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一、挫败：一种普遍接受的常识
20世纪60年代的幽灵还在纠缠着人类，并呼吁我们对“革命”和“共产主义”进行再探讨，从而为当下的解放政治做好理论准备。本文的论点简单而直接：若要复活共产主义理念，我们不能求助于第一世界的眼镜，通过形式的形而上学来进行论证，相反我们只能从第三世界的阶级视角出发，挖掘天使与魔鬼俱存的真正的革命辩证法。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如经济平等、人类解放以及人民民主，而这些是由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种破坏一直在继续，直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到来，于是，无论东方西方，“革命”这个词汇——更不要提“共产主义”——在知识界已经成为禁忌。当真正的革命遭到无情唾弃，流血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共产主义成为“独裁”、“非理性”、“压制民主和自由”的代名词，让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并非那么彻底。中国的改革创造出了“奇迹”，并且成为一个例外，其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又维持了三十多年，而且还在持续下去。在全球经济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崛起的新星，而且在世界体系中已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当下没有文献能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两场革命》（Two Revolutions）和《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更富启发性了。在《两场革命》中，安德森试图描绘出两场革命——苏联和中国——的不同轨迹，并且阐发了两场大转变的不同后果。除了关于两场革命本质已有的“常识”性知识，安德森补充说，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相对来说准备期更为长久，这就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确立主权提供了更坚实的权力基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两个成果：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安德森如是说。①
当安德森说“纵观全球，如果说20世纪是由俄国革命的发展所主导的，那么21世纪将由中国革命的后果所塑造”，②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借助“常识”性知识来理解中国革命时，他便误入歧途。安德森说：“中国共产党照搬了斯大林统治下所形成的苏联模式，由此发展出了统一的纪律、威权的结构和统率的习惯。”③
对有些西方左派和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失败历史中的例外。这些人承认“威权国家”或“官僚机关”导致了苏联政权的解体，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相反，“威权国家”恰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通过加速全球资本积累，中国也圆融无碍地加入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后天堂。
不无讽刺的是，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却成为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延续的原因。正如安德森所说：“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的全新事物：它结合了两样东西——经济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中国都应被视为压倒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国家。”④
这里“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概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问题：首先，是否可以说普遍接受的常识，可以用于解释俄国与中国革命的不同后果？真的有两种不同的后果吗？如果我们采纳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虽然一个依赖能源经济，一个是出口导向经济，俄国和中国不都是资本主义的某种变体，并最终创造出类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吗？其次，这个大家都接受的普遍常识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常识？最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什么？从理论和实践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能否与共产主义国家共存？革命、共产主义和阶级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巴丢与鲁索的形式乌托邦
“常识”性的知识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议在公共领域和学术界之间流行，只是因为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所遵循的都是全球资本积累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在中国，常识现在演变为一个大家共同采用的普遍因素——“威权的党国体制”及其各种“邪恶”，在全球范围内强化了资本积累，并且为超越人类极限创造财富和增长，提供了创造性的形式。全球资本积累的逻辑大获全胜。现在谁还在乎常识呢？
某些激进的欧洲理论家还是在乎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丢（Alain Badiou）和鲁索（Alessandro Russo）。他们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他们想要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点燃革命想象力，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中国的“文革”进行严肃的再探讨，将共产主义由“历史的科学”改造为“对奇异性（singular）创新或真理的确认”。他们参与了“缪斯计划”（Project of Muse），并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研究，明天的启迪”，旨在对60年代的革命重新给予理论的认识，从而揭露导致失败的“常识”。⑤
在一次与霍瓦德（Peter Hallward）的访谈中，巴丢明确指出：
今天，我们正在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称之为“没有政党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无组织的政治”。所有的政治就是集体性的，因而会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组织。“没有政党的政治”意味着政治不再源于政党。⑥
巴丢的政治是要取消主导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政治的党国体制，而他眼中的列宁主义政党则是解放政治中不可宽恕的恶。在巴丢看来，政党的逻辑源于阶级主义（classism）的逻辑，即马克思阶级政治的理念或无产阶级范畴，而这是需要被质疑和超越的。巴丢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忠于阶级政治、阶级国家等的理念……但我们不能再重走旧路了；没有必要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修正。问题是要超越如下观点：政治代表了可以被划为阶级的客观群体。这个观点非常强大且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再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需要从政治进程、政治对抗、冲突和矛盾出发。⑦
他继续论述说：我们必须告别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政治范畴的无产阶级范畴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⑧
虽然在其真理的政治学中，巴丢试图拯救工人的形象，但是他认为我们必须抛弃对工人的代表／表征——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形式政党。他一直强调要抛弃这些范畴。在《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场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Last Revolution）中，巴丢说：今天我们明白，所有的解放政治都必须终结政党或多党模式，从而确立一种“没有政党”的政治。⑨
巴丢和他的同事对“文革”兴趣盎然，因为“文革”体现出了革命的吊诡，正是这种吊诡开启了深刻的人类解放政治和群众的“经验大交流”。“文革”由党外的青年学生、工人和社会力量构成，意图通过暴力去打碎党国机器。
“文化大革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场革命”，因为它是最大的政治实验，即超越政党，虽然结果失败了。在巴丢看来，这种失败是因为“毛泽东也属于党国体制。他希望党重焕活力，哪怕使用暴力手段，但是他不可能接受党国的消亡”。⑩
对巴丢来说，毛泽东是“文革”公认的领袖，对这样一个位置来说，毛泽东并没有创造出与国家有所不同的政治形式，因而最终在60年代末以政党的重建这个保守行为而宣告了“文革”的终结。他说：
因此，“毛泽东”成了一个吊诡的名字：掌权的造反派，通过挑战党的权威而受到考验的辩证法家。但“毛泽东”也是那个无法容忍国家官僚制彻底解体的党的名字。11
巴丢总结说：最终，“文化大革命”即便在其身处绝境之时，也见证了这样的不可能性：在全球范围内不可能真正将政治从党国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2
在《六十年代和我们》（The Sixties and Us）中，鲁索进一步定义了那个常识的问题意识：
60年代是全球性的群众政治的实验室，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主题和实验领域：实验性的政治之前从未汇聚如此多的集体生活。那个形式多样的政治时刻有着一个奇异性的重心：对于“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提出质疑。13
鲁索一般将阶级政党视为专制政府， 塑造等级制以统治现代世界中的所有集体生活。14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质疑政党的价值是60年代革命的核心精神。“常识”性的知识是“政党”的一般性难题——政党是20世纪为了组织革命应运而生的普遍形式。鲁索认识到，政党在20世纪国家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党本身则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工人政党。但是，政党在60年代却成为造反的对象，因为人们认识到，它是现代政府形式最为普及的变体之一。“毛泽东在1975年最后的政治论述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15鲁索倾向将这个句子颠倒过来：“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内”。16他接着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或者“阶级政党就在资产阶级内”的命题概括了60年代主要实验的议题。17
虽然巴丢和鲁索特别提出的“政党”难题性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性知识增添新的内容，但鲁索的论点“阶级政党就在资产阶级内”对描述改革时期的中国——如果说不是60年代中国的话——极为相关。
在之后的分析中，鲁索把问题从“资产阶级内的阶级政党”转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政党。18鲁索说：我们首先必须将作为必要前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存疑”，然后才能进行“澄清”：之前时代的政治事件要求我们重新打开这个基本理论概念的讨论。19
毛泽东眼中真正的敌人——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现在成为巴丢和鲁索眼中政党组织的形式。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内的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没有差别，因为对他们来说，两个历史主体都采用同样的组织形式，即政党进行组织并夺取政权。
对他们来说形式很关键，而且形式就是细节中的魔鬼。
对毛泽东来说，资产阶级是掌握政党的真实的历史主体，并且将自身变成了“阶级政党”。这就是他发动“文革”、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打碎政党的原因所在。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或后果，因此毛泽东坚持不懈地用“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或“继续革命”（continuous revolution）20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包括党内的教育整风和党外的群众运动。
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说过，拿枪的敌人很好发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那些隐藏在党内不拿枪的敌人就很难察觉。21除非我们认同庸俗的政治理论家，认为毛泽东偏执的人格导致他想要大权独揽并且像现代皇帝那样胡作非为，我们就不能无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存在且重复出现的阶级关系的复杂性。本文会不断回到这个问题。
但是，巴丢和鲁索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是真问题，并将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主体转变为政治组织的抽象形式。他们抹去了“阶级”的问题，并且用“政党”形式取代了政党（即真实的资产阶级政党或由资产阶级所掌控的政党）。
虽然呼吁更为深入的分析，但巴丢和鲁索无法提供走出60年代困境的答案。很显然，他们将这种困境视为60年代自我组织多元形式的反弹，以及对实验性的平等主义群众政治的压制。对他们来说，这种困境意味着60年代之后又回到了传统的“阶级政党”政治。
鲁索认为，对60年代进行理论描述和年代划分的主要障碍就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范畴不仅不恰切，而且也会遮蔽政治布局的奇异性。22鲁索论述说，“既然阶级主义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政党全部的‘百科全书知识’都无法通过考验，那么就必须找到新的范畴来反思现代所有的平等主义政策”。23为了取代过时的“阶级政治”，巴丢诉诸那些可以开启新的解放政治的奇异的“政治进程、政治对抗、冲突和矛盾”。但是，这些事件的本质是什么，就政治议程、大众动员和政治组织来说，解放政治的出路在何处？我们认为他的解决方案同样含糊。
创造性的形式，新的范畴和“超越政党的政治”，这是一些欧洲左派理论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呼唤，在这种呼唤中他们把共产主义转世为一种“理念”，因而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毫无瓜葛。在他们看来，创造性的组织形式是解放运动的首要任务，这些形式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实现。
在这种论述中，阶级的视角不是被遗漏而是被弃置一边了。鲁索并没有呼吁对内在于60年代历史进程中不同阶级间的权力斗争进行深入分析，而是认为研究“不仅要考察中国、意大利、法国或波兰工人在组织方面所展开实验的具体弱点，也要考察这些实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24这种呼吁恰恰取消了对政党、国家和意识形态进行真正的阶级分析的可能性，结果就导致了对形式乌托邦（a form of utopia）的向往——在这种形式中，社会和阶级力量之间具体和日常的斗争都隐匿不见了，最终让自己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真正的斗争渐行渐远。
简言之，真正的敌人即资产阶级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走了，而“伪敌人”（pseudo enemies）则以政党的形式或国家的形式登上了舞台。于是“常识”变成了“形式”。
三、何为共产主义革命？
如果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对常识有更深入的理解：“何为共产主义革命？”25敌人是谁？目标是什么？实现目标的方法是什么？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定义革命的敌人：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26
更为具体的目标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奠定共产主义社会和所有人的个人自由、行动和独立的基础。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27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8
但是如何实现这些共产主义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答案是共产主义革命：“他们（指共产主义者——引者注）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9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革命的方法，那么列宁则直接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党理论——作为统一的战斗力量，共产党有着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由工人阶级的先锋党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这是暴力革命的历史必然。这也是工人阶级先锋党的最终消灭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最终“自行消亡”的历史前提。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30
在阐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列宁做出了如下总结：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31
于是有了列宁著名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32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政党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33
一般来说，政党就是在和平时期，试图通过选举而组成或加入政府的政治团体。无论是和平时期的选举还是战争时期的革命，政党肯定是阶级力量的凝结，其最终胜出并管理国家意味着一个阶级或某些阶级对其他阶级的胜利。
在冲突性的历史进程中，政党及其形式昭示了阶级斗争的后果。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棘手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先锋党发动革命，管理国家并统治人民，即夺取并掌握政权。可是，无产阶级国家作为政治组织的一种形式，并非如列宁所说，自行消亡，相反，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政党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转化为党国体制。
当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党国体制没有消亡，我们就遭遇了问题的关键节点：如何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只是简略地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4
当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看起来没有尽头，而先锋党消失以及国家的自行消亡遥遥无期时，左派和右派都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当党国体制最终转变为官僚制和压迫性的国家，共产主义的梦想破灭了。
这之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历史性的反讽，只是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的阶级视角。通常我们都会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即政党政治的形式，但是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党的真正敌人——他们是真实的阶级力量。看起来我们还没有为共产主义革命更为漫长和艰苦的斗争做好准备。
只要阶级冲突还在，革命就不会终结，政党或党国体制也不会消失。
四、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当代中国左翼的领军人物汪晖也介入中国革命的研究，并认为，只要政党依赖人民战争即群众路线，那么在革命时期作为形式的政党就不存在问题。35
正如汪晖所说，群众路线最初是在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一种政治、军事的战略，而且也是对于一种有机的革命政治的描述。36
因此，群众路线是创造性的政治形式，提供了政治能量。群众路线开启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让“群众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含着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路线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党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塑造”。37
汪晖和鲁索一样，也感叹“创造性政治”的衰落，即革命后的群众路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群众路线，这种衰落意味着“创造性”的组织形式完全消失了。激发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力的群众路线的终结意味着20世纪政治的终结。
汪晖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想要在后人民战争的形势下找到重焕活力的道路。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这种探索的终结，以及政党完全整合进国家框架的开始。”38其结果就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39
正如汪晖所指出的，群众路线的终结是去政治化进程的后果，或者说意味着政治形式脱离了社会形式。和鲁索一样，汪晖也呼吁超越旧有的政治党派模式的后政党政治——新的实验形式或者新的组织形式。40
可是问题依旧：群众路线只是纯粹的政治组织形式还是一种内在包含阶级力量和阶级冲突的斗争路线？
毛泽东在动员“群众路线”与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前的买办资本主义和地主——进行斗争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动员“群众路线”的努力却失败了。可是同样是群众路线，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努力却失败了，大家都没有提供有效的解释。用政党的组织“形式”可以解释吗？
为了“挖掘”中国革命的传统，历史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采纳了文化定位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革命领导的机制以及他们为了动员安源工人支持革命，在使用文化资本和组织创新方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力。41从某种程度来说，她也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舶来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42她论证说，在革命的进程中，用民歌、音乐和故事将外来的革命目标本土化，这种能力保证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
裴宜理强调了滋养中国革命过去的文化要素，但她忽略了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
裴宜理非常重视安源罢工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但这样一来，她就将重点从阶级平等转向了工人为争取“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于是，她将中国革命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公民运动（civil movement）。裴宜理虽然同情中国革命，但是她却忽略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内容以及共产主义夺权的阶级目标。
尽管如此，裴宜理的如下说法——安德森等人也持类似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与列宁的革命有所不同，毛泽东的革命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为基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用了将近三十年——从1921年7月建党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才取得其政治胜利。43
五、未完成的革命
1949年并非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恰恰相反，1949年新中国成立象征着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从本质来说，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中国是“一国社会主义”的产物，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所包围。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并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可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有待完成，其中就包括党国体制的“自行消亡”。
然而，在具体的第三世界历史斗争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列宁的“国家的自行消亡”所承诺的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我们首先来看国际因素。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双双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于是革命的中心只能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尤其是那些倍受武力胁迫而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中的国家。就像当下的情形一样，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处于这种整合与压迫的中心，与之伴随的则是阶级冲突和生活匮乏的不断加剧与恶化。于是革命到来了。革命就发生在一个孤立的国家。西方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背叛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必要。从本质来说，中国革命是一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过渡性的革命。国家肩负着防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并保卫革命果实的任务。
因为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中国“国家的自然消亡”或党国体制消失的历史前提无处可寻。当冷战揭开序幕，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就是全力建设强大的国家，保护自己免遭外国势力的侵犯。阶级敌人并没有消灭殆尽，事实上，他们就在身边。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在当代，国家富强都是大多数人怀抱的梦想。从某种程度来说，国际局势拖累了中国革命。国家“自行消亡”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存在。
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下面的评论尤为正确：与列宁和托洛茨基有所不同，毛泽东是一个更为突出的民族主义革命领袖，“相比之下，1949年中国获胜的一方看起来更像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像俄国的前辈那样充满千禧年的革命远景，因而他们也不会感到类似的幻灭”。44
无产阶级专制还在继续。虽然毛泽东遭遇第三世界情境下的历史制约，但是他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化为“人民民主专政”，以扩大党国体制的代表性。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写作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写道：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45
他接下来说：
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46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现实，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判。毛泽东做出如下回应：“‘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47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毛泽东自问自答，“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48
但毛泽东是在孤军奋战。这个陈述用来描述后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其实更为准确。49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专政”所承担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六、想象的和真实的阶级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时期：首先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前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创造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从而让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阶级矛盾趋于消灭。如果说第一个时期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和物质基础，那么后一个时期则是用文化革命去解决党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50
当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都将政治能量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却格外警惕，从没有忽视政治以及潜在的敌人。毛泽东曾提醒过人民，拿枪的敌人，尤其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很容易辨识，但是革命之后的敌人是谁？虽然地主阶级和旧的官僚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国内还确实存在新的敌人。在毛泽东看来，至少有五类敌人：一是在新政府中工作的国民党的旧官僚；二是向往等级社会的旧知识分子以及相信西方议会民主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三是不愿意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四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富农和中农以及土改后的新富农和中农，他们不愿意加入合作化运动；五是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和精英，他们拒绝或者不同意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激进政策。
当然，在运动中揪出来的敌人可能并非真的都是敌人，可能会有冤枉和误判的现象。在“文革”期间，用血统论和出身论来指认阶级身份也同样是错误的。即便如此，如果判断国内根本就没有阶级敌人或阶级冲突，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发展出了革命的辩证理论。51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毛泽东将对抗的力量区分为“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毛泽东关于对抗力量的观点也处于演化之中。那么，谁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敌人呢？
1949年之后一般将革命的敌人统称为“反革命”。斯大林对国内的敌人残酷打压，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显得宽大仁慈。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中，毛泽东指出：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52
毛泽东强调，国内依然存在反革命分子，虽然数量大大减少了。他说：“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53
毛泽东要求说，在清除政府机关、学校和军队等的反革命分子时，党必须坚持延安时的原则——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捉。他提出，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其所在机关清查，但是国安系统不参与，公安局不能随便抓人。54
毛泽东总结说：“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55
到了1957年，毛泽东以更为成熟的方式对国内的对抗力量进行了概念分析。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区分了社会矛盾的两种类型：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认为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敌人的概念是变化的，就连人民的概念也不是本质化的。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他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56
在毛泽东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57
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并非所有的阶级矛盾都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58毛泽东认为，如果处理得当，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亦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并且通过和平手段得到解决。
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毛泽东更偏向于和平手段，希望将国内敌人改造为新人。正如他所说：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59
施拉姆评论说，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采用“思想改造”的方法改造人，特别是阶级敌人。60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所要实现的愿景，是达到一个理想社会，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走的道路。在谈及俄国共产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61
为了区别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俄国道路，毛泽东提出：“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62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素就是两个相互交叉的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
七、“文化大革命”：没有终点的革命
我们同意佩里·安德森的观点，即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彻底推翻国家秩序并创造出新秩序的政治行动。他同时具有洞见地指出：革命是一刹那暴烈的政治转型，在革命爆发的瞬间，时间被压缩，目标被突出。革命有着清晰的起点——此时旧的国家机器虽然还是固化——和明确的终点，这意味着革命到来的这一时刻，国家机器彻底被打碎，新的秩序也得以确立。63
但是当安德森认为革命是一蹴而就而并非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时（a punctual process but not a permanent process），他就错了。在安德森看来，“文革”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或者道德的改造，并且无谓地让社会空间的所有角落都变得混乱不堪。在这种认知上，安德森拒绝承认革命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安德森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官僚阶级在中国死灰复燃，正如毛泽东所认识到的，这个官僚阶级“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将苏联带向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无异的阶级社会”。64为了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毛泽东没有依赖武力机构，而是诉诸青年学生和更年青的造反一代。但是，安德森说：“虽然担心中国会步苏联后尘，但毛泽东并没有自上而下地清洗官员，而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暴乱，结果就是将中国带入了有所控制的十年动乱之中。”65安德森就此对“文革”做出以下评价：
残忍事件层出不穷。失控的暴力——迫害和倾轧；羞辱，殴打，射杀；派系斗争在很多城市都司空见惯；在农村，则是有组织的处决行为。66
安德森对“文革”的定评如下：其宣传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完成对社会的平等主义改造。但是，这种理想在当时的任何社会都是空想，更不要说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了。67
安德森否定“文革”，因此他也否定了毛泽东，也否定了“不断革命”的概念。如此一来，他也重复了右派的论述逻辑——问题都归咎于党是邪恶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动乱的——并且浪漫化一步到位的革命，从而轻视阶级斗争的艰巨性。
与安德森认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爆发不同，毛泽东更加现实主义，他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必须是一个“不间断”和“持续”的过程。68毛泽东解释说：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象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69
他继续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70
在1958年初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71
他要求党内同志必须重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72
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出的不断革命概念为后来的群众运动以及最终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很显然，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并非简单地要消灭国内的阶级敌人，而是希望深化革命，从而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如施拉姆所说，毛泽东的革命辩证法“将人、社会和宇宙视为是无穷无尽的流程，而这种观念在苏联是不存在的，它是1958年‘大跃进’和之后‘文革’的核心思想”。73
让我们再仔细考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在笔记中，毛泽东阐释说：教科书327页至328页上说，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第327页），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74
毛泽东坚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他解释说：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第328页）。其实不只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象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75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触及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问题，这也是巴丢和鲁索最为关注的问题。虽然毛泽东承认无产阶级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无本质的区别。毛泽东指出，苏联的苏维埃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性的机构，只存在名称上的差别。如果真要说差别的话，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有着更为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更高程度的代表性。
“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毛泽东的答案是否定的。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中，他说：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工党走。
毛泽东接下来进一步做出评论：“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第353页）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76
现在我们回到最基本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与阶级斗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在社会主义革命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就是要终结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阶级政党可能消失的历史前提。我们必须清楚，即便反抗的政治不采取政党的形式，敌对力量也会利用这种形式。政党是权力的核心，而国家则是阶级斗争的场域。魔鬼不是形式本身，而是掌控着形式的资产阶级权力。形式是可变的，它可以是政党、关系网、网络平台、节点或数字，或赋予一个乃至多个具有创新性的名字，并不触动阶级力量对比的关节点。没有继续革命——没有“不间断”和“持续”的过程，资产阶级权力就可能东山再起，不管这种权力披上什么样的外衣。人们往往将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简单归结以及错误理解为“官民矛盾”。在今天的历史情境下，本属于阶级矛盾的范畴，主流话语却将其移置为“官民矛盾”，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错位。这也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面对的真正历史挑战。
“文革”中群众的失败——因为宗派主义、群殴和混乱而受到指责，并不是因为新的组织形式的政治实验失败了，而是因为群众本身力量的微弱所导致的。“工人阶级”的概念本身并不是问题，核心问题是，工人阶级尚没有能力去推翻官僚制。阶级关系依然存在。
（译／王行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