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斯大林政治传记》看多伊彻的历史哲学

 　　原题：游走在两种身份之间的历史书写——由《斯大林政治传记》看多伊彻的历史哲学

　　丸山真男如此高度评价野间宏，是因为他在后者那里找到了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式，他将其概括为：通过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这是在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面对历史对象，从外部对它进行批判是比较容易的，通常思想史的“启蒙主义”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但是这种外部的态度 很难深入到对象之中去，因而也不具有批判和瓦解其内在逻辑的功能;而与此相对，所谓“历史主义”的态度是深入到对象中去，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它的难 点则在于很容易被对象同化，因认同式的“理解”而丧失批判精神。

　　——孙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

　　那时，没有比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更让我不喜欢和恐惧的人了。我绝对相信，雅鲁泽尔斯基掌权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变。这种确信主宰了我当时的政治思想。 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是我坚决予以反对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我记得和团结工会的同事们讨论时，有人对我说：“当涉及到雅鲁泽尔斯基时，你就放弃了分 析，光是倾泻敌意和盛怒。”

　　——亚当·米奇尼克《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在反抗中，人们很容易暂时忘记他们究竟是反抗什么：是斯大林主义的专制，还是它进步的社会功绩。

　　——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十四章 胜利的辩证法》

　　1967年逝世的犹太裔波兰思想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因为他的《先知三部曲》而享誉世界，这部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以其史诗般的雄浑壮阔和古典悲剧式的崇高庄严，呈现了一个现代版的大卫对 抗歌利亚的故事。与之相比，《斯大林政治传记》要中规中矩得多，在众多有关于斯大林的传记中也并没有显得鹤立鸡群。中国的图书市场上也难觅其踪影：笔者所 阅读的还是1982年的译本，在那个“极左”阴影尚未完全褪去的年代，译者在译后记中对这本斯大林传做了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解读。

　　可这本书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却远远超过了多伊彻的扛鼎之作《先知三部曲》。在给这位残暴的总书记画像的过程中，多伊彻遵循了肖像画的古老金科玉 律，把斯大林性格中的复杂性给充分描绘了出来。于是，不同的评论家在肖像上分别看到了不同的面孔，并因此而相互攻讦。多伊彻透露说，《斯大林政治传记》出 版后，一位英国的评论家就写到：“近年来还没有一本传记引起这样的兴趣和招致这样激烈的怨恨和敌视。”这句描述看上去似乎略显夸张，但从中亦可窥见围绕着 这本书所产生的争论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怨恨和敌视”不仅来自多伊彻的敌人，也来自他的友军。多伊彻自认为是一个“早熟的”反斯大林主义者：早在1931年的时候，他 便因为前往苏联处理党务，得以亲眼见证“大转变”(强制集体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带来的灾难与创伤，斯大林主导下的这场野蛮实验给这个时年25岁的革命 青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此后的历史书写中，有关苏联“第二次革命”的内容必然是最为惊心动魄的篇章：燃烧的茅舍、腐肉的恶臭、成千上万因绝望而暴 饮暴食的富农、一个又一个的在机枪包围扫射下走向毁灭的村庄……这些场景想必多伊彻的每一位读者都会印象深刻。在访苏之后的第二年，他便在波兰共产党内组 织起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反斯大林主义团体，对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路线以及波兰共产党的官僚化倾向提出了批评;由于他在德国局势的问题上的立场与流亡中的 托洛茨基相一致，波兰共产党遂以“夸大纳粹主义的危险……在共产主义者中散布恐慌”的理由将其开除出党。这些经历表明，纯粹基于谴责性的视角来书写一部斯 大林传记对他而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在这本斯大林传的写作中，多伊彻出人意料地拒绝了道德审判式的历史书写，他看上去似乎成了一个决定论者，斯大林的事业被他看作是历史发展的 必经之路：他把这条“必经之路”命名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词不仅包括给他留下恐怖回忆的三十年代苏联“大转变”，还包含了二战后苏联在东欧的扩 张。不同于过往的那种以高涨的群众运动为依托的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斯大林发动的这场革命以“顶层设计”这种扼杀群众 首创精神的方式进行，社会阶级的作用被官僚化的党政系统所取代;于是，这场革命不仅在推行过程中充斥着掠夺与暴力，还使整整一代人被剥夺了思想自由与政治 自由;但与此同时，它也前所未有地颠覆了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旧有的社会结构，让千百万人在学校里摆脱了蒙昧与无知，使这些国家在社会层面上的现代化得以完 成;多伊彻形容，这场革命“无情地从农民手上夺下原始的木犁，迫使他们握起现代拖拉机的方向盘”;在他看来，“原始的木犁”恰恰是斯大林主义赖以生存的社 会基础。多伊彻认为，这场以亚洲式的野蛮推行的疯狂实验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无产阶级民主的接生婆，就如同彼得大帝以自己的野蛮来消灭俄罗斯的野蛮一样。而随 着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进一步深化，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也将接踵而至，新生的无产阶级民主必将手握着现代拖拉机的方向盘，无情地碾过野蛮助产妇 的尸体，从而宣告自己“创世纪”的来临。

　　这种富于争议性的历史书写使多伊彻承受了来自其他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怨恨和敌视”，1954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理论机关刊物《第四国 际》(1954年冬季号)上，用将近整整一期的篇幅发起了对多伊彻的抨击，他们的领袖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主笔撰写了题为《是托洛茨基，还是多伊彻?》的文章，斥多伊彻为“修正主义者”，并把他与伯恩斯坦相提并论——这个不祥的名字在国际共运的 词典里一直是叛徒与犹大的同义词。而面对同一营垒中人捅过来的刀子，多伊彻不为所动：他认为，在历史结果尚未形成之前，革命者更多是以政治战士的身份介入 到“变动不定的环境”中，“集结力量，使用武器，实现或推翻决定”，努力与历史进程中的野蛮、暴力与掠夺进行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决定论的态度都 是不可容忍的，因为这必然会带来对战斗意志的消解。可是当历史形成了“固定而不可逆转的格局”时，革命者就必须褪去身上的甲胄，承担起书写历史的职责;在 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将不得不克制自己的义愤和偏见，“平心静气地检查原因和结果”，帮助人们去理解产生这种历史结果的社会基础。所以，在书写历史时，“历 史学家不能不是决定论者，或者假装成决定论者”。于是，当他作为一个有党派观念的人时，他从信念和道义出发否定了这位总书记的暴行;而当他作为一名历史学 家时，他却不得不把斯大林的事业书写为历史的必要。但他选择这种决定论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出于历史书写者的职业操守，同时也是出于一名政治战士的责任心：他 隐隐然意识到，胜利的前景很可能就内嵌在斯大林的野蛮实验中，而实现这种前景同样也是历史的必要，或者至少应该被书写为历史的必要。这也意味着，把斯大林 的胜利书写为“不可避免”的事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历史书写者的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但这种看上去“冷静而又不动个人感情”的书写方式也容易引发一种宿命论的迷思，使人们认为“明智的人总是或总应该是甘心于不可避免的事的”(有 点类似于“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说)。对于这种迷思，多伊彻拒绝与之苟同，他强调，“人类历史中某些最可以骄傲的阶段，就是当他们同不可避免的事物进行斗争 的时候，而他们的斗争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来，多伊彻尽管给予了斯大林的事业以历史的正当性，但却拒绝了给予其道德的正当性;他呼吁后来者“严格 地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而这种“净化和重整”同样被他书写为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通过这种书写方式，多伊彻不仅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同时也为 后来的政治战士“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留下了可供使用的武器和弹药。尽管“苏东剧变”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现实完全超出了他的预见，但随之而来的强人 政治却表明这种现实并未超出斯大林主义所规定的结构。因此，多伊彻所留下的武器和弹药并未失去效力，在未来的战斗中，它们仍可以被派上用场。

　　促使他选择游走在两种身份之间书写历史的动机源自于哪里呢?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多伊彻“不仅仅是形形色色事件的评论员，还是个参与者”(佩里·安德森，《艾萨克·多伊彻的遗产》)。对很 多历史学家而言，苏联的历史仅仅是一部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哥特小说，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并无太多直接关联;但对于多伊彻而言，这一切都是他亲历过的历史， 是他的革命生涯中无法被抹去的一页。他坦承，《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写作牵涉到他的个人经历，因此，他无法像其他的历史学家那样，仅仅局限于他者化地处理史 料;苏联的历史包含了整整一代革命者的全部抗争记录，作为“被斯大林残酷击败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他必须以写作为契机，来“反省和批判地回顾自己的政治记 录”，去寻找那一代革命者被斯大林残酷击败的深层原因。所以，他不能像其他的苏联异议者与反共史学家那样，在书写历史时光顾着倾泻敌意与愤怒，因为泄愤式 的书写无助于把握斯大林主义的内在逻辑，更谈不上找到战胜它的办法;但也有别于马克思所讥讽过的那些“客观历史家”，多伊彻拒绝把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 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因为牺牲者曾与他共同承受“不可避免的事物”所带来的厄运。就好比他在一篇关于暴力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我们必须知道……：暴力乃是必要的恶。必须同时强调形容词和名词：既强调‘必要的’，也强调‘恶’。……我认为，从苏联的历史应该得到的教训是：我们不应 该过分强调必要的恶。”(多伊彻，《暴力与非暴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方面肯定了斯大林野蛮的助产行为，另一方面却将正义的桂冠赠予了因抵抗这种野蛮而遭 到毁灭的那一代革命者。

　　佩里·安德森还发现，与同时代其他同样用英文写作的左派相比，多伊彻“与读者的交流更多，更广泛”。这种广泛性决不仅仅源于作品本身的艺术魅 力，更主要是因为他在“欧洲文化及其启蒙”的大背景下，从根底上把握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多伊彻把这种原则变成了自己血肉生命中的“内在之物”，这 种“内化”恰恰是他在托洛茨基身上所发现的杰出特质，也是帮助他在经历了一次次挫败后仍坚守立场的高尚品格——因此他不需要像其他的左派同行那样借助特殊 的专业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从而得以用传记文学这种最富于感染力的形式来书写历史;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他才得以像佩里·安德森所说的那样，把(政 治战士的)道德话语和(历史学家的)必然性话语综合运用到他的历史书写中去，既承认历史人物的行为受制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同时又用严厉的道德尺度去审 视其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与《先知三部曲》等作品中，政治战士多伊彻与历史学家多伊彻交替出现，从不同的面向参与了对历史的书 写。

　　现如今并不缺乏和多伊彻一样卓越的历史书写者，他们要么比多伊彻更多愁善感，要么比他承受了更多的磨难，要么比他更富有理论原创性和对未来的预 见性，要么因为档案解密而比他掌握了更为丰富的史料。但他们在书写历史时都无法做到像多伊彻那样在政治战士与历史学家的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自如，也未能像他 那样既能够对笔下的每一个角色都给予同情的理解，又能够对自己的政治立场矢志不渝。这种独特的包容性品质让多伊彻免于陷入他的大多数同行都容易深陷其中的 那种可悲的智力惯性：历史学家的素养促使他拒绝纯粹基于价值偏好与狭隘宗派观念来书写历史，从而避免了把历史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状况简化为天使与魔鬼的相 戕;政治战士的本能则促使他在使用决定论视角书写历史的同时在价值层面上免遭决定论的诱惑，从而既指出了历史结果的“不可避免性”，又保持了自己的道德感 与独立批判精神。这种书写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罕见，但相信无论哪一个阵营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迪。

　　2015年7月26日星期日凌晨定稿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