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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无所依,幼无所养——中国改革的红利与黑利

2015-6-27 00:5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75| 评论: 0|原作者: 李大君|来自: 新生代

摘要: 新生代编者注:在6月,毕节四名留守儿童的死亡刺痛了所有人的心。同样是在六月,深圳经济特区首次有外来工诉社保局行政不作为胜诉,起因是第一代农民工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补缴养老保险被社保局拒绝。在今日,老年人老无所养,儿童们幼无所依。这一切,都要从1978年的改革开始说起……沿着我们的改革路径,毕节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事件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抛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


新生代编者注:在6月,毕节四名留守儿童的死亡刺痛了所有人的心。同样是在六月,深圳经济特区首次有外来工诉社保局行政不作为胜诉,起因是第一代农民工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补缴养老保险被社保局拒绝。在今日,老年人老无所养,儿童们幼无所依。这一切,都要从1978年的改革开始说起……

 

沿着我们的改革路径,毕节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事件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抛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同年冬,小农意识浓烈的安徽农村时隔15年之后再次启动了分田单干的生产变革,并被改革派借以开启了中国私有化进程;而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正式启动。中国社会制度转折和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中国人的家庭也开始出现了剧烈变化和重构。

这场以公有制经济私有化和污名化、劳动力雇佣化和无权化为核心的改革大潮被主流经济学家、跨国资本、私营企业家及其在政权中的代理人称之为中国改革最大的红利。这种立足于吃老本的改革红利释放方式集中表现在:企业和政府均不再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环境污染零成本、贱卖土地与公共资源、公有制企业与公共事业私有化、大力削减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权力。改革以降,我们所收获的除了满足某些人虚荣心的GDP数字之外,就只剩下一个山河破损和公共安全缺乏保障的国家。经济发展与老百姓越来越没有关系,保护劳动权益的国家立法遭遇基层执法规避,警察社会越来越强大,公民参政议政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断裂社会逐渐形成。而这其中,以劳动关系领域的改革最为彻底并重构了整个国家政权,它以国家放弃对劳动者实际的身份权利定义和放弃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为让利模式,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大的红利,也造就了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家庭分离现象,以及全中国农民工家庭老无所养、壮无所为、幼无所教的局面,这种”弃权让利”的红与黑成为中国改革路径与方向的重要形塑力量。

 


图注:苍穹下,农村散落着大量留守的老人与儿童

 

弃工人权让资本利,改革释放的第一红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项重要改革:1979年开始的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企业;198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和市场化改革;1985年开始的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些结构调整措施的结果是,到9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了市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

1982年,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年修订的《宪法》就取消了工人罢工权。1984年国企开始实行工资体制改革,工资可以由厂方灵活调整,两年后开始推行合同制。建筑业成为国企改革最早实施的领域。198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确定了建筑企业管理层和劳务层分离的基本模式,鼓励建筑企业减少一线建筑工人,只保留管理和技术人员。这一规定给了包工头存在的社会和法律环境,但由此带来的建筑业行业管理混乱、工程发包承包暗箱操作、工程质量无法保证、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层出不穷。但是企业的管理层却在此项制度规定下获益匪浅。国企建筑公司的改革为其他领域的国企改革提供了范本。此后,国企改革开始大范围铺开,厂长负责制打通了国企资本流失的通道,为国企效益低下和工人权益受损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弃权让利在劳动关系领域更集中的表现是农民进城打工(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从农村进城打工的为小保姆,但学界不将其作为严格的农民工对待)。农民工的集中出现起源于农村改革的危机。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标杆性事件后,通过中央文件与行政命令土地”一刀切”包产到户(这一期间仅有少数村庄抵制住了这一私有化风潮),到80年代初基本每户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开始解体。最初几年,分到田地的农民个体积极性提高,加之建国后的水利累积,化肥农药与生物技术的使用,促使粮食增产。农产品价格的提升,让农民一度增收。但被打散了的农民,并没因此过上了好日子。农业增收虽能满足温饱,但无法实现致富。1985年,中国农村开始出现卖粮难问题,农民增收陷入停滞。1985年的卖粮难问题,使得农业种植结构开始进行调整,接下来7000万公顷的粮食作物耕地开始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发展。乡镇企业接纳了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农民工。这批农民工的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以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给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径,消解了分田单干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消极作用。改革进行到这一阶段,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现象还不是主流,离土离乡进城打工只是局限于小保姆、珠三角外资厂的女工这样小量的群体,农村家庭的完整性尚未被撕裂,未成年子女依旧由父母和传统社区来供养。

但好景不长,1988年中国价格闯关失败,社会上出现大抢购,乃至发生挤兑。价格闯关失败成为1989年那场政治危机的主要经济原因,在危机平息后,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在这种紧缩政策时期,首当其冲遭受影响的就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在失去资金支持以后,经营陷入困境,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大大降低。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诸项改革政策使得广大工人和农民利益受损,而官僚及其亲友却从中牟取了暴利,人民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弥漫开来。而接下来的胆子更大、步子更快的改革,并没有对奠定共和国基础的工农群体进行利益补偿,而是就势将全体农民抛向了”离土又离乡”的”春天里”……


图注:湖南籍尘肺病人徐术明拖着病体与妻子在广东出卖着最后的劳动力,一对小姐弟扔给了自己的母亲刘清秀来照料。”家和万事兴”成为这个家庭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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