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士张春桥

革命战士张春桥

随着2015年7月15日香港书展的开幕，一本《张春桥狱中家书》一经面世，立刻吸引了众多目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国内大部分读者当然还无法一睹为快。但从相关消息来看，“《家书》收录张春桥1985年至2003年于北京秦城监禁及江苏江阴监居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立体呈现了张春桥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书后附有旅英作家凯蒂对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讲述女儿眼中的张春桥，以及张家在政治变动中的曲折经历，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读者得以走近这位彻底被刻板化、“妖魔化”的中共核心人物，看到作为父亲、丈夫、长辈、囚犯、病人、毛泽东的晚年知音和追随者、马列主义者等多种面貌的张春桥，也为理解文革和所谓改革开放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独特视角。”不管其实际价值是否果真如此，但有了“张春桥”这个已被刻意回避多年的名字，此书的出版已完全值得人们高度关注。据悉，虽然此书函装手迹版定价高达三百多港币，但书展开幕当天即告售罄，似乎足以说明问题。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的管控能力也再次得以验证，无论是国内左、右网站，还是微信、博客等“自媒体”传播工具，网上的报道完全如“滤筛子”一般删了又删。截至目前，各种转发网页已基本上屏蔽殆尽。对舆论掌控者来说，这种工作是必须要做好的。仅仅一个发布该消息的“红色参考”微信公众号，在被屏蔽之前，短短两天时间阅读量就远远超过10万，读者点赞数千。可见这个已逝去多年的政治囚徒的影响力，至今仍不得不使号称具备了“三个自信”的改革开放继承者们小心翼翼地面对。

毫无疑问，张春桥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坚定追随者，也是早已被政治对手监禁至死的斗争“失败者”。因为生前身后都与政治紧紧绑在一块，自然否定者贬低其为“鬼”，肯定者抬举他为“神”。但抛却政治毁誉，恐怕无论左中右，还是根本不过问政治的普通百姓，都忘不了他在三十多年前那场所谓的“历史审判”中，以其一言不发的沉默、冷静、高傲、倔强，所表现出来的对信仰至死不渝的坚守，和对抗强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而这一点，是多少人、包括辱骂他的政治对手们根本不能望其项背。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推崇儒家的士大夫精神，所谓“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往小了说，“不为五斗米折腰”，比如宁肯饿死不领美国面粉的朱自清；往大了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等。都是士大夫阶层，亦即知识分子崇尚的境界。而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讲政治追求的是非对错，能够像张春桥这样既已做出选择，就一条路走到底的能有几个？

就说前几天刚被当局抓捕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死磕派”律师们，口口声声要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与强权死磕到底，貌似凌然正气势不可挡。但真的一到专政机关，立马认罪忏悔，积极检举揭发“同志”。包括那位做过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有大学法学硕导身份的黄力群，那可是官至副部级、名列大律师的大知识分子啊；还有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怎么对司法正义的信仰追求在警察面前竟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还没等坐到审判席上，只是面对电视镜头就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了？

再往前说，号称“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新快报》，似乎一开始也是要为“新闻正义”而献身的，惹得公知大v们纷纷力挺，但当事记者陈永洲一走进公安局的审讯室，同样坦白交代拿人钱财发布失实报道，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深刻悔罪，现身说法告诫同行“以我为戒”。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原来说的特立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穷骨头”丢哪儿去了？

其实遍观改开成就的那些“国师”、“大家”们，又有哪个不是如此翻云覆雨反复无常？巴金在文革中痛批《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文革后再声讨十年浩劫摧残传统文化，摇身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吴敬琏1957年就开始批判顾准，文革初期率先定顾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就连自己女儿在橡皮上写个名字都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但文革后自诩为“顾准精神衣钵传人”，更力推市场经济，鼓吹私有化改革，以“吴市场”的御用地位，被标榜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如果让几千万下岗工人去评判，估计这种知识分子的“良心”连狗都不吃！

据说李光耀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因为“他能在五分钟内改变自己的信仰”。

此言不知真伪，但想想总设计师能屈能伸的“三起三落”，一会儿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一会儿迫不及待写效忠信“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待韬光隐晦后一朝权在手，就“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连重新给他政治生命的“英明领袖”也被他挤兑得哭哭啼啼。所以李光耀如果真有这个评价，倒也贴切。而当下诸多右派知识分子热衷于“识时务者为俊杰”，应该说，都是承蒙总设计师言传身教所致。反观张春桥的坐穿牢底、至死不渝，倒也让人明白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张春桥有骨气，有血性，性格使然。究其根本，还是有没有真正的信仰在起决定作用。对于前面那些与张春桥相比不堪一提的人，他们口中当然也有信仰，或者普世价值，或者特色社会主义，但这些信仰就像婊子的牌坊，神棍的招魂幡，只不过是谋取私利，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而已，所以处处趋利避害，毫无原则可言。名为信仰，其实遇水则流，望风则散；逢强权则低头，见利益则弯腰。

真正的信仰从何而来？对于张春桥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源于他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认同和深刻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忠实践行。如果不能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革命理论不彻底，自然也做不到张春桥那样的始终如一，从容面对生死成败。再看看今天某些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也是口口声声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但正因其不能完全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理论上不彻底，不正确，所以面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竟常常与那些趋炎附势毫无节操可言的右派知识分子表现得异曲同工。

曾几何时，个别”左派旗手”把重建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统治集团的内部分化、改良之上，幻想什么”熙来当总理，人民共富裕”。但是当改良遭遇必然失败之后，薄熙来刚被关进秦城，重庆模式“尸骨未寒”，这些人转眼就去宣扬“我们为什么要挺习近平？!”、“不挺习，挺谁？！”甚至那位因改良梦破灭而退隐耕读的左派“大儒”在痛定思痛之后，竟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完全错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必须刨除的奇谈怪论，自觉臣服于权力脚下，甘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中国梦”鼓唇摇舌。

而今天，就在人们为这本《张春桥狱中家书》所又一次凸显出来的，革命者永不磨灭的历史身影而感慨“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的同时，我们一位前“左派旗手”也在盛赞张春桥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盛赞张春桥作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种道德操守，一种性格气节，一种天地正气……”并且断言这是“承袭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士子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是的，作为革命者的张春桥被后来者怎样赞誉都不过分。但是，你一边抬举着张春桥的“神像”以聚拢追求社会主义的左派群众，一边不遗余力地领着这些善良的人们，去“保救”那个早已被张春桥视为叛徒的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去力挺那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代表。如此性格分裂、行为乖张，难道，你不怕张春桥知道吗？

类似这些左派知识分子的信仰在某些阶段可能也是真诚的，但究其本质，他们还是想做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解放者、救世主，去试图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以实现自己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所以不管如何声嘶力竭，激情澎湃，但落到实处，无不表现出“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并非像张春桥一样自觉接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改造，真正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当然，张春桥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圣人”，其理论上的彻底，并不足以代表他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从他对陈永贵那些虽有阶级立场，但阶级觉悟和理论认识还不能上升到完全理解继续革命理论的工农干部的关系处理上，从毛泽东对他和江青“要团结大多数”的反复提醒上，都可以看出主观上的革命要求，无法替代客观上阶级力量对比不足的事实。对于后来的革命者来说，这也正是应该从张春桥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身上得到的启发并必须总结的经验教训。革命来不得任何包办，革命者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像毛泽东那样准确把握客观现实，既承认群众认识上会有不足，更相信群众一定是要革命的。但这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问题，即如何避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出现群众所说的那种“眼高手低”的不足和缺憾，与前面提到的左、右两种知识分子无关。

从书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张晚年张春桥的照片上，似乎少去了一些站在资产阶级法庭之上时，他那独有的冷峻和桀骜不驯；似乎更多了一些老人常见的慈眉善目的平和。但是透过他平和的神情与目光，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一位革命者的坚定不变。

张春桥在写给他女儿五十岁生日的信里说，“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并且相信二十一世纪的革命“一定会发生”，祝愿他的女儿“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面对如此的张春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多少有些政治想法的知识分子们，无关左、右，不论诅咒他的还是赞美他的，难道不该好好学学吗？

向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张春桥致敬！

（撰稿   编辑  / 左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