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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2015-6-30 23:54| 发布者: 左向前| 查看: 1022| 评论: 3|原作者: 华 鸣|来自: 作者供稿

摘要: 有这么一位“左派”“笔杆子”,近段时期以来,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副标题均为“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这系列文章已经写到第十五篇了。回看这十几篇文章内容,似乎是要抓住左派队伍的方向和要领。然而,这位“笔杆子”及其所代表的“保派”,真的春天来临了吗?

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评某君的“系列文章”及其启示


华  鸣



最近相当长一段时间,网络媒体领域,鲜有能抓住当今主要矛盾的大手笔文章。倒是有这么一位“左派”“笔杆子”,近段时期以来,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副标题均为“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这系列文章已经写到第十五篇了。回看这十几篇文章内容,似乎是要抓住左派队伍的方向和要领。系列文章的之一、之二分别为:“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如何认识当前的政治形势?”真可谓雄心勃勃、志在必得呀!


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主题,既有“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框架设计”,又有“修正主义的九大罪状”,又是要“把搞好‘文革功过大讨论’作为关键环节”,又是要“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最有利的突破口”,还要“力争使‘转基因食品的九大危害’家喻户晓”,更要“把支持维权作为‘唤起工农千百万’的重要途径”,给人的印象似乎这位“笔杆子”简直成了左派队伍里的百科全书式人物,颇有“舍我其谁”之势。


然而,这位“笔杆子”及其所代表的“保派”,真的春天来临了吗?或许,他们对他们在左派内部的“政敌”采取造谣诬陷、人身诋毁的手段,左派队伍内部没有人出来批评他们,他们自以为得计了;或许,他们于今年3月份试图召开所谓“团结的大会”,把一些尽管在理论上批判过“保派”、但缺乏政治敏感的人,都召集到一起亮一亮相,他们也以为得计了;再后来,反对“保派”的网站一个一个被封杀,他们更是以为可以一家独大了,他们的春天似乎真的来临了!


这“保派”的帽子,可不是我们给他随意戴上的。综观上述系列文章,尽管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尽管词句无不激昂、奋进,但其中多处提及“左转”一类主观企盼,例如系列文章的第十三篇主题就是“鼓励类似于重庆模式的各种‘左转探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份发表的系列文章第五篇《为什么要把“内外结合”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为了阐明最新修改的“24字方针”,为了证明党内、体制内确实存在“健康力量”,不惜大篇幅泼墨对“今年二月份某些人发表的某会议纪要”分为十个要点进行分析、批驳。


例如,“某会议纪要”明明说的是:“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同时强调“不要忘记我们的阶级独立性,不要忘记我们的路线、目的和方向”,而系列文章第五篇则硬把它说成是“主张‘左右合流’者的先争得资本主义民主、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而且指责道:“尽管受其影响者甚至与会的一般人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是其骨干分子假如顽固不化,是有可能成为主张‘倒党灭国西方化’的敌对分子的”


例如,关于党内和体制内存不存在“社改派”,系列文章的第五篇把一些敢于批评修正主义、敢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老干部、知识分子甚至网友均列为“社改派”,以便证明其“有”,这其实是在搞“调包计”,意在隐喻党内高层掌权者中同样存在“社改派”。关于这一点,系列文章的作者曾经玩过这种“调包计”,已经有网友撰文指出过,这里笔者需要再补充的是,即使是系列文章所例举的这些老干部或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是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其中其实不乏打着“左派”旗号的小资文人。接下来,系列文章第五篇这一次不再甘心于仅仅玩弄这种“调包计”,而是直截了当地把某某某的“重庆模式”、把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去年发表文章“重提人民民主专政”也都一一列出,认为这些“证明不应完全否定党内存在健康力量”


在论及是否存在“社改派”这一问题时,系列文章第五篇的“靶子”是:赞同纪要者中的骨干清源说:“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社改派’与‘资改派’的对立,有的只是这一部分资本与另一部分资本的矛盾和对立。”笔者认为,清源网友在这里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社改派’与‘资改派’的对立”,恰恰是符合社会实际的,而系列文章的作者煞费心机列举出的种种人和事,反倒不足以证明党内高层确实存在一个与“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当权派”相对立的“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当权派”。


再例如,系列文章的第五篇再次提出“当前公开提出‘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题,然而未能引用“今年二月份某些人发表的某会议纪要”,或许因为“某会议纪要”当中根本找不到类似提法吧,但是系列文章第五篇则偏要将此问题放在这里,其用意到底何在呢?


这个系列文章的第五篇还提出了其它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未能从“某会议纪要”中引用原文。也许是为了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吧,系列文章的作者便“系统地”臆造出这一系列问题:如“一些战友仍然认为,由于毛主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如“应不应当重视利用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动员群众?在目前赞同纪要观点的战友中,确实还有人对此重视不够”,如“有人存在着对反帝斗争重视不够,甚至认为大讲反帝会削弱反修斗争的倾向”,等等。


综上可见,系列文章的作者确实是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论调、结论,是不是“保派”的论调、会不会得出“保派”的结论,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系列文章第五篇中声称:“一旦发生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他们认为工人无祖国。仅仅从政权上去理解国家,而看不到中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国土是人民的,还有精神文化,是片面的。到时候南海、东海发生战争,他们这些观点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把“工人无祖国”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令我们联想起韩德强的杞人忧天。


系列文章第五篇声称:“必须重申,我们一直讲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无疑是在期盼“新时代的遵义会议”。


系列文章第五篇还声称:“希望党内健康力量和马列毛派联合起来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因此,反对大部分人的挽救革命挽救党主张,是错误的、有害的。极少数人顽固坚持‘倒党灭国西方化’的方针,是有可能滑进‘西化带路党’泥坑里的。”把不同意见者斥为“西方带路党”,让我们联想起2011年张宏良的霸气。


但是,值得广大读者注意的是,把同为左派队伍中的“今年二月份某些人发表的某会议纪要”、把“赞同纪要者中的骨干清源”,指名道姓地拿出来批判,这恐怕在张宏良、韩德强也是不曾有过的。既然同是左派,公开点名批判的方式,是否合适?是否值得提倡?左派队伍中的某些老先生,你们不是一直主张“团结”吗?不是一直反对“公开互相批判”吗?面对这系列文章第五篇,请问你们又作何评价呢?


假如我们都是左派战友,倒是应该引用汉代曹植的《七步诗》来互相劝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然而,事情就是这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故此,我们又想起了鲁迅先生所作的一首《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资本主义复辟的“特色”意识形态,这桌“教席”不仅需要反毛、非毛的叫嚣,不仅需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还需要以“左派”旗号出现的“保”、“救”主张,这桌“教席”才能做到“五味俱全”,这或也就是某种必然性吧。


无论这位“笔杆子”怎样巧装打扮,即使他再写十几篇、几十篇系列文章,其中隐藏的东西,也逃不过读者雪亮的眼睛!


我们这位“左派”“笔杆子”是颇有城府的,正如新乡理论组的同志们所描述的那样,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为人低调谦和、说话圆滑周到,张口“战友”、闭口“同志”,还惯于玩弄各种模棱两可、面面俱到的中庸之道。因此,他这一系列文章到底要下什么棋、下一步还有什么新招数,尚不清楚。也许,其深含的内蕴,还不仅仅在于这第五篇,也不仅仅在于已经发表的这十五篇,让我们姑且拭目以待吧。整体来看这系列文章十五篇,其意恐怕在于要抓住左派队伍的方向和要领、要成为左派队伍的带路人。


笔者这篇文章不仅仅在于剖析其系列文章的第五篇,而意在从更高的一个高度,来分析这位“左派”“笔杆子”及其系列文章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启示是什么呢?在系列文章第五篇中,该文作者表示:“我们在这里力求通过平等的思想交流,既弄清是非曲直,又加强团结联合,目的就是为了共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可是当我们阅读这第五篇以及所有系列文章之后,我们感觉该作者并不是“力求通过平等的思想交流,既弄清是非曲直,又加强团结联合”,而是有时牵强附会,有时空话连篇,有时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


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我们确实应该努力抓住左派队伍的方向和要领,左派队伍确实需要带路人,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尊重社会事实的基本态度,而不是充满幻想和期许、主观武断的态度,我们更需要一个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的立场,而不是寄托于“社改派”、“健康力量”等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言论、文章,无论其言词多么美妙动听,我们都要认真分析,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对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否真有道理。


故而,笔者最后要跟“笔杆子”谈几句心里话: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某些文字工作者之间因为这个哲学命题的真伪而发生过笔墨官司,但笔者认为这个哲学命题本身并无错误,后来被修正主义者借题发挥,用来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暂且不提。笔者想说的是,无论是在当今的“特色”社会里,还是在所谓的“左派”队伍里,每个阶级、每个集团、每位个人,其观点、主张是否正确,都要接受社会实际的检验。只有能向广大群众指出真理的,才能成为核心,才能发生影响。


靠利用其它手段去营造“一家独大”的局面,恐怕是不能成势的。清代曾国藩曾经在其家书中说过:“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意思是说:“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横行独秀于一世,他们的祸败也与寻常人大不一样。近世如陆、何、萧、陈都认为自己智谋超群,而都得不到善终。所以我们在自修方面求强是可以的,在与人争胜负时求强就不可以了。如果专门在胜过别人的地方求强,是否能强到底,还不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所不屑一提的。”


曾国藩这位儒家信徒,他以所谓“君子之道”来劝诫人们不要耍小聪明、不要蹈入“君子不屑之道”,这是苍白无力的。不过,他指出“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则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历史上曾专权一时的人物,虽“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也是颇有见地的;特别是他提出“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的质疑,指出凡“予知自雄”者“俱不保其终”,确实值得今人警醒。


尽管彼此未必“本是同根生”,我们仍愿将曾国藩的家语,赠与这位“左派”“笔杆子”互勉!

 

附:为什么要把“内外结合”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

 

一一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五)

 

张勤德

 

                 

 

 对于前几年提出的“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除奸,整党正本;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24字方针”,现根据新的实际并接受一些战友的意见,修改为“反帝反修,复兴科社;清腐除奸,整党正本;人民治理,公有共富”。

 

“反帝反修,复兴科社”,就是反击美日和其它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国可能发动的包括军事进攻以及经济战、政治战、文化战即“颜色革命”在内的侵略战争;打倒修正主义集团,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复兴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框架,同时适应现阶段实际从而带有新特点的21世纪中国式科学社会主义。“清腐除奸,整党正本”,就是根据文革后期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方针,在真正既治标又治本的基础上,极力清除腐败分子特别是西化汉奸、复辟叛党者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各种内奸,使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我们党的灵魂,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人民治理,公有共富”,就是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得民主,上升为统治阶级和毛主席关于民主就是人民具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事业权力的理论;根据现阶段的实际包括针对抽象谈论“以法治国”、“现代治理方式”的倾向,明确强调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必须在内部实行广泛、切实的民主,另一方面必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职责。同时,必须在公有制(在现阶段要逐步恢复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即通过恢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当前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主席科学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我对此的一家之言是,近30多年来,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群众根据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新的具体实际运用“三大法宝”,逐步总结和创造出多种新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其中包括内外结合、社团文斗、自身建设这三项。它们实质上是“三大法宝”在现阶段的具有新特点的一种实际运用。为了贯彻落实“新24字方针”,在此把这个看法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供大家讨论时参考,以便把问题搞清楚。

 

联系现阶段的实际和“新24字方针”,不难看出我们现阶段最大的政治,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掌握三大法宝,壮大红色力量,复兴21世纪中国式科学社会主义。为了尽力讲清这一政治主张在政治理论、方针、策略、战略等等方面的具体含义,现侧重从三大法宝的角度,加以说明。

 

这里所说的内外结合,就是党内、体制內的健康力量(包括反对帝国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爱国者和逐步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左转者),结成爱国统一战线,如有可能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反修反帝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左翼统一战线。这两种统一战线,显然是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理论在现阶段的具体运用。

 

对于实行内外结合,今年二月份某些人发表的某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表明了反对的态度。由于赞成或基本同意该纪要的多数战友属于一般性的认识问题,现就此件涉及的问题提出我们的不同意见。

 

(一)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

 

纪要说:“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看不到‘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就会抹杀社会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替代,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党的事实,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也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救党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的错误口号。”

 

对于资本主义基本复辟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毛主席早有定论。他不仅一直讲资本主义道路以前走不通,现在也走不通,而且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明确强调:“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前奏》,16页)。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被西方国家控制;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不会偿还却仍然坚持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买了它们的债券;美国早就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9-21);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总理不仅宣扬“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而且采取多种使中国吃大亏的实际举措去“救主子”,都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同志的赞同。例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官僚买办资本占据主要地位”(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1-2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日新说:“当前我国的经济不是什么外向化,而是殖民地化”;中国“实际上变成了畸型的附庸化的殖民地经济”(东方红文粹,2012-9-23)。原中流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孙瑞林说:“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把中国带进了附庸化的牢笼,连领土和主权都保不住了。”(东方红文粹,1012-8-25)原化工部长秦仲达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殖民地经济”(同上)。甚至官方喉舌也或明或暗地谈到了这一点,例如《中国青年报》曾发表文章说,中国已“蜕变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之所以把现阶段中国社会定性为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而没有提“半社会帝国主义”,一是如远航一号战友所说,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外汇储备,累计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44818亿美元;外国累计的对华投资总额达到24633.3亿美元。然而,根据中国201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从所有海外资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包括利息和红利)为1677.2亿美元;同年,中国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投资收益为2276.3亿美元。与中国近乎赔本赚吆喝的海外投资相比,西方跨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所获得的是丰厚的超额利润(红色中国网,2015-2-25)。所以新型殖民地的份量比社会帝国主义还是占大头。二是北欧、东欧一些国家搞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两个重要特征:混合所有制、多党制。现在不仅混合所有制在公开推行,社会上甚至体制内左中右或者说左转派、特色派、西化派之间的斗争也是个公开的客观存在。三是对当权的最高领导人的一些举措特别是对外政策,目前确实难下定论。因此一概都说成属于社会帝国主义行为,显然不太合适。

 

我们之所以说现阶段中国社会是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是在于客观事实是,虽然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但是由于多数党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等多方面的原因,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因此我国社会的性质和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毛主席历来讲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就要选他们的反,就是说要打倒修正主义集团,绝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即使对苏联,毛主席也从来是提打倒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绝不提打倒苏联共产党。恽仁祥老在一封信中说:“纪要实质上主张推翻共产党,这是个严重问题,不仅不能赞同,而是必须坚决反对并进行批判。我请问国民党反动到那种程度,但毛主席、共产党从沒有讲打倒国民党,而是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说明国民党有革命派和反动派两派,然而纪要却不承认共产党内有革命派。另外,毛主席一再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明确提出造他们的反,而沒有说打倒共产党。走资派和极右派一直公开声称要挖共产党祖坟推翻共产党,而一些顶着‘毛派’旗号的人则紧密配合推翻共产党。其中大多是认识问题或严重教条主义,但不排除确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包括极右派打着‘毛派’旗号的人。我作为四位革命烈士的亲人,喊了几十年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真心实意的,决不是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两面派。”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他们坚决反对“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口号,全盘否定“救党保国”的方针,能说不具有打倒共产党的含义吗? 一旦发生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他们认为工人无祖国。仅仅从政权上去理解国家,而看不到中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国土是人民的,还有精神文化,是片面的。到时候南海、东海发生战争,他们这些观点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对此,我们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纪要单纯强调“在众多的阶级矛盾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农劳动者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主席指出,只要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使处于帝国主义没有武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仍然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第一章第三节)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別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就提出了双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观点。1957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这就又提出了双主要矛盾的观点。由于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已基本上演变成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社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肯定,中国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从中国现阶段基本上处于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般说来或者从总体上说来,是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正象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在国内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主要危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主战场包括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两条路线斗争上的时候,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会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并且,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是我们斗争的重点。恰如毛主席所说,这样看待和处理问题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三)应不应当把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为“当前斗争的切入点”?

 

纪要写道:“我们是以社会主义民主诉求去对抗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也许得到的只能是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总比法西斯专制对工农劳动者阶级有利,有利于组织起来,有利于宣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这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是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力量,我们都可以联合,只是不要忘记我们的阶级独立性,不要忘记我们的路线、目的和方向。……努力学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要把握的三项任务。”同时,还提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执政者”的矛盾斗争。

 

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是三权分立、多党制,实行这一套所谓普世价值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乱搞垮和分化分裂中国的战略图谋。所以,尽管受其影响者甚至与会的一般人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是其骨干分子假如顽固不化,是有可能成为主张“倒党灭国西方化”的敌对分子的。必须重申,我们一直讲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指的都是打倒修正主义集团挽救真共产党,挽救社会主义革命。至于主张“左右合流”者的先争得资本主义民主,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际上苏联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在党垮台以后,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把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都视为“非法”。最新的证据是“乌克兰议会周四通过法案,禁止纳粹和共产党的标志及其思想,违反者将被处以510年有期徒刑”(观察者网,2015-4-11)。我国近代实行多党制时陷入了更混乱局面等等铁的事实,也证明这条路很危险。特别是现在,帝国主义要煽动“颜色革命”,便会利用这一点。龙翔五洲网友指出:“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才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我们不要将目的和方法混淆起来,而把方法视为我们追求的目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最善于搞这种混淆手法,来用方法的追求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用资本垄断的选票民主维护资产阶级的专政。在推销民主上他们不遗余力,其结果是在全世界产生的‘民主’恶果累累。不符合他们专政的民主是要被否定和颠覆的,哪怕是采用军事手段也在所不惜,这种事例举不胜举。”(红色中国,2014-5-17) 

 

(四)  怎样看待现阶段的“私营资产阶级”?

 

纪要认为,“私营资产阶级和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可比性。因为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私营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必然地不可摆脱地带上依附性。对内依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权力;对外依附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超额利润的分割。这种依附性,决定了私营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毛主席即使在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时候,也指出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纪要》所说的私营资产阶级实质上既然是民族资产阶级,它就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受国际垄断资本排挤的一面,因此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它具有容易退让、姑息甚至投降的可能,但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参加的可能的两面性。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我们既要对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往往动摇、退缩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敌对势力联手的言行进行必要的斗争,又要争取和他们建立一定程度的爱国统一战线。

 

(五)  体制内和党内存不存在“社改派”?

 

赞同纪要者中的骨干清源说:“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社改派’与‘资改派’的对立,有的只是这一部分资本与另一部分资本的矛盾和对立。”

 

实际上不仅体制内和党内多数基层普通干部和党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属于“社改派”,即使是高层也存在着健康力量,如邓力群、魏巍、马宾、秦仲达、李成瑞、林伯野等等就属于马列毛派共产党人。还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体制内的现职高层干部中,某某某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创造的使公有制比重据说接近于恢复主体地主的“重庆模式”,特别是他敢说出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的话;国防大学等单位推出《较量无声》,以及王伟光在四中全会讨论以法治国之前能重提人民民主专政,也证明不应完全否定党内存在健康力量。晨明网友说得好:“不承认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不对,不承认党内有健康力量也不符合事实,我们必须坚持一条清晰的思想路线,把共产党与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犯走资派错误有所悔悟的人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广大党员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反动路线和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分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和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资产阶级最反动势力。”(红歌会网,2014- 12-1

 

(六)当前公开提出“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有利还是不利?

 

在网上以及其他场合公开讲这一套主张,实质上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欺骗性和疯狂性认识不足的表现。这在当前情况下属于盲动冒险主义倾向,危害相当大。在反复经受血的教训之后,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资改派的疯狂性,务必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否则,是会吃更大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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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子_云 2015-7-1 08:42
洛阳会议、三月乌有座谈会,都是要批判的。
引用 redchina 2015-7-1 06:21
多做些群众工作,少写些空谈文章
引用 左向前 2015-6-30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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