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像“谜”一样的文件

　　政策是行动的指南，鲜明而具体的政策，让方向更加明确，更具有检验性，也就不容易出现偏差，即使出现偏差，也易于纠正，易于监督防范。相反，有一种面面俱到的政策，看似十分全面，滴水不漏，通常使用“既要——又要——”的语式，如果说这种“既要、又要”属于同一性，确实可以做到拾遗补缺，强化效果，但如果这种“既要、又要”在逻辑上恰恰相反，又当如何呢!更何况，这种程式化公文格式的滥用，已经把政策指向的重点和重要方面消弥于一般，于是理解这样的政策，就像猜一个谜语一样，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对某一部分的侧重进行不同的解读，以至于一项政策出台，议论纷纷，各说各理，互相掐架。彼此用政策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反驳对方，是政策的分裂还是理解的歧义?

　　像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多，很常见了，在此仅举一例。比如说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争论，有一个叫叶青的官员学者就说《决议》精神实质是推动“国退民进”，因为国企必然腐败，必然要通过融合民企来改造，对于民企发展是一次难得机遇。而著名经济学家周新城著文加以批驳，指出叶青的解读是新自由主义的解读，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运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决定》，目的是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推行私有化，使私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进而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周新城进而指出，还有另一种解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即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释《决定》，目的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就出现一份中央文件两种绝然对立解读的状况，孰是孰非?是解读者理解的偏差，还是文件本身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道政策文件就像一个谜，可以随便猜?

　　二、嘴歪还是经歪的纠结

　　人们常说，上面的政策好，都是下面的和尚念歪了，于是歪嘴和尚大行其道，吃香得很，

　　正嘴和尚反倒冷落一旁，无人问津，这不是咄咄怪事吗?道怪也不怪，歪嘴和尚念歪经，有人喜欢听，你说的歪经，别人恰认为是正经，就如上述叶青对《决议》的新自由主义解读，

　　人家认为那才是唯一正确的解读，要不省委宣传部把他这篇讲话以《信息与辅导》的形式发下去，不仅肯定了这篇讲话，而且还要求下面按照这篇讲话去理解《决定》，而周新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却没见到哪个官方宣传，更遑论作为指导了，总有些自作多情的感觉。

　　其实你说人家是断章取义，人家也可以说你是断章取义，彼此似乎都可以从政策文件中找到有利于论证自己观点的证据，都可以借此批驳对方，用不同的方法解读可以得出完全迥异的观点，这就像鸡和鸭说话，必定是吵吵嚷嚷，最后还是什么也说不通。如果习惯性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和尚的嘴有问题，在指责歪嘴和尚的同时，就能保证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

　　三、明规则和潜规则

　　政策文件说到底不过是几张纸，不是让人看的，其作用和关键在于实行，也就是通过说的“贯彻落实”，是把思想观点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过程。为什么人们总会感觉，怎么上面政策明明很好，一到下面就走了样，有人于是说是最后一公里出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成了罪魁祸首，拍子都打在最后一公里头上，冤不冤，要说冤也不冤，不冤也冤。说不冤是哪个叫你把经念歪了，难辞其咎;说冤是我也不想嘴歪的，但不得不歪，不歪反而没法念下去。其实，拍子虽然打在最后一公里头上，最前一公里又何尝不是心知肚明，心有灵犀，这其实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互动，借用吴思的“潜规则”概念，上下级之间，对政策文件的理解执行过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表面那一套冠冕堂皇的明规则，而另有一套潜规则。于是很多看似反常的现象就得以理解，比如说增减挂钩政策，因为原则上不能随意改变农地用途，阻断了地方政府卖地生财之路，于是出台了增减挂钩政策，一方面等于变相默认地方卖地合法，另一方面如果地方行为过度，引发矛盾冲突，又可以施以惩戒，于是保护耕地的明规则被卖地的潜规则代替，18亿亩的所谓耕地红线成为仅供人参观的展览品。又如城镇化发展、国企混改等政策，人们是不是也可以发现从上到下在明潜则的掩盖下，有一个潜规则正在强有力的运行呢!这就是为什么如周新城这样的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央政策文件的呼吁尽管多么震耳发聩，然而现实中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向却仍旧决定不移，显然不是周新城的解读出了问题，而是潜规则在起作用。

　　正如吴思关于“潜规则”的分析，潜规则的产生在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说明潜规则乃是一种被现实压抑而变形的规则，是一种出于私心而拿不上台面的规则，同时也证明，明规则已不足以应付现实社会的矛盾问题，而潜规则一旦流行，社会从整体来讲就变成了灰色，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说一套，做一套，把心口不一反而视为正常状态，真善美被毒化，假恶丑大流行，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极度扭曲的社会，真正的人性被压抑的社会，少有光亮的社会。

　　201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