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间剧场团体草台班始于2005年春。他们名为“拉练”的巡演，是成员们带了戏，乘火车旅行、演出、做讲座和工作坊一整个月。2014年的“第三次拉练”去的是陝、甘、宁、内蒙和北京等地，在七个城市连续演出了他们历时2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戏剧《世界工厂》，尝试以社会剧场的形式来介入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劳工问题的思考。2014年7月6日，草台班带着《世界工厂》回到了上海，在外滩女青年会大楼迎来了本轮拉练的最后一场。

　　在当晚演出的中段，有这样一幕戏，叫做“流水线上的手”。四个演员身着蓝色工装和白色手套，机械式地重复着一连串标准生产动作，同时伴随口中重复着9秒钟内需要完成的动作指令：

　　“女工：按下一个按钮，把铜丝穿进一根塑料线，再套上第一个塑料接头，套上第二和第三个塑料接头。接通电源，查看数据，检查噪音，贴上合格商标。

　　工人丁：敲打三处接口，放进车床，按下按钮。把红色的线头穿进三根皮线，按下一个按钮。把铜丝穿进一根塑料管，套上一个塑料接头。再套上另外三个不同颜色的塑料接头。接通电源，查看数据，检查噪音，贴上合格商标

　　工人乙：领取绑扎线。将嵌好线的定子，在非出线端用绑扎线逐槽依次扎紧，并系上死结，剪去多余的线头。用手工整形模对嵌线定子两端部线包进行整形，使它形状规则、便于后道的机器整形。

　　工人丙：左手从流水线上取下试验合格的零件，左手摆正所贴铭牌的位置，并倾斜45度。右手在拇指的作用下，分别在上下端盖上放好铭牌、条码和合格证。

　　并用左右手的拇指同时用力向外，抹平铭牌。”

　　那口令和动作的频率越来越快，不同的流程操作在狭小的演出空间中回荡，最后汇聚成一个工业指令的交响，令现场的观者都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1898到1901年期间，泰勒在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试验他的工业管理术。当时的一个生铁搬运小组，每人每天装货约12.5吨。泰勒通过工时和动作研究，把工作分成极小的基本动作逐项论证，对工人的负荷、时间、动作进行精密的设计，最后计算出每个生铁搬运工每天能够搬运的定额为47～48吨。然后，他挑选了一位人称“施密特”的工人，让他严格按照管理人员的指示进行工作，由一名拿着秒表的管理者掌握施密特工作中的动作、程序和间隔休息时间。这样，施密特在一天之内完成了47.5吨生铁的搬运工作，其工资也由过去的1.15美元增加到1.85美元。[1]

　　泰勒认为，施密特被教会了如何干活，这个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人省去了无用的劳动。在这个方法下，施密特所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更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因此，这里面不存在剥削。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驳一针见血，一位名叫厄普顿·辛克莱的年轻人写信给《美国杂志》主编，对泰勒提出抗议，说：“他(泰勒)把工资提高了61%，而工作量却增加了362%。”辛克莱认为，这就是剥削，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使工人“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这样才能使工人获得他们所做出的劳动的全部价值。

　　泰勒制，这项跟20世纪工业史一样漫长的劳动控制技术依然统治着21世纪的世界工厂，而工人也和100多年前一样，依然不占有生产资料和工具。就在“施密特”们麻木而压抑的口令中，一个肥大丑陋的身躯冲上舞台——新实业家，在四个工人的身后手舞足蹈，癫狂地大笑和呼叫;伴随着越来越快速的口令，这个疯狂的身体也愈加狰狞，愈加停不下来。正如辛克莱所说，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劳动效率的提高，而是剩余价值的榨取。在人力像机器一样运转的工厂车间之外，有人无偿占有了那些手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劳动价值。正如舞台上的新实业家所说出的那样，这条世界工厂的定律，从工业革命中的英国曼彻斯特到今日的南中国珠三角从未变过：

　　“新实业家：去了曼切斯特，我知道那是最早的“世界工厂”。后来，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那里的工业都搬到了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直到来到中国。

　　……

　　新实业家：从开始到现在，“世界工厂”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就以条件恶劣而臭名昭著!这两百年里，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社会变革，中国能理直气壮地解释，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继续着“世界工厂”的历史?只要有人挣到钱就行了吗?”

　　在此，《世界工厂》完成了一次颇为自觉的艺术传达，在泰勒制的生产关系中，不仅仅有动作被严格计算和规制的“施密特们”，还要有人格化的资本对利润无休止的狂热占有。就在我以为这一幕的表意已经完成的时候，幻灯将一道黑白影像投射在演员身后的幕布上，一名纺织女工的手和她正在操作的棉纺织机伴随着明快的乐曲出现在舞台的背景上。在流水线工人的口令和资本家的手舞足蹈中，突然乱入了一条具有50-70年代社会主义特色的工厂劳动场景——我下意识地识别出这是谢晋1957年完成的记录电影《黄宝妹》。这部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业电影，用艺术记录片的方式，再现了大跃进时期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发起的工厂技术革新运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作为工人技术革新的先进典型，在影片中扮演了她自己。

　　施密特、资本家、黄宝妹——就在这个表面上稍显混乱的、信息过载的瞬间，《世界工厂》把单向度的扁平舞台拓展成为一个高维度的、带有历史和空间纵深的论述场域。黄宝妹的叠加并不是一个对泰勒制和福特制的简单同意反复，而是使得原本只是表现资本主义工业史的单元，成了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在历史中的应答。

　　在创作者的有意或无意之间，原本封闭的表意系统被转换成了一个开放的对话过程。毫无疑问，观看者被邀请进入了这个对话当中。如果观者不能或不愿识别出《黄宝妹》的影像及其背后中国革命的工业史脉络，那么这段影像就只是一个对泰勒制的同意反复而已，其功能可以被《摩登时代》等更直接和更容易识别的影像片段无差别地替换。然而创作者的下意识显然不止于此，社会戏剧期待观者进入，对影像进行更具体的指认，引申出更复杂的情绪。

　　1914年3月13日，列宁在《真理之路报》上发表文章《泰勒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中写道：

　　“资本组织和调整工厂内的劳动，以便进一步压榨工人，增加自己的利润。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混乱现象依然存在并且日益增长，以致引起危机，这时积累起来的财富找不到买主，而千百万工人却找不到工作，忍饥挨饿，死于非命。泰勒制——出乎它的创始人的意料，并且违背了他们的本意——正在酝酿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无产阶级将把全部社会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派工人自己的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劳动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整。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有了这一切就有充分的可能把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3/4，保证他们享受的福利为现在的四倍。”

　　辛克莱和列宁在100年前的这一问一答，给泰勒制工厂和工人的未来开启了另一种可能性，社会主义者希望把泰勒发现的全部知识应用于另一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实验——即劳动时间的减少和劳动条件的改善，来自工人自主的技术革新;工业管理回归到工人自己手中，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进而从管理工厂推广到管理整个国家和全部的社会生产。黄宝妹所代表的，正是这场社会实验在世界东方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历史。

　　然而，如果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激进变种——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样的视野下，黄宝妹和泰勒制所叠加在一起的表征，就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讽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扭曲镜像，全球资本流动一条蜿蜒支流，二者殊途同归，百川入海，不过是指向同一个“所指”的不同“能指”罢了：

　　“工人们：我们两手空空，两腿酸痛，两眼瞪圆：满是好

　　——什么该是我的工厂，什么该是我的世界?

　　世界车间里的手各种颜色

　　曾经美国人的手代替了英国人的手

　　曾经日本人的手代替了美国人的手

　　曾经台湾人的手代替日本人的手

　　如今大陆人的手代替台湾人的手

　　农村人的手代替了城里人的手

　　安微人、四川人、湖南人的手代替了东莞人、浙江人、江苏人的手

　　年轻女人的手代替了男人的手

　　年轻的手不断代替满是老茧的手

　　黑色的手、白色的手、黄色的手、棕色的手、绿色的手、红色的手

　　这是世界工厂的手”

　　在这个“劳动力转手”的资本主义空间寓言中，对于黄宝妹这个缺席的在场者，《世界工厂》并未试图给出结论，它只是编排歌谣，做隐蔽的提示，然后将指认和阐释的行动留给观者。这是剧中唯一的一次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明确再现，然而即便纵贯整个世纪的革命被压缩成几秒钟的幻灯，也足够漫长得让人无法忽视。战栗的巨大灵魂，在蓝色帷幕上窥视着世界工厂里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些革命者来说，她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对于另一些革命者来说，却可能是一份沉重的负担……

　　《世界工厂》的旅程从19世纪工业革命中曼彻斯特的奎瑞班克老棉纺织厂开始，到今日为全球生产数码消费品的珠三角代工厂。它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和其加诸于劳动者身上的诸多苦难，然而却并未充分展开与资本的历史同步发生的、劳工抗争和阶级力量形成的历史轨迹，从而也就选择性地悬置了试图超克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20世纪革命进程。在戏剧的尾声，主创王毅飞先是抛出了一个蒲鲁东主义式的倡议：

　　“现在工业产品95%是多余的消费品，为生活用途而生产的只有5%。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我们需要改变目前为消费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

　　要鼓励非雇佣式的，非消费型的社会合作模式;

　　要鼓励不超过100人的生产模式;

　　要鼓励生产完整的产品，不鼓励分解为零部件的制造;

　　要鼓励机器人和高科技在制造中的应用;

　　要鼓励生产资料的共有共享，以民主方式扁平管理;

　　发展公共治理，公共空间，公共交通，公共的工厂、学校和科研;节约资源，共担责任，共享公共生活。”

　　就在现场不出意料地为这个无政府的“团结经济”乌托邦爆发出热烈掌声的同时，演员“匿名人”用大声的质问打断了这个空想的时刻：“哈哈，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你们还有iphone用吗?你们还能穿名牌出去装逼吗。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你们的生活就要改变啦，害怕了吧，你们愿意吗!你们害怕吗?你们愿意吗?!”

　　掌声戛然而止，在观众们陷入沉默之际，工人民谣作者许多的歌声如幽伶般悄然而起：

　　不干啦

　　词曲：许多

　　刚出来的那一年

　　你换了七、八家工厂

　　结果你却发现

　　天下乌鸦一般黑

　　于是你变得沉默

　　只想把日子往下过

　　习惯了不停地加班

　　习惯不再去多想

　　习惯了像一颗尘埃

　　习惯了被飘来荡去

　　习惯了他们高高在上

　　习惯了他们在那儿扯淡

　　习惯了无力改变的茫然

　　习惯了什么存不存在

　　习惯了被画饼充饥

　　习惯了人生如梦啊

　　在这个世界工厂

　　你是个不由自主的零件

　　慢慢被磨损

　　慢慢被磨去了年华

　　于是他们就想把你

　　想把你一脚踢掉

　　这时你突然发现

　　你的愤怒已无处可逃

　　习惯像一颗尘埃了吗?!

　　习惯被飘来荡去吗?!

　　习惯他们高高在上吗?!

　　习惯他们在那儿扯淡吗?!

　　习惯无力改变的茫然吗?!

　　习惯无所谓存不存在吗?!

　　习惯被画饼充饥了吗?!

　　习惯人生如梦了吗?!

　　不干啦——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星星之火它也可以燎原

　　人间正道总是很沧桑

　　勇往直前自有后来人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严厉批评了蒲鲁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来说，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和国家革命而实践的乌托邦，必然是注定失败的空想。《世界工厂》的结尾通过自觉的反诘和吟唱，从蒲鲁东回到了马克思，回到了一个注定要经历阶级力量重生洗礼的古老革命寓言。然而问题是，“不干啦”以后该干什么呢?“就这么办”，是怎么办呢?我们真的能甩开过去100年来的重负，告别革命，轻装上阵，从头再来么?

　　伴随着许多低沉的歌声，台上试图挣脱锁链的纸人们翩翩起舞，观众们凝神托腮，各怀心事，闷热的剧场里，涌动着压抑的思绪。导演赵川慢慢地走进观众席位，依次推开了剧场的窗户，午夜黄浦江畔的凉风，迫不及待地灌入女青年会大楼，积攒了整个夜晚的思绪，如释重负般地从窗口逃离出这栋租界时代的建筑。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结尾是一次解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也可能成为一个指向。在这个曾经诞生过上海公社的城市，巨大灵魂的骨骼，依然沉积在世界工厂的地下，开往浦东的列车里，已悄悄搭上了一位似曾相识的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