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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的时态——从台湾现实到国际视野

2015-7-16 23:0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20| 评论: 0|原作者: 林深靖|来自: 保马

摘要: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也是对社会主义能量的鉴识。历史,才刚要开始。

  有人问我什么是「左翼」?如何定义「左翼」?这两年来,「左翼」在台湾似乎变成一个流行用语。上街头的,以「左」号召;新生的政治势力,以「左」自许。不过,在台湾我们普遍面临一个共同问题:越流行就越说不清。

✦内含道德优越感的词汇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在《革命的年代》第一句话就是:「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

  你如果问我什么是「左翼」,那么,这首先就是词汇的问题,我们就从词汇开始谈起。台湾当今社运圈有两个词汇甚为响亮,十分流行,而且不需要任何文献作为支撑。

  其一是「左翼」,其二是「绿色」。

  谈「左翼」,就代表重视公平正义。标榜「绿色」,即自许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这种词汇本身内含道德优越感,做为诉求,既有力可使,又有利可图,正好符合政治竞逐的需要。

  在西方,偶或太过重视文献,谈「绿色」,得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无限制经济成长和市场自由扩张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开始谈起,于是在制度思考上,难免触及生产关系和经济模式的变革,体认到生态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冲突。谈「左翼」,则难免追溯到大革命对旧体制的翻转,涉及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信念,乃至对于资本主义帝国殖民的反思。

  台湾灵活多了,在美、日文化浸润之下,做为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利伯维尔场在亚洲的一颗小棋子,对自我角色不需省思,不需要有任何制度转换的想象,而对于「左翼」和「绿色」依然可以有感觉良好的向往。

  但是,真要论词汇的力量,没有什么比得过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死而复生,甚至可以把内部矛盾转化为成长的养分。譬如,当代社会环境意识的提高,原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消费过凶的指控,是意图抑制可能引发生态灾难的经济发展模式。讵料,在「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消费」(乃至「绿色政党」)的标签之下,原先无法计价,难以买卖的自然元素都一一成为可以开发的商品,进一步扩大了利伯维尔场的规模。

  「左翼」这个词汇放到今日的台湾,大概也是一样的道理。即使在政治上形成组织,它不仅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既定体制,而且可以在吸纳内部矛盾之后,方便既定势力在选票市场上的扩张。

✦无「左翼」,有「左仔」

  当然,如果要从文献上去谈「台湾左翼」,那么不能不追溯到日据时代反帝、反殖的传统。1925年由台湾文化协会左翼系统所领导的「二林蔗农事件」可以说是全亚洲反殖民斗争的先声。1928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基本上就直接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挥。此外,早年台湾左翼当中还有相当活跃的无政府主义系统,1926年于台北成立的「台湾黑色青年联盟」,主张暴力暗杀直接行动,翌年就有44名成员被日本当局逮捕。具体而言,台湾左翼的组织化行动为期甚短,在1931年就遭到全面大整肃、重要干部多被逮捕,发展无以为继。二战之后,中共势力快速扩张,台湾左翼力量再起,但是随着蒋介石政权转移,1950年韩战爆发,台湾被编列为全球冷战格局中的「反共堡垒」,在动员戡乱戒严体制之下,潜在的社会主义信仰者,或枪毙,或陷狱。戒严令于1987年解除,反共遗绪则蔓延至今。

  从上述文献脉络来看,台湾左翼从一开始就是在国际主义的架构之下,以反帝、反殖奠基,对于世界革命,尤其是苏联和中共的变天翻身,有深厚的同情和向往。

  到了2015年,自许为「左翼」的新生势力与上述脉络基本上没有任何继承关系。其中有日据殖民的怀旧感恩者,有美式民主做为普世价值的颂扬者,有言及中共必然咬牙切齿者……或者,有类似近年流行于欧洲的所谓「波希米亚左派」或「鱼子酱左派」者,前者浪漫新潮至上,后者则是有钱有闲者的人间游戏。

  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个幽暗的角落,在某个读书会的小小空间里,还存在着对社会主义有信仰,对世界革命有情感的零散个体。既不成「派」,也无「翼」可言,顶多只能说是「左仔」。

  想想西部片的「牛仔」,旷野斜阳,一匹马,一把枪,一个拉长的身影,孤独,清冷,不受纪律,不爱组织……偶尔路见不平,也只能在荒镇酒馆,暗暗饮恨。

✦传统左翼核心内涵的回归

  有国际左翼视野的人会问道:左翼在现今资本主义当道的社会,要如何实践?如何抵抗?

  对于这样的问题,很容易放得太远,想得太大,我宁愿把它视为时事问题来思考。当今迫近在我们眼前的时事,就是欧洲的变局。欧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敏感地带,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通常受到地域的局限(譬如中国历来的改朝换代),一旦发生在欧洲,则小小星火常带来燎原之势。譬如文艺复兴、宗教战争、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巴黎公社、两次世界大战、1968年5月学运、柏林围墙倒塌……一个事件即足以预兆全球性的变局。

  2015年,我们看到的时事,就是南欧的变局。

  在希腊,正式成立不到两年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 于今年1月的国会选举大获全胜,取得执政地位。Syriza在政治光谱中被定位为「反体制」的组合,反私有化,反市场导向的政策,反对经济松绑去管制化……简而言之,反对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既定内涵。

  在西班牙,源自愤怒者运动的Podemos政党(意为「我们能!」),成立才四个月,即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取得超过百万张选票,成为足以左右政局的大党。今年5月下旬的地方选举,Podemos斩获更多。西班牙巴塞隆纳和马德里两大城市都被左翼女性候选人攻下。6月13日才刚上任的马德里市长马妞拉‧卡莫那(Manuela Carmena)是71岁的女法官,自年轻时代就是反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健将。巴塞隆纳新任市长埃达‧柯娄(Ada Colau)则长期带领反抗房地产霸权的斗争,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曾经成功阻挠了超过1600桩弱势居住者的强制驱逐案。Podemos联合其他左翼团体,协助两位女斗士成功攻下市政府。

  根据民调,2015年11月的国会大选,Podemos极有可能赢过两大传统政党,取得执政地位。Podemos在政策上主张强化公共控制,扶助贫困,监控跨国企业财团的逃税和政策游说,重建平等和团结互助的的价值……这些基本上都是传统左翼的核心内涵。

  Podemos是街头抗争集结的产物,而挂名秘书长的伊格雷夏斯(Pablo Iglesias)才36岁,代表着愤怒的年轻世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秘书长最近宣称,其政党的组织策略系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为师。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党人之一,其著作多已译成中文,台海两岸阅读者甚众。他在经济结构之外,强调思想文化对于政治领导权的关键性作用,揭露当权者藉由教育、大众传播媒体所建构的「虚假意识」对于劳动阶级的宰制。而要转变领导权,左翼知识分子必须组织起来,以「阵地战」的概念长期准备,发展与社会上其他团体的合作关系,打破虚假意识,让进步的思想文化得以生根壮大。

✦历史,才刚要开始

  事实上,当代的愤怒者运动,从占领华尔街、魁北克红方块运动、智利学潮、阿拉伯之春,乃至新一波希腊、西班牙、意大利风起云涌的街头抗争,若要追本溯源,无疑是2008年从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波危机让我们看到银行财团的败德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为金融资本服务的本质。人们发现,最恶劣形式的贪污,不是来自政治领域,而是来自经济领域。

  这样的场景透露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当今的大趋势就是松绑、去管制:弥平贸易壁垒、消除市场障碍、劳动弹性化、派遣化。工会做为制衡资方的力量日见衰颓,财团的营利手段却几乎不受局限,责任迹近于零,类似雷曼兄弟以衍生性金融商品欺蒙套利的行为遂不断发生。经济思维渗透到政治,经济行为模式成为政治运作模式。在抿除市场障碍的同时,也模糊了「公」与「私」,「商品」与「非商品」之间的分界。亦即,是任由市场来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而不再是以公共的价值观来决定如何使用我们所创造出来的财富!

  新世代愤怒者运动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晚期资本主义。而希腊的Syriza和西班牙的Podemos代表的正是翻转既定体制的新生政治力量。要如何实践?如何抵抗?如果葛兰西的思想可以开启新的运动思维,那么往昔的左翼资产或许也可以因应时代的需要而重新绽露光芒。

  1990年柏林围墙倒塌,苏联东欧集团瓦解,固然有美国学者福山以「历史终结」庆贺之,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从此定于一尊。另外一个观点则是认为,以马克思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潮反而得以因此从官方的束缚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真实力量。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也是对社会主义能量的鉴识。历史,才刚要开始。

  (本文原载《摄影之声》第15期,由林深靖先生授权“保马”推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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