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宣布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但未获批准，也就销声匿迹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自惭形秽，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搞得“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暂时还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来就是一个叛徒，只是被比他伪装得更巧妙、更狡猾的同伙叶利钦赶下台，两贼相争没有什么可惜。除西方资产阶级给予他挂勋章式的颂扬之外，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都对他鄙视，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

　　有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光荣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苏共崩溃诸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叛徒集团，长期以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党和政府官员的蜕化变质、官僚主义和腐败成风，使党严重地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完全丧失了群众基础所至，这也是毛泽东早就预见到了的。

　　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信仰危机开始的，党的指导思想扭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解放全人类。马克思认为“凡是有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精神世界具有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二重性，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社会和个体的综合。人的精神世界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的，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生存的，人的本质是类，是群体。这种类、群体和社会关系是人类生成中精神世界的本质属性。但人的自我意识则以个体的生存为载体的，人的肉体的需求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如果生活中人的个性化膨胀，在人类精神世界的类或群体和社会属性被抽去，人的本质被曲解为以个体为本，人和动物的差别就消失。由于利益对个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个性膨胀，人的本性被扭曲，就会破坏类和群体的社会属性，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对人的本质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的追求，形成不同的党派，共产党如果不以解放全人类为主要目标，共产党员在社会生活中，不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是先人后己，事事为自己打算，人的社会属性被扭曲。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往的革命总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彻底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它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要运用政权去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并开拓通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共产党和别的政党的区别。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他们推行的是个性化膨胀的修正主义路线，效仿剥削阶级，运用政权去剥削和压迫苏联人民，由此引起权力变质。因此，对布尔什维克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是最严重的考验。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自从赫鲁晓夫当权以后，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前苏联的政权一天也没有安宁过，你争我夺，一次一次政变，一个一个被赶下台。前苏联权力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苏联学者有一种说法;列宁认为权力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斯大林相反，认为意识形态是权力的工具。这两种看法的，都是对的，因为，列宁是对共产党还没有执政的条件下来说的，那时，权力只能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路，争取全国人民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斗争;斯大林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的革命家，并不单纯是追求权力的，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意识形态只能为巩固政权、发展政权服务，通过政权的力量来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服务。苏共执政后如何应用政权的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扫清道路，这是执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巨大胜利以后，有相当多的老党员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由于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革命胜利以后自然就由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主义者逐步变成了享乐主义者，滥用权力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有些人则以入党作为谋取名利的机会。在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上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老党员中产生了居功骄傲,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各级党的组织从单纯的业务观点和经济观点出发，降低了党员的政治标准，有许多投机分子则持大学文凭或卖弄嘴皮子，通过花言巧语，投机混入党内。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大批暂时的同路人一旦取得了权力，就飞黄腾达、出卖灵魂、搞特权、向党和人民要名、要利以谋取物质利益为目标。即使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和腐蚀下也会发生蜕化变质。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把对革命理想和信仰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和灵魂就越肮脏，腐败的成份越高，背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权力特殊化。不能正确看待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索取“报酬”的资本，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掌权以前以攫取权力是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在掌权以后，以谋取私利为目的。在苏联有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资本剥削，却没有消灭权力剥削。”什么是“权力剥削”?就是少数拥有政治特权，凭借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剥削人民。苏联在二战以后就有人以功臣自居，官员的特权越搞越多，例如：(1)特宅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店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3)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户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公仆官僚化。官员不愿意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贪图享乐，凭发号施令过日子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据苏联报刊说，不仅“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坏事不摇头，好事不点头，不解决任何问题，唯唯诺诺过日子，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四)、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在苏联，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分钱。”“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当时苏联报刊揭露的涉及苏联中央政府商业部副部长贪污受贿案，以及白俄罗斯、土库曼、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一大批党政官员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案，不单在苏联国内营私舞弊、进行权钱交易。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俄罗斯的暴发户不是靠资本的原始积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趁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之机，利用职权，巧取豪夺致富的。他们暴富的手段五花八门。诸如拆借银行资金;以股票和证券投机来掌握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利用职权廉价购买国有资产;偷税漏税;有的则勾结外国资本从国有资产的拍卖中赚取暴利。俄罗斯九大富豪之一霍多里科夫斯基以1亿6千8百万美元就买下了年收入30亿美元的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的约克西石油公司的控股权。波塔宁在第一副总理楚巴伊斯和尼姆佐夫的帮助下，以18亿美元买下了国家电信投资股份公司中国家掌握的25%的准控股权，从而控制了电信垄断企业。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寡头已浸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些亿万富翁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如今，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均被他们控制。众所周知，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是俄罗斯权力机构的晴雨表，谁控制它，谁就能引导俄罗斯选民在总统大选中的投票方向。

　　此外，这些大寡头还能左右俄罗斯外交政策，使外交部听命于他们的指挥。例如，卢克石油公司同伊拉克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合作勘探和开采石油的协议。于是，俄罗斯外交部便在美伊武器核查危机中千方百计地进行调节。所以有人说：“俄罗斯外交上的事就是生意上的事。”

　　苏联解体后，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苏共的教训再一次证明这样一条真理：权力是人民赋与的并服务于人民的。作为执政党的官员如果滥用手中的权力，那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而背叛了人民的官员或党，就会被人民所唾弃。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谋福利;而夺得了政权的党的官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追逐权力作为目的，为自己谋私利，到头来，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样，即使像苏共这样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会轰然倒塌!

　　总之，通过苏联东欧解体的惨痛教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客观、清醒、深刻、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矛盾，掌握社会主义社会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搞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样继续革命，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是马列主义正确路线，什么是非马列主义的错误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自觉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士。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观察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搞好革命和建设的指中路明灯。所以，当前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这一伟大理论，用这一伟大理论武装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