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军旗和古田会议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八周年
“国难思良将”。在中华民族眼看又要大难临头的时候，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被称为是“新古田会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镇召开。三十一日上午九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当年“古田会议”的会址前，接见了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随后，习近平主席又带领全体军委委员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并到位于“古田会议”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进行了拜祭。
在毛主席纪念园，习近平主席神色庄严，沿着一百五十一级台阶拾阶而上，向毛主席雕像敬献了花篮又亲手整理了花篮上的缎带。敬献了花篮之后，习近平主席带领大家向毛主席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主席雕像以及深切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在率众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并到毛主席纪念园进行了拜祭之后，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的此举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坚决追循当年毛主席所确立的政治建军、思想建军和党指挥枪的原则与历史足迹，要重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雄风，要让八一军旗和五星红旗一道，永远地飘扬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和万里海疆的上空。
一，八一军旗的来源
八一军旗是革命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是光荣的旗帜，是骄傲的旗帜。八一军旗，来自于“八一南昌起义”，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建军节”。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两点，为了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酷屠杀政策，在中国共产党人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恽代英、张国焘、澎湃、叶挺、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聂荣臻和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由叶挺担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深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影响的贺龙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被叶贺两部所裹挟进来的由蔡廷锴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师，在南昌举行了暴动。从而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来，这次暴动被称为了是“八一南昌起义”。
一九三三年六月，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议，以“南昌起义”日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每年的八月一日，都要开展纪念活动。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该命令这样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从此，八月一日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八一军旗和军徽的设计工作最终完成并从当年的六月十五日起，在全军开始正式启用。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第一次有了统一样式的军旗。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到八一军旗的诞生，经过了漫长的二十二年时间。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其后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成长壮大且又艰难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自掌握武装力量的开始，然而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以及在此之前的“三湾改编”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定，特别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那么不仅将没有八一军旗的飘扬，而且就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可能也早就倒在血泊之中了。
二，八一军旗的竖起与“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
“八一南昌起义”后，虽然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南昌，但是由于总体上的敌强我弱，所以起义部队从八月三日起，便开始陆续撤离了南昌。然而起义军尽管撤离了南昌，但是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起义军却并没有结合我国革命的实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是幻想返回广东占领出海口从而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进行第二次北伐。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在广东的潮汕地区，被敌人击溃，周恩来、贺龙、叶挺和聂荣臻等起义军的领导人，大多经香港潜回内地。最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部队，只有留在三河坝阻击敌军追击的由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的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与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两部分人汇合在一起之后保存了下来。在周士第和李硕勋等高级指挥员离队之后，这些人便由当初留在三河坝协助周士第和李硕勋指挥的朱德来领导。当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率领这些人上了井冈山的时候，“南昌起义”的余部，还只剩下了八百来人。
“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失败之后，朱德化名王楷，率领保存下来的这八百来人先是隐藏到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窗好友，当时驻扎在广东韶关一带的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部队中。一九二八年一月，当蒋介石发现了这一秘密之后，朱德又在范石生的帮助下，率部成功逃离。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朱德和陈毅等人在出身豪门，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营长的中共宜章县委委员胡少海的策应下，智取了宜章县城，从而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七个师的兵力，开始向湘南地区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等人决定上井冈山。四月下旬，在毛泽东的率部接应下，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部到达了井冈山地区。
近年来，在党史和军史的研究领域，有人根据在“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八百来人中，产生了朱德、林彪和陈毅三位元帅，走出了粟裕大将和杨至诚上将、赵尔陆上将以及一大批中将、少将，于是便形成了“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八百来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是当年朱毛红军战斗力核心的这样一种认识。然而这种认识由于严重有违于历史，所以纯属是夸大其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革命者共同汇集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这才创立的。没有毛泽东的这面旗帜，就不可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离开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人民军队的从无到有和成长壮大。因此毛泽东的旗帜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毛泽东为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其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注入的人民性质和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与革命的目的，才是这支部队战斗力的核心。当然，包括朱德在内的“南昌起义”部队所保存下来的这八百来人，尽管个个都坚硬如铁。然而他们也只有经过毛泽东这个“超级铁匠”的反复锤炼，才能百炼成钢。而毛泽东对这支部队的锤炼过程，不仅有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一封公开信回答林彪曾经产生过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疑惑的方式，来为这支部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指明了胜利的方向。而且还更有用“古田会议”的召开与《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和“三湾改编”以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的制定等这样具体的做法，来剔除了这支部队的“体内杂质”，并为其注入了人民的性质和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与革命的目的以及党指挥枪的这一根本原则。
一滴水只有汇集到汪洋大海之中，才不会干涸。“南昌起义”的余部只有汇集到革命的洪流中，才能够生存下去。正是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所以当年的中国才形成了人民要革命的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够汇入到人民群众的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之所以能够与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深情，完全是来自于毛泽东。完全是来自于“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来自于“三湾改编”，来自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的制定。
“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与“三湾改编”以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定，不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也同样起到了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的廖氏宗祠，隆重召开了。
三，为什么要召开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统一红四军的领导层、特别是红四军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思想认识，是为了清除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为了加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为了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是为了完成党赋予的历史重任，是为了战胜敌人，是为了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并开创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从而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然而随着形势的蓬勃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日益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特别是还有大量的俘虏，也被补充到了部队之中。同时由于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军阀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开始了在红四军中滋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长，不仅影响了红四军中的团结，影响了红四军的作风，从而严重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而且更是严重侵蚀、甚至是威胁到了毛泽东所确立的党指挥枪的这一根本原则，严重侵蚀、甚至是威胁到了毛泽东为这支军队所注入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是人民性质，严重侵蚀、甚至是威胁到了毛泽东为这支军队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革命的目的。然而在如何对待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的问题上，当时红四军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主张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通过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思想政治教育来彻底纠正。而朱德却心存暧昧，不同意党领导一切的这个原则。尤其是对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由于朱德始终持支持的态度，因此这才曾经酿成过“八月失败”。红四军中两个主要领导人之间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长期存在。而中央要红四军分散游击和朱毛二人离开红四军的“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传开后，则更是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蔓延。特别是由于刘安恭这个中央特派员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来到红四军中，从而使朱德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之间这种在认识上的分歧，也就演化成了公开的争论。
刘安恭与朱老总和陈毅不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老总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朱老总和刘安恭又曾经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和历史上的渊源再加上由于看不起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而抗拒中央”这一做法的缘故，所以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与朱老总搅在了一起而排挤毛泽东。
刘安恭来到红四军之后，先是接替了毛泽东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随后由于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前委工作繁忙。于是前委根据朱德和刘安恭的提议，决定恢复红四军的临时军委并任命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的书记。然而在担任了临时军委的书记之后，刘安恭在其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不仅主持做出了“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的这样一个决议。而且还更是在五月底召开的前委“湖雷会议”上，指责毛泽东在红四军中搞“家长制”，是“书记专政”并要求成立正式的军委。而后在前委扩大会议的“白砂会议”上，针对红四军中的所存在的纠纷，刘安恭更是提出了“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更为恶劣的是，在此期间，刘安恭还更是在红四军中制造了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而毛泽东则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这样两个派别。其实，刘安恭所说的，就是朱德想要说的话。因此刘安恭的这种错误思想，得到了朱德的强力支持。而刘安恭的这种错误思想，又是对朱德所坚持的极端民主化思想的坚决贯彻，是对毛泽东所确立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公开反对，是削弱党对红四军的领导，是削弱红四军中的党的组织建设。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严重地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严重地干扰了红四军正确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然而在紧随其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种错误思想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红四军才接连遭遇到了进击闽中的受挫和冒进东江的失败。而刘安恭本人，也在冒进东江的战斗中牺牲了。于是，为了红四军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因此，“古田会议”和《古田会议决议》便得以召开并形成了。
由于“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从而纠正和清除了党内和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于是中国工农红军这才有了迅速的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这才得以迅速巩固并不断扩大，这才有了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才有了后来八一军旗的插遍全中国。
四，“古田会议”能够得以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能够得以通过，离不开以下五个关键的条件。
(一)，“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正确的建党和建军的具体路线。
同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成员大都是来自农民阶级一样，中国共产党尽管是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还不成熟，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大多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出身的人。特别是当时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仅人员数量太少，而且还更是没有自觉地形成无产阶级的意识，因此在当时的党内、军内，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很淡漠。然而当时的中华民族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压榨与剥削，又迫切需要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来领导。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如何确保中国工农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是人民军队的性质。为此，毛泽东为中华民族，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寻找到了一条根本性的出路，那就是思想建党，思想建军。通过思想改造的这个办法，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还不足以早就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出身的人，改造成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新人。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成了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而能否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否把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成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这个问题，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事关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是事关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是事关中华民族能否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压榨与剥削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过程中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