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美國各自的政治-經濟構造等量齊觀,視之爲對世界人民帶來同樣的禍害,這種判斷和立場,是海內外華人左翼各流派的“權貴資本主義”論、“原始資本主義”論的邏輯結論。 這種立場,表面上看,好像沒有國內的自由派人士吳敬璉秦暉劉瑜式的類似斷言那麽極端,沒有像港台本土派獨派那樣揚言“中國霸權就是最可惡”(更不用說何清漣劉曉波余傑之流認定中國已經墮落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了)。然而,在實踐上面對抉擇時,如此左翼,也只不過是跟在右翼沙文主義運動後面搖旗呐喊罷了,美其名曰介入運動。右翼沙文主義,即是,“攀附世界範圍的權勢霸權、冒名普世價值的大鄉里沙文主義”,文明爲名,野蠻爲實。 好吧,姑且算是、縱使是中美同爲資本同爲權貴資本主義,也有糟糕的與更糟糕的之分,所以,左翼不應該抽象地批判資本,必須具體分析,直面現實。 單就經濟而言,美國資本禍害世界,金融霸權(所謂“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部綜合體”)的“金融大殺器”殺得寰球哀鴻,慘象處處,即使在危機之外的時候也是對全球勞動人民敲骨吸髓,如此現實,號稱左翼者還要來爭論嗎?與此相對,迄今,中國經濟對國外是淨奉獻,即使其資本性質的對外投資剝削了後進國家(這正如另文所述總體而言不是事實),其規模也是遠比不上對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被迫奉獻。 所以,迄今的關鍵仍在於國內,一是事實如何,二是若非這樣又可以怎樣。 權貴\原始資本主義論者斷言,三十多年來的事實也只不過是,發財的是官僚權貴,受罪的是人民大衆,經濟增長的背面是社會上的沒有發展、負向發展。系統性的貪腐,與之相對的山西內蒙奴隸礦工、珠三角長三角被規限得快變成機器的組裝線女工、最受壓榨和欠薪之害的全國建築業民工,等等,還有水源土地空氣的汙染破壞;這就是他們所認定的中國政治-經濟構造的所作所爲的全貌,本質如此,毀滅之不足惜。 全貌當真如此?生活水平提高,營養攝入和住房面積設施改善,普及的教育和基本醫療,學習條件、文化環境、資訊供給、康樂設施,這些都不算數?還需要更有系統意義的社會發展指標嗎,那麽,貧困人口規模大幅減少、人均預期壽命持續提升等等,這些應該算數吧,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綜合結果。而須知,一是這些成就卻是在備受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剝削中仍然獲得的,二是,就世界範圍看,這些成就幾乎是中國獨一家,幾十年來中國之外的世界是貧困人口的絕對量大幅增加而非減少,是貧國與富國的人均收入差距趨於擴大而非縮小,是今日中國的社會發展潛力遠遠超乎其他後進經濟。 或反問,就不可以有比既有的現實更好的替代嗎?當然可以,不要說是左翼,就算是單純的人道主義者,也不會接受三十多年來那些沒有發展、負面發展的種種現象是必然必不可免的。然而,所謂替代,首先不是自由派本土派獨派的依靠招魂“普世價值政治”。如果沒有中國革命歷史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構造,如果中國經歷了蘇聯式顛覆性轉變,如果中國的變革是以新自由主義爲導向,那對“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部綜合體”而言是上帝的恩賜,對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而言只能見到最徹底的“世界範圍的劉易斯模型”,迫使他們一齊“競爭到底”爲金融霸權的掠奪性積累奉獻出他們的全部幸福。 反革命不是路,那麽,革命、勞動者的階級革命又如何?我不知道,我很感懷疑;至少,跟在自由派本土派獨派後面搖旗呐喊同樣不是路。革命不是說要就要的,革命是歷史性的、社會矛盾積累的産物,取決於作爲主體的勞動者是否有足夠的自覺和動員,認清階級利益,保衛已有的,爭取應有的。這樣,聯系到今日世界的現實狀況,左翼要作爲尾巴搖旗呐喊,即使讓你介入成功,大有可能也就是複制波蘭經驗,那還是反革命,那還是“普世價值政治”。 (2015年6月12日寫於巴黎旅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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