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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2015-6-17 08:34| 发布者: 燧鸣| 查看: 1613| 评论: 4|原作者: 莫里斯•迈斯纳 |来自: 北科大齐民学社微信

摘要: 毛泽东留给他的继承人的是一份复杂而矛盾的遗产,它的标志是毛政权取得了进步的社会经济成就与其倒退的政治特征之间的深刻矛盾。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毛的遗产都没有包括反对官僚统治的体制保证。
1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赢得全国政权后曾许诺要进行两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及跟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遗留(实际上尚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1950年代初,共产党人迅速将腐朽的、四分五裂的旧中华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亿万 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随着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结束,长期停滞的土地革命划上了句号,最终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腐朽的地主阶 级,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传统形式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中获得了解放。共产党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废除了农村前资 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辽阔国土上蕴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质资源,现在可以用来实现落后的、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向现代工业经济 的转变。
   国民党的创建人、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曾提出他的奋斗纲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耕者有其田”,发展现代工业。人民共和国初期取得 的成就,正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共产党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位最杰出人物的合法继承人。1950年代 初,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布的,长期(直到不久前)置身于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列的中国,确实在世界上 “站立”起来了。今天,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和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中 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传统模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软弱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的成员,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受益人。此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征,是创造有利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如此。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农村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无论在规模和存在的时间上都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是由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 目的是废除私有财产——统治的国家强加的。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看来为时过早)后,他们毫不迟疑地开始 了第二场革命。1953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四年之际,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这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匮乏和贫穷的条件下开始的 过渡。在毛时代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同步进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毫无疑问,这是毛的目标,也是毛主义的主张。但是到最后,毛泽 东在经济现代化上的成就远远胜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当然,这种看法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观点是,毛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而牺牲了 “现代化”发展,毛晚年为了无谓地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忽视了发展经济。然而,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时 代。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的破坏,工业产量在共和国成立时不及常年的一半。但是,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 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在毛时 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所说:
工业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长(几乎是30%)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工业化进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1% (1801-1841);日本是22%(1878-1923/27)。在战后新典的工业化国家中,也许只有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才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 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 对此也无能为力。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 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 模式的工业结构。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 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 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 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 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 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那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 ——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 增长率为每十年43%。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这种经济 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苏联 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 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 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2
工业化无法保证社会主义的到来
对 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 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 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 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 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 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人们 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 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比较毛泽东作为一个现代化奠基者的历史地位来说,他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始人的形象(或失色的形象)更加复杂。如果说毛主义为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奠定了 基础,那么,它是否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曾一度大力宣扬的、至今尚有许多人肯定的看法——特别那些在今天认为后毛时代的中国是放弃了 “社会主义”才走向市场经济的人。此外,曾备受推崇的毛主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果?
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共产党就彻底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公有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到1956年,城市经济中 残留的私有成分实现了国有化,农村经济实行了集体化。如果生产数据的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当时北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 是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的,那么,中国早在毛时代初期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
   和苏联的情况一样,中国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同时,开始全力以赴地实行工业化,而工业化当然是现代化概念的本质。但是,完全在国家领导下进行的人民 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最初只是被当做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都是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工业化放在同步进行,放 弃了社会主义必须以工业资本主义为前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的中国比苏联在许多方面更加积极。毛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 他不愿意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单纯寄希望于非人的现代技术力量上。毛主义要求,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对社会关系和人的思想进行根本变革的进程(实际上以此为前 提)。毛告诫说:在建设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毛否定了生产力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的实现这种 简单的苏联教条,他认为,在此时此地,就应该实践现代经济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毛主义的新理论是,新社会以新人为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 养社会主义新人与建立社会主义技术基础同样重要。因此,毛认为,不能单纯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要以是否缩小了“三大差别”来衡量,即是 否朝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缩小长期存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差别的目标前进。

  然而,毛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图(虽然在许多方面引人注目),最终为毛的现代化目标与他的社会主义雄心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吞噬。马克思主 张,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提供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毛的实践为支持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化有自己内在 的规则,它产生了与社会主义理想不兼容的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还出现了官僚和技术精英集团。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为了工业化城市的 利益而剥夺农村。经济理性和官僚专业化的工业价值观念支配社会的准则,而工业化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目标反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与苏联的情况相比,毛主义的 政策缓和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工业化要求不断增加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别的国家,专业化分工只会扩大而不会缩 小“三大差别”,它不会因为毛主义的理论主张或意图而改变。缩小城乡差别是毛主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在毛时代,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来看,中国城乡 实际的经济差别越来越大。

   毛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存在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共产党国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矛盾。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明显结果,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和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虽然与斯大林主义的逻辑一致),中国越来越“社会主义”,国家却越来越居于统治地 位。由于没收了有产阶级的财产,实现了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国家不仅成为社会的政治主人,而且成为它唯一的经济主人。虽然毛主义的理论家推崇群众 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但毛主义的国家机器却日益脱离它所统治的社会,国家的官僚机器日益膨胀,越来越异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明显,社会匍匐 在国家脚下。面对政治权力任意支配社会权力的弊端,除了让人民对号称是人民意志化身的领袖人物顶礼膜拜外,毛主义并无良策。对毛的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社会 权力异化为政治权力崇拜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到头来,所有屹立着的毛雕像都成为巨大政治失败的奇异象征。

毛时代虽然为社会主义创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它决不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的时代。社会主义不仅仅意味着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国有化的工 业。社会主义意味着——如果它有真正的含义——这样一种制度:政治权力由全体劳动群众行使;允许生产者自己控制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不 是国家所有制,而是马克思说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有制”。

毛时代常常求助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论证政治专制的合法性,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被国家篡夺了的社会权力全 部归还给社会,国家转变为马克思称之为“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毛的中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

3
复杂而矛盾的遗产
在毛时代,曾经有两个重要的时期,明确地提出并试图解决共产党国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双百运动中,毛本人主动提出了“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 的矛盾问题,而运动本身就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但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这些要求受到压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了 双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以他要对未能实践允诺,未能将国家从社会的主人变为社会的仆人负上主要责任——还要对这两场失败的运动所造成的人类痛苦负责。
   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许多年中,毛主义者把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面教员”,但是他们却未能从苏联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没 有自由和普遍的民主,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能永远把落后的经济条件和敌意的国际环境作为不实现这些权利的借口。
   因此:毛泽东留给他的继承人的是一份复杂而矛盾的遗产,它的标志是毛政权取得了进步的社会经济成就与其倒退的政治特征之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如邓小平 所说,毛“缔造了国家”,在人民共和国创建初期,完成了国民党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部分前提条件,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 革命,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创造了虽不充分但却是必要的条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另一方面,毛主义又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统治的 基本方式,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新的正统观念与教条,镇压所有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者。诚然,毛泽东把共产党官僚政治看作是巨大的弊端,但他能够采 取来遏制自己创造出来的官僚体制,唯一措施,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声望和个人力量。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毛的遗产都没有包括反对官僚统治的体制保证。
所以,在毛时代终结时,中国处在一个由官僚支配社会的历史迷雾王国里,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故且称中国为“后资 本主义”或简单地称为“后革命社会”。毛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即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它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因为劳动群众,即工农大众,没有权力支配产品和他们的生产条件,也没有支配国家的手段,国家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管理者,日益凌驾于劳动群众之上。毛 政权成功地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但它没有能够实现它宣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在毛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彷佛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 死亡,另一个又无力诞生。

  
如果毛泽东和毛主义的生存时间能够再长一些,那么,不是没有可能打破这种困境,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可能兴旺发达。然而,在毛去世以前,毛主义就已经耗尽了 它曾有过的巨大创造力。毛主义发展现代工业的方式是剥削农村,如果不使农民贫困化,这种方式就难以为继,而农民曾是共产党力量的主要源泉。毛发动的最后一 场群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实现其声称的目标,留下的只是溃散后对政治冷漠的人民,冷漠之后是虚无,一个厌倦了的民族冷眼旁观1970年代发生在上 层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宫庭阴谋,这些斗争和阴谋沾污了毛时代政治历史的最后篇章。面对这些普遍的政治不满和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毛主义已无力再提供有 效的补救措施。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对政治冷漠的民族,已很难再为陈旧的革命口号和思想说教所打动。在毛时代的最后岁月,中国需要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日益 衰老的毛泽东和教条化了的毛主义,已经没有能力为革命的振兴提供所需要的理论和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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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yiou 2015-6-18 11:31
显而言之一小肯定而大否定的鬼蜮伎俩。
引用 王海明 2015-6-17 19:13
有独特見解,就如毛主席所断言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思想水平遠高于現在的大多数毛派,但由于作者的世界観是資産階級的唯心主義歴史観,因此帰根到底仍没有讀懂毛。
引用 tianren 2015-6-17 10:20
一言以蔽之,本文胡说八道.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5-6-17 09:53
好文,和我已经形成的思想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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