的造反运动受到了来自最高权力中枢的保护性管制,电子工业生产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文革”中获得了一次跃进式的发展。在经历了1966年5月到1967年5月仅一年的造反派夺权后,中央决定对电子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直属企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周恩来亲自指示保证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地面站和国防尖端配套产品的研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把电子技术的应用列为“四五”期间国民经济生产技术发展重点,并在投资、物资方面给予扶植政策。


1969年后,虽然陈伯达“抓革命、促生产”的九大报告草案被弃用,但陈的“电子中心论”发展观却通过九大后林彪主导下的军事工业政策得到了部分贯彻。1969年8月,林彪在军内的政治盟友获得国防工业的实际控制权,国防工业部门调整了管理结构,分别成立了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为组长的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为组长的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电信工业领导小组(取代了四机部对于电子工业的统筹)、以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为组长的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形成了我国军工生产的“三国四方”局面。在“需要就是计划”、“形成十个独立战区”的备战口号下,军工生产开始大搞群众运动。1969年10月,中央电信工业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电信工业工作会议(代号“6910会议”),会议提出“全民大办”、“破除电子工业神秘论”、“电子中心论”等陈伯达式的口号。11这次电信工业会议刺激了全国各地方电子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电子工业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黑龙江省为例,1970年2月省革委会召开有各地、市、县革委会领导参加的全省电子工业会议,提出要高速发展黑龙江电子工业。3月省革委会提出要搞“单晶硅大会战”,达到年产30吨,于是“全省一哄而起,大厂一厂一角办小厂,街道开工厂,学校开工厂,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兼行跨业,遍地开花”12。1970年5月黑龙江成立了省电子工业局,到年底统计,全省已有344个厂点,职工人数2.2万,遍布45个市、县,其中晶体管厂118个,电子元件厂132个。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68年开始地方电子工业产值(8.25亿元)就已经超过中央企业(4.94亿元)。1971年地方的产值达到了40亿元,几乎相当于1966年的6倍;职工猛增到47万人,相当于1966年的3.6倍;厂点剧增到5200多个。14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5200多个地方电子工业厂点中,集体所有制厂点为2600多个,占比超过50%。在这些集体企业中,又以轻工业转产电子工业最为普遍,大量纺织厂根据本行业的需要,办起了电子车间或小组,然后逐步成长为独立的电子工厂,如上海市的手工业局系统和北京市一轻局、二轻局系统的电子企业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15。轻工业中的手工业部门,尤其是纺织业转产电子工业,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实,显示出纺织业和电子工业之间技术和劳动的历史联系。


可见仅就单一工业部门而言,1968—1971年地方电子工业出现的第二次“大跃进”,比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电子工业的发展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更加激进。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相比于“大跃进”是一场积极的乌托邦生产运动,“文革”更趋向于一场消极的破坏,其目的不是“未来积极的理想,而是消除过去的重负” 。可是,电子工业生产领域在“文革”中的跃进式发展显然不符合迈斯纳的判断,反而是第一次“大跃进”的延续和更加激进的电子跃进。


1969—1970年间,《人民日报》以报道“文革”中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鲜事物”的形式,集中大量报道各地“大破电子神秘论”、“以革命化带动电子化”的群众运动实践。以下是来自《人民日报》数据库中的一些随机样本:


《在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 上海工人阶级大力发展电子工业》(1969年5月10日,第4版)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上海工人阶级大力发展电子工业》( 1969年10月9日,第1版)


《粉碎束缚电子工业发展的精神枷锁》(1970年3月5日,第3版)


《广西柳州整流器厂大力发展电子工业》(1970年3月7日,第3版)


《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福州灯泡厂依靠自己力量发展电子工业的事迹》(1970年3月19日,第2版)


《自力更生发展电子工业——记天津市小站工农半导体器件厂艰苦创业的事迹》(1970年3月27日,第2版)


《上海工人阶级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闯出新路 高速度建成第一台中国式单晶炉》(1970年4月17日,第1版)


《坚持自力更生 充分发动群众 打破洋框框江苏省高速度发展电子工业》(1970年6月23日,第1版)


《充分发动群众大破神秘观念坚持自力更生石家庄电子工业迅速发展》(1970年7月25日,第4版)


《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破“电子工业神秘论” 上海兴起群众性发展电子工业热潮》(1970年7月28日,第1版)


通过分析这些报道发现,电子工业群众运动中出现了一种作为参照系的“上海模式”。追根溯源,这一模式来自于1968年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教育和技术革命。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和毛泽东的按语(即“七二一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言简意赅的“七二一指示”划定了之后“文革”中工厂“教育革命”的方向,即走“从生产中来、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一指示对7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机床厂的做法思想上继承了“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思路,知识分子要来自于工人阶级和生产过程技术革新本身,即工人的继续教育和新技术的革新同时发生。1969年之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成了各地电子工业群众运动纷纷仿效的“上海模式”。接下来从电子计算机的研发和使用中列举几例:


(一)大庆油田——电子素养的用途


1971年大庆油田研究院计算室安装了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计算室的工程师开始为油田各部门解决生产中的计算课题。根据党委意见,“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计算室决定在完成日常计算任务的同时,把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请进来,举办短期推广使用电子计算机学习班。


在科学家的报告中写到,科学家和工人双方都接受了“再教育”。培训班一开始只招收文化水准高的技术员,有些工人反问:“我文化水准低,能不能学会?”于是,如何看待文化程度的高低,怎样正确认识物质技术和人的因素,成了培训班教学中反思的问题。尊严政治赋予主体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


比如,有一个陈师傅,进学习班时连ABC都不认识。在开课的那一天,他向我们讲述了在万恶的旧社会,自己给地主放牛,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苦难家史。他激动地说:“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咱们穷人连命都保不住,哪里有钱去念书。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今天又让我们来学习电子计算机,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文化低,困难很多,但为了生产更多的石油,支援世界革命,千难万难,也一定要战胜它,决不能让资产阶级看笑话。”


这段文字描述的学习过程,是通过“知识参与”获得“尊严政治”的过程。不仅如此,比“尊严政治”更进一步的是,在这个案例中,“再教育”是双向的过程,工人从工程师那里汲取知识营养,工程师从工人这里汲取“政治营养”:一开始工程师们以照本宣科的方式教学,由于学员基础不同,教学效果很差,尤其是讲到计算机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令”“定址”时,很多工人听不懂,之后老师听取了来自工人的教学改进意见,展开“互教互学”:


通过总结,我们针对工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生产中用到的数学公式较为熟悉,也能用手工进行计算的特点,开展了互教互学活动,先请工人给我们将生产中碰到的计算问题,把计算公式和步骤写出来,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实际问题,讲解如何编程式、使用计算机。这样就能紧密结合实际、讲课有针对性,工人听得懂,接受快,记得住,能应用。参加学习的工人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技术,开创了工人亲自操作电子计算机,解决本单位实际问题的新局面。


(二)“赤脚电工”与自动化机器体系


为破除电子技术对普通劳动者所具有的神秘主义色彩,上海羊毛衫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一场“破除电子神秘论”的电子群众运动。上海羊毛衫行业多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集体企业,由弄堂小厂、集体编结社和个体手工劳动者组织起来建立。机器设备为20世纪初期西欧生产的手摇针织机——需要手工操作,每个挡车工只能看一台机器,编制羊毛衫花纹的操作过程全靠“眼看、手摇、心记、口念”,劳动强度极高,生产效率低。全行业挡车工多为中年妇女,没有一名工程师和机械技术人员,也没有人比较系统地学过电子技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虽经历几次机械化技术改造运动,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手工操作的生产过程。在“文革”中的地方电子工业大跃进中,有工人提议采用电子技术,实现生产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却被讥讽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门不当,户不对”,“不懂ABC,怎能搞电子?”


这种态度在“文革”批判所谓刘少奇的“电子神秘论”和林彪的“天才论”中被运动的论述翻转过来:“宣扬天才论,宣扬技术‘神秘’,无非是想要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揭露的那样,‘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工人们说:一切生产技术,都是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


许多羊毛衫厂挡车工人要求开展“电子扫盲”运动,组织短期培训班,普及电子技术。“赤脚电工”就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


他们不识英文字母,就在英文字母旁边注汉字;不识电子元件,就给它取了各种形象的代号。他们在干中学,边学边干,原来连电阻、电容都不懂的挡车女工,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就掌握了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工人们亲切地称呼那些掌握了电子技术基本知识的挡车女工为“赤脚电工”……


短期内,全行业7000名职工中就培训出了450名这样的“赤脚电工”,实现了对旧设备的自动化改造,赤脚电工们称之为“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到1973年,上海羊毛衫全行业14个厂,1500台织机,全部实现半自动化。在设备不增加、人员减少、品种增多的情况下,产量比1966年增长52%,比1958年翻一番。其中,上海第八羊毛衫厂通过与另一家弄堂无线电厂技术协作,在车间中实现了用一台电子计算机进行横机群控的全自动化生产,不但使挡车工从“口念、心记”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看台率达到两台以上。25197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小厂办大事、枯树开新花”为主题,将第八羊毛衫厂的群众技术革新的事迹制作成科教影片,在全国放映。


(三)造计算机的街道工厂


1970年9月上海市街道小厂长江把手厂内,电工出身的支部委员从市里接受了一项新的生产任务,那就是造电子计算机。市里决定以工人为主体,同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复旦大学教师一道,组成厂、所、校三结合的队伍,共同造机。这名技术员激动地跟工人说:“如果不是狠批刘少奇的‘电子神秘论’,这样重大的任务怎么会交给我们街道小厂来办?这件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应当支持!”


当时的长江把手厂只有300多人,多为不识字的妇女,电子计算机什么样都没见过,因此很快形成两派意见。有人说:“这种高级产品,有技术的大学生搞搞还行,靠我们这些不识字的阿姨、妈妈,怎么行呢?”另一派意见针锋相对:“干革命,就要像干革命的样子,我们困难再大大不过大庆工人,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两派意见争执不下,党支部建议到上海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参观学习,统一思想。在学习现场,长江把手厂30多名工人干部看到国产计算机计算任务繁重,各地单位排队等着使用,而外国进口计算机又被附加苛刻的使用条件:一是不得用于国防;二是派人监督使用;三是机内元件不得分析解剖。


参观后,工人认为,制造计算机不是他们一家厂的小事,而是长中国工人阶级志气的大事,于是喊出口号:苦战1971年,拿下“争气机”,向毛主席献礼!


很快,由抛车工、冲床工、电镀工组成主力队伍,把手包装车间改建为计算机车间,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知识分子带着设计图纸到车间,同工人并肩作战。


一开始,厂领导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关门攻关组装关键仪器,进度很慢。一位老工人质疑:为什么不让工人参加攻关设备的实践,领导不相信群众,这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第二天她同其他工人起草了一张署名“哲学小组”的大字报,开门见山地指出:“领导上走的是专家路线,不相信群众;造计算机不仅要分清线路,更重要的是分清路线!”


大字报贴出,全厂大讨论,领导肯定了这张大字报,很快做出回应:造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造机又造人,路线管线路。于是焊接小组工人参与到仪表制造中,科研人员先对工人进行培训,然后工人与科研人员配合,大大加快了制造进度。1971年12月26日,长江把手厂11万次积体电路通用电子计算机组装完成,通过程式设计成功播放了《东方红》乐曲,在打字机上输出汉字“毛主席万岁”。此后把手厂改名为长江无线电厂,其量产的积体电路电子计算机被用于上海市工业市政的各个领域,如体育馆的钢架屋顶结构计算、黄浦江潮汐预报等。中美恢复建交后,1973年双方互派科技代表团访问,中方安排美方计算机专家参观长江无线电厂,把它作为自力更生、电子计算机国产化的范例,向美方展示。


另外,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路线实践活动也涌现出了一批典型人物。记忆体组熟练工小李在两年多的造机过程中掌握了逻辑电路和工艺设计,并进行合理技术改革,后被选送到交通大学电子计算机系读研。记忆体组长小周,本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造机后被交通大学聘请为台式计算机教研组副组长,讲授计算机原理和结构等理论课程。


这三个故事涵盖了造计算机(长江把手厂)、学习使用计算机(大庆油田)和设计计算机自动化机械(上海羊毛衫厂),展现了“文革”中群众技术革新运动的基本面貌,其中的计算机不仅仅是技术革新的生产工具,而且是技术器物作为“政治的中介”。


这三个故事所展现的工人“技术翻身”的过程,跟蔡翔在文学研究中考察的20世纪50年代工人“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的过程非常类似。蔡翔认为,“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需要解决的,不单是对工人进行现代化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规训,同时还是通过“识字”把工人带进“新中国”历史的“这一时刻”,从而完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同时性”。在大庆油田、长江把手厂和上海第八羊毛衫厂三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诉苦”与“识字”叙事的再现。同识字一样,制造和使用计算机包含了极其明确的现代性诉求,但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确立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既包括工人对政党——国家的认同,也包括工人的尊严政治” 。


这一政治过程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主体性获得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主体性改造的过程。这个双向学习、共同劳动的生产过程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意义。在这里,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形式上的结合,而且是在生产过程中协作关系的建立;不仅仅工人获得了尊严,知识分子也获得了与普通工人之间共同阶级身份的勾连。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需要挑战的,已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而是自有阶级以来的所谓人类社会的等级传统”,也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这个三结合生产过程中生成的主体性,对于知识分子和工人而言,都不仅仅是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工作伦理所能够概括的,因为它相比军工部门的技术专家和工人在军事供给制下的革命工作伦理更进了一步,它包含了一种阶级身份“转换”的政治,也就是对于个体而言的“解放感”的政治。它诉求在现代劳动过程中高度分离的“概念”和“执行”被重新统和起来,当然这不是回归个体手工劳动意义上的统和,而是建立在不同劳动者的政治认同和知识结合基础上的、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化的统和。


1975年5月,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家王选起草了一份研发汉字计算机激光排版系统的书面报告(“七四八工程”前身),准备列印后提交给北大革委会审议。报告在北大印刷厂列印时,印刷工人看到上面的内容后非常兴奋,认为这将改变排字工人的繁重劳动过程。他们将自己的意见提交给北大革委会。王选得知后受到极大鼓舞,“想不到一个病号只提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就受到了工人们如此强烈的反应,说我们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是有意义的”。王选的七四八工程,是电子信息工业领域工人和知识分子通过政治认同而结合起来的典型例子,这种劳动者的社会统和,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和所有制基础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共通性” (commons)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这种政治认同和统和性的生产关系不存在了,自动化技术和印刷工人之间当然是绝对对立的关系——激光排版将意味着排字工人的去技能化和失业。


从对现代劳动过程和劳动分工中异化趋势的翻转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真是十足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在这个蓝图中,技术进步不再是异化的来源,反而要成为打破劳动过程等级制从而实现大工业民主的“政治—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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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autobbstwka 2015-6-3 07:40
原來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我國國內不但航天軍事方面電子化在默默進步。民用工業方面的進步一點也不少!
引用 远航一号 2015-5-20 14:19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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