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未来与中共的前途
——用马克思主义定位新常态（之六）
赵 磊
20世纪80年代起，自从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经历了近40年的辉煌发展。“新常态”的标志性意义在于：通过对“富余产能”的确认，中国获得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式会员的资格——尽管这个资格是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中获得的。
问题是，当世界市场已经被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伴随着“中国威胁论”的涌动，在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大国俱乐部的过程中，中国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和资本扩张的强烈冲动。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中国的“新常态”将以什么逻辑演化下去？这是一个事关中共前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要之，在全球化的维度上看，中共的前途与其说取决于对“新常态”蕴含的机会的把握，不如说取决于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命运的把握。
说到世界资本主义，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希腊的债务危机。有左翼人士站在道德高地上写文章，给希腊债务危机中穷蹙潦倒的债务人洗脑：“公投，竟然是公投反对节俭，竟然是公投拒绝劳动。希腊人今天的表现，让人怀疑希腊历史真的可能是一部伪史。请问，还有没有比希腊人民再蠢一点的人民了。乞讨还要如此地高调?施舍的人倒抬不起头了!”
（注1）
如此蔑视希腊人民的公投，并对希腊乞丐欠钱不还还要“如此地高调”愤愤不平，作者的愤怒完全符合市场经济“买卖公平”的逻辑。所谓“买卖公平”的逻辑，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呢？反正不是作者自定义的自己读懂了的《资本论》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等价交换的公平是虚伪的公平），而是地地道道的“黄世仁逻辑”。什么是“黄世仁逻辑”？我在博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已经做过分析（注2），不展开了，我只借用其中的一段话供大家一哂：
——如果说，“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当年杨白劳拿喜儿抵债，自己喝了卤水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干活还想借高利贷”惹的祸。这个逻辑想必正中黄世仁老爷的下怀，因为这位旧中国的成功人士一门子心思，就是想把喜儿搞成编外二奶。有趣的是，现代经济学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为这个逻辑建立合法性。问题是，即便现代经济学自以为完成了这个“使命”，恐怕连“华尔街那帮混蛋”也会私下里说：黄世仁这老东西也太TM缺德了吧？
至于有无知小右，把希腊的债务危机归咎于齐普拉斯的左翼政府，更是让人笑掉大牙。对于齐普拉斯正在替前几届资产阶级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洗地、擦屁股的义举，推行紧缩且已经疲惫不堪的主流经济学家要么不吱声等着看笑话，要么哭丧着脸嘟嘟囔囔：“切！这个残局我们都搞不定，你左翼政府还能有啥作为？”可是，无知小右却不明就里，傻傻地跳出来指责左翼政策是导致了债务危机的元凶。
这真有点像阿Q调戏吴妈，惹下大祸之后，阿Q居然置身于局外，对吴妈的寻死觅活表示惊讶：“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他们居然忘了，齐普拉斯正忙活着为资本主义背黑锅呐。如果说左翼政策真有神马过错，那就是：上几届政府留下的屎太多，擦都擦不干净。
如果要我对中国新常态的未来做一个展望，那么在我看来，不论是“创新”也好，还是“转型”也罢，其实，新常态未来演化的轨迹，大致会遵循由“过剩”到“透支”的逻辑展开发展。关于这个逻辑，我在2009年的一篇博文中有过描述（注3）：
——“最后，我不妨作一个预测，并等待历史的检验：现代市场经济，也即‘好的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是在‘过剩’与‘透支’的周期性折腾中痛苦挣扎，‘过剩’与‘透支’此消彼涨，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
这是6年前的预测，这个预测正在接受并通过实践的检验。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话语或许过于尖刻了。如果让我重新表达，我愿意把话说得温柔一些。为什么？因为我越来越感到，在既定的制度框架里面，不论你的权力有多大，面对n个选择，不是你“应当做什么”，而是你“能够做什么”——我应该设身处地理解局中人的选择。居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维度，我不仅对之前的“四万亿”表示理解，也对现在的“凯恩斯转向”感到理所当然。对于这个“凯恩斯转向”，我在博文《“中间道路”何处去？》（注4），做了如下分析：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交替登台，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演进的基本脉络。这个基本脉络清晰地表明，伴随着‘过剩’与‘透支’的周期性折腾，当代资本主义走在‘中间道路’上，六神无主，纠结得很呐——何以见得？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交替登台，不就是资本主义行走在中间道路上左右摇摆的真实写照吗？”
——“次贷危机以来，由金融泡沫支撑的发达国家的‘透支消费’，与全球产能的严重过剩交相辉映；以数字化、网络化、扁平化、弹性生产为特征的‘新资本主义’，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几近坍塌。我敢在这里打赌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曾经如日中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逐步让位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基于这个判断，2014年年中，针对本届政府的供给学派政策偏好的前景，我做了如下展望（注5）：
——“产能过剩的症结不在于供给，而在于需求；产能过剩的根源不在于信息，而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用增大供给的方法来解决供给过剩，无疑是饮鸩止渴”；“只要资本主义不想早死，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总会定期风行资本统治的世界。”
我注意到，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主观期待，本届政府的政策选择与之有着相当的距离。比如，许小年最近在“中欧2015班委大会”上发表演讲，对政府政策的“凯恩斯转向”很不了然：“可是旧思维又回来：财政又开始花钱（落在中央财政身上）；又货币扩张（降息降准）”
。（注6）
在我看来，许小年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如前所述，在既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之中，局中人的经济行为选择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其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制度给定的选项。换言之，不是他“想做什么”，而是他“能做什么”；不是他“应当怎样”，而是他“能够怎样”。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他不这样做，能行吗？不行。
对资本主义而言，“成也过剩，败也过剩”。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产能过剩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生产关系的一场灾难——不仅对资本家阶级是灾难，对劳动阶级更是灾难。产能过剩了，工人就得失业。失业者不仅没有工作，连收入都没有（或问：“不是有社会福利和救济吗？”问题是谁来买单？总不能让资本家当活雷锋吧？面对主权债务危机，难道尔等“还要公投反对节俭”不成？所以，紧缩，继续紧缩，否则开除！）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何以“生产太多”就“没有钱”呢？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利润，而不是需要。
其实，对于公有制计划经济而言，过剩没有什么不好。产能过剩吗？这是好事！对劳动者来说，“财富充分涌流”不是灾难，而是福音——既然“生产多了”，那么工人带薪休假就是了。同样是“过剩”，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是灾难，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则成为劳动者“有闲又有钱”的物质基础。何以如此？因为，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目的是需要，而不是利润。
当然，本文无意否认市场经济在中国现阶段展开的客观必然性。只有当客观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具备以后，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转方能成为现实。有位高校老师在读了有关新常态的拙文后，问我：“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弊端，我完全理解。问题是怎么办？”我反问他：“你觉得应该怎么办？”答曰：“按马克思的逻辑，计划经济呗？”我说：“那不就结啦”。他不以为然：“按现代经济学常识，这没有可能啊！”我问：“为什么？”答曰：“计划经济无法准确把握信息，所以死板僵化。”我说：“那你就应当去研究实施计划经济的条件，而不是纠结于它符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他问：“计划经济的条件何时才能具备？”我说：“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加，等等，你应当去搞清这些问题，而不是盲目地跟着哈耶克骂计划经济非人道。其实，计划程度的高低是文明的标志，只有动物才不知道计划”。
计划经济的条件何以才能具备？学界既没兴趣讨论，也不允许讨论。但“产能过剩”导致的种种烦恼，却如噩梦一般正搅得主流经济学寝食难安。不论承认与否，经济危机都是“过剩”的必然结果，由此引发的周期动荡不断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大堤。股市的兴衰为什么会给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因为股市的震荡恰恰是危机能量作用的重要窗口。对于“6·26”以来的中国股市，我有三个基本判断：
（1）股市的跌宕起伏固有看不见的“手”在其中兴风作浪，但是，股市的非理性背后仍是客观经济规律在起着支配作用。这个规律，其实就寓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演化之中。
（2）都说中国股市是政策市，而此次政府的托市或是一个转折点。虽然政府的“强力救市”正在扭转局势，但政策的屡屡受挫说明，面对强悍的资本，政府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3）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新常态下，若没有重大的技术创新，资本只能依托于透支（消费金融公司）、公共工程（PPP模式），以及股市泡沫（财富效应）来获得发展空间。尤其是股市泡沫的财富效应，对于拉动消费有着强力的杠杆作用。因此，未来一年内，股市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随着新常态的发展演化，中共的执政地位将会怎样？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模式”专家贝淡宁6月22日在《金融时报》发文，题为《对中国来说，共产党的末日就在眼前——但只是名义上》( For
china the en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nigh — but in
name only)。贝淡宁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崩裂，而中共即使“消亡”也只可能是“名亡实存”。因为，这个组织现在“既不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政党”，更像一个精英统治组织。
中共面临的危机，早已经不是什么杞人忧天的虚构。只不过多年以前，这种危机感还只有少数左翼人士有此自觉（读者若有兴趣，可以看看2009年前后在《乌有之乡》上有关中共前途的讨论）。今天，这种危机感恐怕已经成了当下政治生活的ABC了。我不知道，由少数人的杞人忧天，到多数人的不再否认，这其中的变化究竟意味着悲剧，还是意味着喜剧？
今天，关心中共和中国前途的人，已经不会把贝淡宁的“末日论”当做笑话看了。但是，如果中共真的如贝淡宁所言，演变成“既不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政党”的“精英统治组织”，那么在我看来，中共的未来就绝不只是“名亡实存”，而是“名也亡”，“实也亡”了！何以见得？苏铁山先生最近写的文章，值得人们深思（注7）：
——共产党是干社会主义的，干公有制的，是消灭压迫剥削的。我们立党之初就是这个目标，当时那么多年轻人投身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目标崇高。……人民群众认的是那一代的共产党，拥护的是那一代共产党，因为他们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
——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变了，政治逻辑前后不一致。原来是消灭剥削压迫，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人人平等的。没有哪一个中央文件、共产党的官员说剥削压迫是合理的。可是，客观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摆着摆在我们的面前。……老百姓是根据现在某些共产党员的贪腐事实说“以权谋私”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的要坚持，不对的要纠正。要是不反思，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就维持不下去了。如果说历史给了红二代一次机会的话，就是习近平这次机会。如果不能恢复真共产党、恢复真社会主义，就不会恢复民心，使得老百姓真正信服共产党，就将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共真的“被历史和人民抛弃”，即便其中有某些精英会延续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是，被抛弃的共产党，难道不是“名也亡，实也亡”了吗？！
85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展望中国革命的前景时，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然而，在新中国迎来了“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之后的30年间，毛泽东为何会深陷于“防修反修”的担忧之中而不能自拔？今天的社会现实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怎样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都不能否认，正是“立于高山之巅”的毛泽东，才清醒地看见了资本主义航船正在逼近的“桅杆尖头”。如果中共的命运真如贝淡宁所言，那么我想，即便是毛泽东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担忧和努力是多么地富有预见性啊！
注1：卢麒元《乞丐可以挑食吗——对希腊公投的评述》，《红歌会网》2017-7-7。
注2：拙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载《乌有之乡》2009年4月1日。
注3：拙文《“好的市场经济”咋也被轮奸了？》，《乌有之乡》2009年2月24日。
注4：拙文《“中间道路”何处去？》，《赵磊的新浪博客》2014年1月6日。
注5：拙文《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赵磊的新浪博客》2014年7月16日。
注6：参《许小年：这次股市狂潮下场会很惨!》，《凯迪网络》2015-6-8。
注7：苏铁山《历史给了红二代一次机会，如果不恢复真共产党，就将被历史和人民抛弃》，载《乌有之乡网刊》2015年7月8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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