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壹、本节概述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 一、高岗对刘少奇的的批评 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始于建国前夕。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等等,高岗认为这种种非常不恰当。加之,同年五月二十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于五月三十一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高岗对刘少奇的谈话及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持批评态度。当年二月,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不满。 关于农村的互助合作问题。高岗起草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上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一九五三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各地省市委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一月十一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 二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六月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 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在与会干部中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 他还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 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高岗说:毛泽东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 高岗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会上各地方的干部对新税制的批评很多,有人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 七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高岗说: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他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针对薄一波说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指出: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八月十一日晚,周恩来作结论报告。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 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他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指:,三月十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进行积极活动。他 在杭州,高岗见了林彪。 高岗说:“最近这段时间,北京那边很不平静。刚刚结束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开得狼烟四起,炮声隆隆。会议狠狠整了一下薄一波,薄一波的新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虽然毛主席不让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其实不是路线错误是什么!给他留点面子就是了。可是,薄一波的问题却远不是他薄某一个人的问题,牵扯面很广,他有后台……” 林彪说:“狗胆包天!他们要干什么?!”“有没有我林彪无所谓,但谁给他们权力这么瞎搞?看来他们真要篡夺党!” 林彪又说:“一群牛进院子,总有个带头的。老高啊,现在是你带头,我坚决支持你,做你的后盾。财经会议后形势对你有利,得风便扯篷,要抓紧出击。不是要开八大么,八大军队代表团的组成,我会动点脑子的,保证选票攥在咱们自己人手里,这一点请你放心。” 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 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 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说刘少奇不懂经济,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还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 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 还说,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又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 十一月,高岗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提起刘少奇。 据陈云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陈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这样一来,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四、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 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 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饶漱石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五、毛泽东开始察觉高饶的问题 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支持的。但同时对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活动,毛泽东也已有所觉察。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毛泽东还找一些人个别谈话: 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 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 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 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 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 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毛泽东提出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六、毛泽东建议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一月七日,毛泽东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并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 高岗得知他的私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他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高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二月三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月五日,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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