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近来,“改革派”的政商两界领袖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南呼北应,大有“深化改革”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势。 先有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在清华大学大谈“中等收入陷阱”。据楼部长讲,要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有“好的政策”。什么是“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特别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经牺牲了一代又一代。本来,承蒙李克强总理的关怀,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分享“改革红利”。现在,按照楼部长的意思,还是要坚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是要限制工会、限制集体谈判,还要放开农产品进口,放开金融,特别是“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还有什么盼头? 楼部长此言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据说是遭到了“民粹主义式的攻击”。于是乎,半官半商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先生拔剑相助了,除了明确表态支持楼部长以外,更加提出了警世名言:“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 李总倒是坦率,承认说,现在“改革开放”那一套说辞,在普通民众那里,特别是在青年那里,已经不大吃得开了。“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 尽管如此,李总仍然是坚信“改革开放”不动摇,坚信“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甚至连“医患关系紧张”(连李总也承认,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在改革初期没有这么严重)据说也是由于“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造成的,因此也只能用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医疗私有化,美其名曰“社会资本办医”。 李总的高论尚在振聋发聩,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先生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除了照例数落一番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之前),我们几乎快崩溃了,没有什么经济可言,改革的成功可能就来自于公有制的崩溃”——笔者注:“之前”两字,似为任先生口误)以外,任志强先生又发明了“近十年我们看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国进民退,当国进民退的时候,我们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的高论。 请任志强先生读马克思,那是太为难任先生了。任先生记性大约不大好,否则不会只知“计划经济的崩溃”,而未闻“大萧条”将世界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推到了灭亡的边缘。但是近在眼前的、2008-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任先生也不记得了吗?稍早一些的亚洲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任先生也已经忘却了吗?这些危机,都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当下正在愈演愈烈的欧洲金融危机,也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 当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有崩盘之势,要不是温家宝总理果断决策,实施四万亿的投资计划,适当增加了公共投资的规模(说是“国进民退”,其实充其量也就是暂时停止了私有化,一度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而已),不仅中国经济危险,怕是连代表“最先进市场经济”的美国都有重温大萧条之虞。真是那样,任先生不仅不会有今天的财运,说不定已经躲在太平洋的哪座小岛上避难,也未可知。 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三领袖三炮齐发,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只是不知道,三位先生的高论,又开足了宣传机器,是否抵挡得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番蛊惑?楼、李、任三先生的演讲这样急切、这样放肆、这样声嘶力竭,用句古话说,叫做“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莫非是,“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毛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尚且还犯有“严重错误”,死后要下十八层地狱,何况尔等凡夫俗子。“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该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了。再改下去,无非对外全面开放、对内全面私有化,再加上“政治改革”。先不说对劳动群众是否有利,上层的精英们、“民营企业家们”、大鳄们、土皇帝们,你们真以为中国是你们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李世民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道理,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或许不懂,习主席、李总理万万不可以不懂。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无非是靠以下三个因素:毛主席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坚实的工农业基础;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对资源和环境的滥用和掠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换成主流经济学语言,那就是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和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都是靠了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来实现的。剩下一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也是对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在统计上的反映。 现在,中国的高积累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劳动年龄人口要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也快要达到极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近年来已经成为负值。所以,眼下的现实是,经济增长率只能每况愈下,“新常态”之后怕是还会有“新新常态”。面对如此前途,为政者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一会儿要推广“混合所有制”,一会儿要加速“土地流转”,又要全面推开“自由贸易区”,还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延迟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明令禁止新办国有企业,甚至还要限制公办公益事业。 靠私有化、市场化就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弥补其它增长因素的不足、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吗?那么美国呢?不是市场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吗?据说像美国以及其它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自2008年以来都已经陷入了“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或者低速增长的困境,不知李总理是否与闻、有何感想? 据说李克强总理是厉以宁老师的高徒。笔者不长进,未能得到厉老师的深入指导,不过当年做本科生的时候,也有幸上过厉老师的课、听过厉老师的演讲。厉老师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对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批判是很犀利的,对于市场经济、私有制优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笔者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以后,逐步认识到,即使在严肃的主流经济学家中,最近几十年来真正的理论创新都在于对于“市场失败”的深入、全面认识。笔者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就“市场失败”问题就教于李总理。作为政府总理,不知道李总理对于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习总书记所讲的“制度优势”)来克服、引导发生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市场失败”,有何高见? 撇开理论问题不谈,经济政策是不能不顾及社会、政治现实的。中国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是一个数量庞大、日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习主席、李总理,当年都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一定了解,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资、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这些要求,过去长期被压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压制。不仅如此,其他劳动群众、城市中间阶层(白领、小资)在土地、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长期被压制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只有代价、只有牺牲,没有“红利”,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的强大社会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只会越来越强。谁无视这种社会基础,将“民粹主义”当儿戏,藐视、漠视“民粹主义”,谁就有被“民粹主义”淹没的危险,政权就会丧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一类的事,在历史上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每隔几十年发生一次的概率,还是有的。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作为承担“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执政者,在此历史转折关头,更要慎之又慎。 当然,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工资、劳动权利、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环境等方面的正当要求,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要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政府就要增加对资本家的税收、就要加强对资本家的监管,资产阶级是会不满意的,外国资本也会抗议的。资本家会减少投资,一部分资本会外逃,经济会萎缩、失业会增加,甚至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会有所动作。 怎么办?习总书记不是讲过要有“道路自信”吗,不是有“制度优势”吗?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也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啊,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如果私有经济满足不了社会的正常、正当要求,难道还不允许大力发展公有经济?资本家不投资、减少就业,国家就可以增加投资、增加就业。国家手里不是有四万亿美元吗?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未来是有回报的;只要回报率超过银行利率,短期的赤字开支都不可怕。高技术、新能源、生态环境,都可以是国有投资的广阔领域。 在总结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失败以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论部分曾经写下这样的论断:“我期待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发挥更大责任”,“我的结论是,决定当前投资规模的职责不能安全无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近乎全部就业的唯一途径。” 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在今日的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但是,在私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由国有经济大胆地、全面地发挥某种重要的补充作用,乃至实行“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监督、促进私有经济满足劳动群众的正当要求、兑现各项社会责任,也还算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合理探索吧? 据说,王岐山书记曾经向许多专家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王书记一定了解,波旁王朝被推翻,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上层精英不纳税,而法国当时的国家利益又决定了法国不可能显著地减少财政支出。 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正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要求,并且正在受到各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这种社会现实,不承认是不行的;一味依靠“维稳”的手段压制,也是长久不了的。发展下去,国家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势必增加,国际环境客观上也要求国家逐步增加国防支出。国家要开支,不动资本家的奶酪,那是不行的。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之流,顽固地抗拒动奶酪,如此气急败坏地反对“民粹主义”,像不像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 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有决心、有办法,不做十八世纪的波旁王朝。
(责任编辑及撰稿人: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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