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就是有，“冇”就是没有。这个戏的名字意味着一种有趣的视角：它要在个人对物质的观念和体验中玩味“所有权”这个重大的历史现实问题。像所有的文献剧一样，本剧是舞台上的真实材料。难能可贵的是，这个作品没有沦为一大堆琐屑的事实，反而用自身的力量征服了事实，统筹了事实：在《有冇》中，“事实”的生命得到了实现。

一、《有冇》述略

您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您最没用的东西是什么？您会不会把自己财产的一半分给更需要它的人们？您上街会不会给乞丐施舍？……一连串这样的问题打上了舞台后方的屏幕，这是《有冇》的主创在访谈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而看到它们，观众也会忍不住思考，并且在暗地里给出自己的答案。访谈中，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似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形形色色的答案，而访谈对象说的话，就直接构成了《有冇》的主体内容。

然而，在当代社会最真实的财物观念出现之前，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颇具意象感的画面：演员们都穿着黑色的服装站立在极尽昏暗的舞台上，过了一会儿便全体倒下，接着便是令人尴尬的沉寂。观演之后，若能回忆起这个开场，想必任何人都会感到别样的震撼。它象征着人类发展史的一个不快意的事实：我们拼命发展，不断地征服自然、攫取物质，而最终不免要在黑暗中死去。有的演员的衣服上印着“有”，有的演员的衣服上印着“冇”，他们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变成物质的可悲的奴隶，最终也要被物质埋进幽暗的坟茔。

灯亮了，几个演员手持绳索上台，同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财产？什么是资本？绳索在地上摆出一个圈，演员们一边围着它转，一边念出了关于货币与资本的一些著名理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形式。价值的本质是一种人类劳动，资本家用手中的资本购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当劳动产品的价值高于工资的时候，资本就出现了增值，多出来的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这些理论有的是我们熟悉的，有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不过无所谓，演出很明显不希望我们过多地停留在这些玄之又玄的概念中：它希望观众能够通过演员的表演，看到理论背后最感性直接的现实图景：演员们捡起绳索，把自己捆绑在其中，他们一边说着金钱，一边左冲右突，然而，没有人能挣脱这一荒诞虚妄，却又坚固无比的牢笼。挣脱，就意味着“解放”。这是一个充满了历史悲情的词藻，一次次失败的革命在诠释解放，也在为“解放”刻下墓志铭。

我们不再相信自己可以从资本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反而越来越相信资本的秩序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这就是《有冇》下一场的独舞：一个演员在黑暗中用一种很快的节奏舞蹈，动作大开大阖，干净果决，而她口中叙述的正是人对私有权的“信心”，其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意义：人类生来就是要竞争、占有，因为婴儿都是握拳出生的。这些话出自访谈记录，也确实像是当今成功人士的口吻，为了把荒谬的秩序合理化，他们习惯于在自然界寻找某种意象来类比人类社会，最臭名昭著的便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段表演让我想起上一场的演员们谈到的问题：“你为什么挣钱？”而比起在现实秩序中坦言金钱与生活质量的关联，独舞的舞者说出了更为可怖的言论：个人对财产的占有，不仅不是盗窃、不是对他人劳动的奴役，而且是一种自然之道，一种顺应天地的法则。解放全人类成了幼稚的说辞，解放自己则成了行为的尺度。这就是当今人们对所有权的真实想法，当然，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中了五百万都可以不屑一顾的成功画家，决不是等着中彩票娶妻生子的“穷人”。

当今社会，精英们是少数“尖儿上的人”，他们是那优秀的“百分之五”，年收入一千万，买东西都要出国。这就是二百五十万放在眼前能“看都不看”的画家，也是全中国的榜样。就连那“百分之九十五”需要费劲戴上手套然后劳作挣命的穷人，也在盼望着自己能有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公司，然而，这个梦就像舞台上的长凳一样，躺在地上的人永远托不起来。“什么是有？什么是冇？这些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者的割裂：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冇？”这样的割裂是一个历史问题，贫富分化现象的从无到有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精英们也希望它成为某种“常态”，然而总有一些历史记忆提醒我们：社会并非向来如此。

不管怎样，我们今天终究是进入了一个非常和谐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时代，所有的努力没有被用于改变现状，打开新闻，我们感觉历史终结在当下，似乎放松行政管理之后，伟大的、全能的市场就会给我们自动送来一个伟大的复兴。因此，我们对于路线充满自信：我们相信医疗私有化可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我们相信教育产业化可以解决上学难的问题，我们相信没有政府管着房地产商，人民的住房需求便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总而言之，改革的春天里出现了贫富分化、道德沦丧、腐化堕落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似乎有毒食品都是行政管理造成的，只要让大大小小的资产者摆脱束缚，他们就能带领中华民族走进极乐世界。我相信，《有冇》中那个在“尖儿上”把灵魂叫卖出一个好价钱的“艺术家”，还有那个不太在乎钱，只追求“异性的肯定”的富二代，他们都已经进入了“极乐世界”。除了吹嘘自己是少数人之外，他们还会公开表示拒绝社会慈善，然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顶层设计”，他们是简政放权所解放的对象。先富阶级鱼肉百姓的时候，中间总隔着一个执政党，终究难以便宜行事。不过，在社会上还有很多很多人并不这样看待问题，《有冇》中被裹上尸布抬下去的“待业青年”恐怕感受不到那么多乐，那个“其实挺爱干净”但就是没钱洗澡、洗衣服、洗被子的流浪汉，估计也不会觉得这个时代有那么伟大。他们也许需要一个维护他们权益的政府，一个捍卫公平正义的国家，一个能保障基本生存权利的制度，而我们的时代告诉他们：一定要用市场和资本战胜万恶的社会主义。农民们失去土地，背井离乡来到城市里刨食，工人们下岗，成为了先富阶级眼中的失败者，然而，我们说这是春天的故事。不过，竭力促进和谐稳定的意识形态宣传，越来越使自己的宣传机器成了无人问津的跳梁小丑，划分成功人士与失败者的“美国梦”也越来越失去了它维护利益格局的功能，最终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法治来保障当代人剥削人的事业：一方面各种“知识精英”在拼命劝人“为善”，另一方面，国家机器也要站出来保障当年盗窃社会主义公有财富的人们的物权。但不幸的是，革命的威胁始终在惊扰着先富起来的文盲们的春梦。《有冇》中有句台词很现实：“我们在它的威胁下已经生活了三十来年。”

资产阶级相信洗脑，国家机器相信镇压，动摇他们这种信念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人民相信革命。可惜眼下正是一个历史的萧条期，革命精神的萎靡不仅造成罪恶的盛行，而且造成人被物质捆绑的局面。《有冇》中有一场表现金钱对人的控制：尽管用钱买不来友谊和爱恋，但似乎有了钱，人就会有朋友和爱人。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之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就像那段访谈视频所言：一个人可以帮助一个乞丐，而千千万万的乞丐却决非个人管得过来的。他们是制度的产物，是路线的产物，其背后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却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却表现为自然而然的消费活动。有一种较新的理论认为：剩余价值并非来自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等行为，而来源于资产者凭借现实社会权力关系，尤其是政治权力，为我们界定了“价值”。由此观之，价值并不是什么人类劳动，而是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向社会发表的某种意愿。有人告诉你“智能手机”有价值，它们不断地更新换代，我们就要不断地花钱去消费，其高昂价格背后的价值，已与那种真正附属于其物质存在的使用价值严重分离。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听上去是枯燥乏味，而它所指涉的我们的现实生活却是生动而残酷的，可惜，只有在《有冇》的舞台上，我们才能隔开距离去审视这种生活。当演员们聚集在舞台上，用空无一物的双手表演出我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样子之时，这样的生活清晰地显露出滑稽性：我们面无表情，日益麻木不仁，无论是自我还是人际关系，都愈发依赖于手中的机器——它是工具，更是新时代的奴隶主。这一场表演伴随着演员关于“装置”问题的理论探讨，我们生活在一个“装置”不断积累和扩散的年代，物的膨胀直接导致人需要依靠“物”来定义自己。我们从生下来就在追求自身对物质的占有，金钱、名望、奢侈品、社会地位，等等这些物让我们找到自身。然而，人是什么？人，从本质上来讲觉来越模糊，我们忘记自己身上黏着的物，都是虚妄的泡沫。

《有冇》最后用不断爆炸的气球来表现这种人生的泡沫，人在兴奋地追求“气球”，而它总是在追到跟前的时候爆炸。气球可以是个人物欲指向的各种物质财富，也可以是我们的路线所期待的“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从这句话推导出“富裕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可怕的结论。于是，“硬道理”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社会主义；“硬道理”让工人下岗、农民失地，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硬道理”让环境破坏、资源流失，这也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一小撮人真的先“富”了起来。

“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冇？”这句台词又一次出现在脑际，在国内生产总值这个大“气球”名下，一切都发生得过于理直气壮了。“有”的那一小撮人在用自己的无知无耻和骄奢淫逸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并且给我们的“特色”加冕，“冇”的那大部分人却在用自身的苦难宣告“气球”的爆破、动摇这条私有化之路的奇怪的“道路自信”。

当然，这些苦难也在为我们回放着旧社会并不遥远的关于剥削与压迫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当然是“伟大复兴”，只是在复兴之前，它先要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埋葬。看着这样的轮回，《有冇》的气球又有了一种历史况味。

 二、马兰花开

195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史书上记载着在这一年，我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冇”的人把所有权视为抢劫，“有”的人则会把这个历史事件视为抢劫。《有冇》在用经典理论和当代社会调查来构建起自己的所有权讨论，这让我想起了三大改造的年代——那是一个中国的所有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

那一年，剧场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将强盗的财产收归人民的活动，剧场里则上演了一出不朽的话剧经典。这部享誉世界的戏剧名叫《马兰花》，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对儿童文学做出的贡献，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馈赠，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珍宝。

有趣的是，这样一出改编自传统民间故事、给孩子们观看的戏剧，暗合了当时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历史潮流。剧本作者任德耀不仅在剧中宣扬了清纯、和美的爱情，歌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友善的光辉，而且把勤劳、无私、追求美的灵魂，和那种懒惰、贪婪、追求物质的灵魂对立起来，剧中善对恶的胜利，由此也变成了一种新价值观对旧价值观的胜利。这种社会意识形式及情感取向的更新换代，和所有制及政权组织的更新换代契合无间。

《马兰花》开场便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春天的早晨，这样的时间设定就是在暗喻社会主义新中国给历史带来的充满生机的开始。勤劳的妹妹小兰很早便起来劳动了，她的歌声为整个故事拉开了序幕。父亲王老爹要上山砍柴，小兰希望爹爹能够采回山中初绽的马兰花，而她那个懒惰的姐姐大兰，则希望爹爹用卖柴的钱去给她买一些花布。妹妹心中怀有对自然花朵的迷恋，姐姐心中却想着市场、金钱和商品。这个开场的基调便和所有制相关：妹妹小兰的勤劳，以及她对生命之美的追求、对商品消费的淡泊，正是新的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品质，而姐姐大兰心中的物欲在对比之下，不仅显得庸俗，而且还是落后的意识。

王老爹上山砍柴，恰值山中马兰花开放，马兰花仙子马郎来到山中，得知山下那个想要马兰花的姑娘，正是每天早上用歌声陪伴着他的小兰；于是，他拿出马兰花向王老爹提亲，希望小兰能嫁给他。傍晚，夕阳西下，王老爹还没回家，妈妈和小兰都很着急，而大兰却只急着要吃饭，不愿等父亲回来。小兰自己去山里找爹爹，而在妈妈的要求下，大兰也出门去市场上找。这就构成了一个戏剧性事件：王老爹回家时，两个女儿都不在，懒惰的大兰没有走到集市，只是在大路上看了看便回到家中。于是，王老爹把马郎求亲的“喜事”先和大兰说了。一开始，大兰还为了爹爹没有给她买花布的事情生气，并且表示不喜欢马兰花。而当一听说有婚事，她的态度一下子转变了，于是便有下面这段对话：

大　兰　（她把抱在手里的猫丢掉，一把抢过花来）我喜欢这朵花，多好看呀！（闻闻花啊呀，好香呀！我喜欢它。

王老爹　真喜欢吗？

大　兰　真的。爹，把这花给我吧。（老爹把花给她）马兰花住在哪儿？

王老爹　山里。

大　兰　山里？他的房子大吗？他有多少地？他有几匹马？家里可有佣人侍候他？

王老爹　大兰，你想错了。马兰花和你爹一样，既没有地，也没有马，更没有高楼大厦，侍候他的佣人想也不用想。

大　兰　那他靠什么过日子呢？

王老爹　靠他的一双手。

大　兰　（马上变了主意）爹呀，女儿舍不得爹，舍不得妈，也舍不得这个家。爹，我虽然喜欢这支花，可是我现在还不想出嫁。（大兰把那枝花掷在地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