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 1，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五年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十一月，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工作中右倾保守思想。十二月，毛泽东又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这次是着重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 一九五六年初，在落实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过程中，一些国务院的领导人就急急忙忙地提出了反冒进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2，《论十大关系》的丰富内容 （1）一个根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方针；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一个根本思想 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样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可是，现在有人说，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提出来的，恶意地歪曲党的历史。 （3）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报告的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肯定过去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 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4）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说，毛泽东忽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邓小平才让全国人民富起来。这样的谬论不值一驳。 毛泽东提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样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固守苏联的僵化模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也是邓小平才提出来的。他们不可能是无知，只能是恶意地歪曲。现在所谓的政企分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问题。政府代表国家，企业为国家所有，政府和企业怎样能完全分离呢？除了一些人借口政企分离搞私有化以外，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 （5）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后五条，讲的五种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这里已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坚持，但党政机构要大力精简。这些意见，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领导，成立革命委员会，把党政机构砍掉了不止三分之二。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重新上台，大搞复旧，党政机构急剧膨胀，行政经费惊人上升，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政党结构体制问题，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时就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把它们当做花瓶、摆设，而是承认它们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但是，共产党与这些反对派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邓小平以及他的后人都是不接受的。 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3，《论十大关系》的历史意义 （1）《论十大关系》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根本的方针，它不仅总结了我党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党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且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关于在一个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 （2）《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以《论十大关系》为纲来草拟的。 （3）《论十大关系》对我党的现实情况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搞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根本违反《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的。 二、一些领导人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一些中央领导人注意，他们仍然沿着过去的脚步，提出了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六月十五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在人代会上关于预算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在李先念的报告中说：“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刘少奇指定陆定一主持的中宣传部写的。 七月，周恩来亲自主持“二五”计划的编制，起初，他在他的报告稿中，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后面加上了“又安全”三个字。随后，他在一份书面意见中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斟酌”。最后，他在两个文件的稿子中全部删去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四、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1，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发表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协会的负责同志，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次谈话虽然主要是讲的音乐问题、艺术问题、文化问题，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但是，它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等等各个方面。 可惜，关于这篇讲话的背景材料，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少。 2，《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的要点 这次谈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 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几乎搞掉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推迟了好多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这样办，就搞借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 （2）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 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这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转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3）关于学习外国、学习中国古代与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关系问题。 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一些。 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的原则，也可以用外国的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的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完全按照外国人的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的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锁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好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灵魂》，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灵魂》、《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的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的东西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就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3，《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的意义 （1）这个讲话自始至终贯彻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既要符合一般原理，又要有中国的特点。这与《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的一个根本方针是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召开“八大“会议中，总结过去几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提出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始终贯彻地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这个讲话强调的基本指导思想，不仅对开好“八大“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这个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基本原则： 讲话提出：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 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 讲话还提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 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问题：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转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 这个讲话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原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观察中国的文化问题的指南。 （3）这个讲话提出了与外国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讲话提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讲话反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演些外国的东西不要害怕。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 讲话还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这个讲话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从思想上对外国开放，大胆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这个讲话也彻底地驳倒了一些人攻击毛泽东保守、思想僵化、闭关自守等等谬论。 五、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政治报告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2， 政治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 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报告分析了国内的阶级变化：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开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也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报告提出了现时的任务：“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3，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决议说：“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时，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个决议，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二十七日作了两次批示，说明当时他也是同意的。 贰、本节简论 八大的政治报告及其其决议，遗留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 （1）怎样理解“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大陆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并不等于几千的阶级剥削制度在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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