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最高统帅，实质是个领导权问题。自“九一八”日本侵华至“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间，在中国客观存在着贯穿始终的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两条抗战路线贯穿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谁实行了前者，谁就掌握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领导权，谁就是真正的最高统帅;反之，谁实行后者，其尽管名义上是最高统帅，而实质上则是冒牌货，是坏统帅。
基本前提确立之后，中国人民从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身上，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1)“九一八”前后至“华北事变”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路线。自1927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和屠杀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1928年12月，他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残酷地镇压和剥削工农劳苦大众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政的反动政权。“九一八”事变前，他亲自领导和指挥连续三次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九一八”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他实行的是“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而继续他的反革命剿共战争;同时，他还命令张学良替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到西北进行围剿红军的战争，将东北三省恭手送给日本侵略者;继而，他又破坏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调19路军去福建剿共，而签定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再而，他扼杀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镇压了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时，他亲自指挥，加紧对战略转移(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围追阻截。1935年，他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签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指示宋哲元适应日本“华北五省自治”的需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蒋的不抵抗路线和叛卖行径，致使“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毛泽东早在1915年针对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卖国的“二十一条”，他发出怒吼：“五月 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而树雄心，立壮志，勇于实践，探求真理;1916年，他与同学讨论时局，他预言：20年后中日必有一战，二十年后不幸被他所言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以他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伴随“华北事变”(主要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等一系列事件)，中华民族危急加深，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时局的特点，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为了结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曾使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他特别强调唤起党内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我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完满地解决了遵义会议(此会议当时只能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部分组织问题)以来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光明前途，并指引了一条唯一正确前进的路线。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采取的方法，以点带面，抓西北带全国(即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首先建立统一战线)。
(2)1936年至“七七 ”事变前
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能不影响国内时局的发展。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以牵制日本，由此，蒋介石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用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故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秘密同共产党人商谈抗日问题。虽然谈判之门打开了，但由于蒋介石毫无诚意，谈判未获结果。蒋介石仍不放弃“剿共”政策。其时，除在南方继续清剿留在老区的红军外，他还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根据地。
为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毛泽东于1936年2月亲率以红一方面军组成的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东征红军迅速冲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胜利进军。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红军的正义壮举，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固抵抗。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并令黄河以西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鉴于这种严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回师陕北，并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这个通电实际上是向全国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这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20余万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根据这种严峻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首先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西征作战达到目的，不但给“围剿”敌军以沉重打击，而且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地方武装，筹集了大批资金。
此时蒋介石虽仍集聚重兵“剿共”，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深入华北，进逼蒙古的形势下，国民党同日帝的矛盾愈来愈发展，英美帝国主义和日帝的矛盾也日益增长;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头子的“亲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蒋虽未放弃同日谈判，这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蒋不再亲自参与谈判，并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因而日本侵略者未能从谈判中得到想要的东西。
鉴于蒋介石向抗日方面有一点点进步，毛泽东亲自起草即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致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毛泽东还在九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多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进一步强调：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就是逼着蒋介石跟随我们抗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关于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也要随之变化：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共和国”，转变为瓦窑堡会议后的“人民共和国”，而今又转变为“民主共和国”。毛泽东为了作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他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皱韬奋、陶行知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已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由于蒋介石的本性使然，此人极不讲信义，而且极其阴险狠毒。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就是要“灭共”。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若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不失为“上策”。他还要孤注一掷。当“两广事变”解决后，蒋认为又可腾出手来集中“剿共”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此时又调至西北进攻红军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最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因蒋大举进攻西北，使周无法前往，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沪与南京方面代表陈立夫谈判。陈根据蒋指示，态度极度恶劣。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12月初当陈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才又派人到沪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此时毛泽东认为逼蒋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对此，毛泽东于1936年12月1日同朱德、周恩来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可蒋却视毛泽东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军队“围剿”红军。12月4日，蒋带着这批指挥“剿共”的高级将领及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张、杨无法接受或“剿共”或调离的最后通牒，而痛苦流涕向蒋“苦谏”，反又遭蒋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绝境，加之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剧变化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和毛泽东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政策是及时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口头”承诺，但因其惯耍两面派，不讲信义的本性所决定;他一回到南京，即扣留张学良，向西安进兵，使时局出现曲折。
毛泽东已经预见到此种变化，随之作了周密部署。首先，向党内指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目前，我们仍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帮助与团结。这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其次，为准备南京进攻西安，他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任，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紧急动员，防御进攻，红军紧密配合;再次，为逼蒋实施“允诺”，实现和平，经毛泽东与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发表后得到全国民众热烈响应，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使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通过决议，虽仍有反共的语言，但所提谈判条件已实际与我党的接近。这表明以蒋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我党倡导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其四，为促国民党政策进一步转变，从1937年2月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由于蒋还缺乏足够的诚意，使谈判一时难以取得结果;其五，为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为和平而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为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而积极做工作;其六，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由于，毛泽东和我党的积极努力，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我党领导的“联蒋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这就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首先，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他强调指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进行民主改革。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他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