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回头想想，在自干五的队伍中能走到今天也算是件挺值得怀念的事。将近四年半左右的时光，如今想来真让人唏嘘。只是万事有聚有散，缘分尽了也就无需再继续留恋，勉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就让我们各为其事，各奉其理，各行其道，且行且珍惜吧。只是离别之前，还是想就着庆安这事多说几句，我姑且说之，列位姑且听之，孰对孰错，暂且无须判断，权当批判来看吧。
最近关于黑龙江庆安枪案的讨论可以说已经泛滥成灾，多到看见都有些恶心之感。那些具体而微的分析已经太多太多，至于是何结果，这是后话。既然之前已经有了那么多形而下的分析，那么这里我们就坐而论道，稍稍讨论一下形而上的东西吧。
就徐案本身而言，似乎已经没有太多好说的了。随着相关视频的公布，当时的情况已经完整清晰的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在初看到徐摔孩子之时，自己也同样血脉喷涌，怒不可遏，恨不得将之千刀万剐而后快。可是既然徐已经让自己的疯狂和愤怒埋葬了他自己，那么当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件事情时，是否还会让这恨和愤怒遮蔽了应有的理性和判断。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当时不开枪小女孩的生命不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反对在这次事件中开枪的做法。可以这样说，徐的疯狂确实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人的人身安全，并且在与警察追打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更加具有威胁性的行为。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公安举枪射击也还说得过去，至少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可能就那个公安而言，也未必就真想一枪取徐的性命 ，只是想阻止他的疯狂行为。只可惜在那慌乱的瞬间，已经无暇顾及太多其他因素，说巧不巧的射中其要害，致其死亡。就这个事情本身而言，也怪不得公安开枪，算是徐咎由自取吧。
就事论事，笔者没有半点责怪当事公安之意。当其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事已至此，好歹是护住了其他乘客的人身安全，再加上徐当时的状态，更无可指摘。我只是觉得可惜，如果徐本人能再理智一点，清醒一点，当事的公安如果可以更早的介入，可能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然而现在说什么都为之晚矣，随着这次事件相关讨论的不断发酵，其中有些观点已经不再仅限于本次事件，而是大有推而广之之势，其中透露出来的某些倾向和观点越来越令笔者感到些许不安。各种以枪法，秩序和法律为理由，为以后公安开枪做出的辩护和借口不绝于耳。今天就看到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袭警就应该击毙”，“人民是不会袭击警察的，袭警的不是人民”，虽然这位网友在后面补充到：“尤其这里的袭警是指人民警察而非别国的普通警察。并非袭警就一定要被击毙，但袭警者就应该面对人民警察的种种强制手段，包括击毙。因为人民警察要保护人民”等等。总体上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位网友所说的，但又不得不对其中几个地方所潜藏的问题表示担忧。
在很多人那里是有这样一个认识逻辑的：既然人民公安的本职工作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而要做到保护人民的安全，首先得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样自己才有能力去保护人民的安全，因此自己安全是人民安全的前提。一个警察如果在面对歹徒和罪犯的时候如果不能首先保住自己的性命，谈何保护他人。这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警察自卫权高于嫌疑人权益。
不错，理是这个理。我想，如果在这次事件中，公安民警面对的不是徐这么一个在进入疯狂状态之前大恶未铸，小恶不断的混子，而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歹徒，或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暴恐分子，那么大家不仅不会因为歹徒被击毙而有所质疑，甚至还会拍手称快，大快天下人之心。而其中正是因为徐的疯狂，让笔者觉得开枪确实也在情理之中，其死亡属于意料之外。
然而，问题可能在于绝大多数时候公安所面对的既不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歹徒，也不是凶残的暴恐分子。而很可能是一个因人生失意而一时走向极端的父亲，一个因一时之怒而走向偏执的母亲，一个因生意失败而心生歹念的老板，也可能是因失地之痛无处申诉，却走向一条错误维权之路的农民，也可能是讨薪未果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农民工，还可能是因为痛失亲人而不惜向他人痛下杀手的医闹等等。
这里我绝非想就他们或犯罪，或暴力行为的本身做任何辩护，像那些拎着汽油瓶点燃公共汽车而致无辜群众大量死亡的，确实毫无同情可言，甚至死有余辜。因为即使再有天大的理由，也不是他们以伤害他人为代价而实施暴力犯罪的理由，更不想圣母般的拿公安民警以及无辜群众的生命去换取这些人的醒悟。但情有轻重，事由缓急，已然的情况当然无需赘言，难的是我们在各种未然的情况下该如何取舍，作何选择。
只是希望，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并不是一向为恶的，不是当下具有高度威胁性的人的时候，或者在有时间有条件的情况下，能不能多给他们的一些时间，能不能多给他们一些耐心。听听他们的想法和要求，如果是合理的要求能够尽量满足，即使是无理要求，非分之想，能否通过做思想工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予以化解。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拔枪开火不过举手之劳，但倒下的就是一条生命。他或许没有文化，也没有钱，生活拮据。或者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更或者不是个好人，令人厌恶。不论这条生命有多么卑微，只要罪不至死，能不开枪则不开枪为好。至于袭警后面会谈到。
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站着嘲笑和抨击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动辄开枪伤人，甚至滥杀无辜，毫无人道的行为，是因为人民共和国的警察以前不怎么开枪，在人民面前确实还不怎么使用暴力。我想理由很简单，那是因为他们的从遵义而来，从雪山草地，从延安走来。时至今日，“为人民服务”还镌刻在很多公安局大院内，人民二字还顶在前面。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习惯叫“警察”，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却还叫“某某公安局”。因此，他们是国家的暴力机关，是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安全的职责，但他们更是有着鲜明立场和信仰，这是与其他所有国家警察最大不同之处。
现在有种论调，似乎觉得我们的公安民警太过懦弱，太过温柔，应该像美国警察看齐。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敢反抗，就可开枪射击。而这种要把人民公安改造成中国警察的倾向，才是最为让人担心和忧虑的。在我看来，正是那些所谓“懦弱”“温柔”才是我们区别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警察的最根本区别。对美国警察而言，他们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秩序，谁敢破坏这种秩序就一枪爆头没商量。我们的公安机关还承担宣传，说服，教育的职责，就像长征中那一路走来的播种机一样，而不是仅仅扛枪消灭坏人的部门。
说到这，可能很多人都会投来鄙视的目光，会说“看啊，这不和公知的观点一样么”。首先，不管这是谁的观点，也不论因为持这种观点会被划到哪个阵营里去，扣上什么帽子，但我还是得说：凡事两面，话有两说，不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外一个极端，更不能因小失大。
就拿所谓“袭警”来说，也有轻重缓急，情节性质各不相同，岂能一概而论。有些人觉得只要同公安发生争执，甚至冲突都算是袭警，都可以让公安以袭警的名义开枪。但我想说的是老乡们打上门和暴恐袭击是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事情，在这个时候难道我们就不能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么。前段时间，有个报道，说有个男性在医院门口冲公安高喊：你有本事开枪打我，于是公安就真的开了一枪打中其腿部。很多人都为之叫好，这也算是求仁得仁了。可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公安，在那种情况下明明有更加恰当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执法尊严，而不是一枪了之。如果把我们对于警察的尊重与敬畏，建立在枪口之下，仅仅建立在法条之上，而一点不考虑其中的情理的因素，这样的法又能维持多久，这种尊重与敬畏又有何意义。那首从小唱到大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可能也就唱不下去了。有些人说只有犯罪分子才会敬畏警察的枪口，人民不会。但人人谁都有怒火中烧的时候，在控制不了情绪的情况下或许会做出的一些过激行为，或者不那么具有致命危险的行为，是否也应该开枪了之呢。
不能一有人民与警察发生冲突就冠之以袭警，而不分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就一概予以开枪，甚至击毙，长此以往，怎能服人。更不能因为别人没有文化，生活不好就动辄称呼别人为卢瑟，就该死。一副我的生活很好很稳定，谁敢破坏这幅景象谁就是罪魁祸首，谁就是吃饱了没事干，其罪当诛一样。
或许在一个社会中总有那么一些喜欢无风三尺浪，起哄闹事之人，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切切实实，维护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天塌不下来。而更多人，则确确实实，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而走上上访，不惜以身试法之路。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本着理解和同情之心去看待，并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好了，就以为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中国之大，事情之复杂，又岂是能一言以蔽之的。因为自己逍遥快活，就完全不顾他人生之难，存之艰。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从一出现问题就反思体制的极端，滑向只要一说反思体制就开始冷嘲热讽的极端。不能从警民一发生冲突就怪警察的极端滑向一有冲突就开枪的极端。不能从面对残暴歹徒却还带有怜悯的极端滑向不论对待什么人，只要敢于反抗，争执就可以开枪的极端。不能从公知精英们反对的极端滑向反对公知精英们的极端。
《尚书》里有句话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是不可测，包含着各种危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真诚，无妄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尤其在涉及人生命的时候，更应该结合具体情况，因时而言，因事而言。
当然我不希望看到，人们因此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在公安面前耀武扬威，有恃无恐的随意挑衅而置公安民警应有的尊严和执法权威，甚至生命安全于不顾。如果有这种情况，应该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劝解和处罚。如有必要开枪，也但开无妨。但不能因噎废食，因小失大，看似为了维护了公安的尊严和权威而置国本理念于不顾，岂不可惜。
有些人认为既然开枪了，就谁也无法预料后果，指哪打哪是枪战片里面才有的情节。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需要我们更加谨慎的对待开枪这一问题么。正如文章开头讲到的，徐案中的枪是不得不开。然而就算在这里说些事后诸葛亮的话，但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中就没有一点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地方么?
关于开枪的问题就先说到这吧，至于有人说什么反对开枪是为茉莉花做准备，就是极左，姑且就让这些个名儿飞一会。想想一一年那会，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都坚持下来了，还在乎这些么。只是自以为不能再在自干五这个队伍里待下去了，免得让一些人觉得污了名讳。至于AC的前缀，只要四月方面没有意见，我希望顶着，那毕竟是一段不可抹去的记忆，也算是给自己留个念想了。
最后索性也把自己的立场表清楚，说明白，免得误会。
首先、我希望中国工业发展壮大，建立自己发达的工业体系，但不是工业党。
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工业发展强大固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但这种稳定应该是人民发自肺腑的拥护和支持，是因为维护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自发形成的稳定。我想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不良公知和精英们不舍昼夜，妄想颠覆现在的一切却达不到目的的最大原因所在。如果不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确实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果不是共产党的一些血脉还在，就算有再多的自干五维护也是无济于事。可是事到如今，当年的那点家底还剩多少呢，先不说现在，那个至今还存在在基本路线里，却很少再被提及的“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东西是否有效，单说一个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是否已经找到有效遏制的办法呢。
发展工业固然没错，但如果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人民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甚至爆发冲突，就算再有一百个科学，正确的客观理由，难道就不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到位了么，我们的解释说明工作做到位了么。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把反对者一棍子打死，全部称之为刁民难道就是合理正确的做法?
想当年，新中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激发出人民的创造力，靠的不是枪，而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热情，靠的是一个信念。是把中华儿女千万颗心凝聚起来的稳定，那才是真正的稳定。也只有这种稳定才是中国工业发展和壮大，以及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所最终需要的。所以我反对那种把工业发展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就个人看来，单纯工业党，有点像把今日中国之发展降到两个世纪以前的水平上去。
其次，我希望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有序稳定，但不是法律党。
自有人类以来，所有治国者都明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法不足以行事。因此，历代帝王都把律法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人怀疑法律的重要性，也不能否认法律对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与守法相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立法权，也就是立谁的法，为谁立法。奴隶主有奴隶主之法，帝王有帝王之法，资本家有资本家之法，人民有人民之法。
社会主义法制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革命最伟大的革命成果之一，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单纯为了稳定秩序和抽象的法律尊严。在这里人民是归宿，是目的，秩序和法律都是手段，不能以手段妨害目的。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各种起义和革命，就不会有朝代更替。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否合了某些公知精英的意，但却是历史之必然。今天中国社会之所以还能稳定就在于这些法律总体是为着人民利益的，就算偶有差错，也尚有改进的余地。人民当然应该尊重法律，守护秩序，这是当然之责，分内之事。只是如果一味的追求法律与秩序而置现实中的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与矛盾而不顾，一味的以刁民，贱民，破坏法律与秩序者视之，甚至开枪，是会产生很严重后果的。
最后、我希望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华的大地上开出新的花朵，能够惠及每一个人，实现那自古以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同理想，守护英雄，珍惜中国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局面，但却不是保皇党。
至于有些人担心某些势力会不会借着这种口实煽动花花革命，那真是杞人忧天了。如果中国真到了GCD连自己基本面的利益都维护不了，弃之不顾的地步，那也是天数使然，气数已尽，该当如此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又岂知没有后来人。当然，目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在此，惟愿今日之中国能够循着从三皇五帝的足迹，从我几千年的历史和辉煌文明出发，继承先人前辈的意愿，沿着由毛泽东，周恩来等那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以人民为重，以人民为本，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并向着最终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奔去。这既是我们中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而现在，只希望“自干五”这个词能够保持晚节，不要最后弄得像“公知”“精英”那样烂大街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