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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长影”故事

2015-8-4 22:4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95| 评论: 0|原作者: 张慧瑜|来自: 高和分享

摘要: 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不仅在建国初期向北影、上影等制片厂输送了大批电影人才,而且也最先确立了人民电影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

  近期,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吸引媒体和影视投资者的目光,只是在华丽的红毯背后,依然无法掩饰上海这一昔日的中国电影发祥地,几乎不再从事电影生产的事实。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中国最摩登的大都市,一直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中心。民国电影史基本上约等于上海电影史,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同样也是电影制作的重镇。直到90年代末到新世纪之初,随着以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国营文化企业的衰落,上海也失去了电影的荣光。其实,何止上影厂,作为新中国三大电影生产基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同样如此,这些转企改制后的国有电影集团大多只是偶尔参与电影投资,当下中国电影生产的主体是民营影视公司。在这种从国营向民营的替换中,一种全产业链的大制片厂式的电影工业模式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资本为驱动的化整为零的电影作坊式生产。在这个意义上,50年代初确立、延续到90年代的社会主义电影制片厂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工业系统已经成为了历史。

  这些年,以上海怀旧、“民国范儿”为代表的民国电影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热点,而作为历史记忆的新中国电影却鲜有问津。在这种背景下,老长影人、编剧王霆钧完成的这本《长影的故事》显得格外“亲切”。书的封面上方选用的是长影最著名的“工农兵塑像”厂标,下方则是书中讲述的20多部长影代表作,既有共和国第一部电影《桥》,也有《白毛女》、《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保密局的枪声》、《开国大典》等耳熟能详的电影。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不仅在建国初期向北影、上影等制片厂输送了大批电影人才,而且也最先确立了人民电影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本书作者是“文革”后期被分配到长影任剧本编辑,后来长期担任长影文学部主任、艺术处处长、长影艺委会秘书长等职务,可以说,讲起“长影”的历史来声情并茂、如数家珍。长影初创时期,除了极少数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电影人参与过电影制作外,大部分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都是首次“触电”,他们边学边拍,尝试把延安文艺转化为一种电影语言。相比80年代用政治干预艺术来理解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从这些台前幕后所发生的故事里可以看出,编剧、导演、演员等文艺工作者与制片厂领导、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参照今天的中国电影,更可以意识到在那个所谓政治挂帅的年代里,仅长影厂就出品了题材如此多样、类型如此丰富又带有鲜明民族风格的电影。

  90年代,就像整个东北重工业基地遭遇地震式沉沦一样,长影也陷入入不敷出的生产困境,许多长影人自谋出路,到北京、南方走穴。最终长影选择了一条发展房地产和电影主题公园的转型之路,曾经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如今只保留几座标志性建筑作为长影旧址博物馆,至此,长影基本丧失了电影生产的能力。如果说早在90年代国营电影制片厂没落之前,那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工农兵文艺就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宣告失败,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艺实践与支撑这种文艺实践的工业基础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2015年春节前后微信朋友圈中流传了一段前些年北影退休老艺术家抗议原北京电影制片厂被强拆的视频,老艺术家们想捍卫的不过是保留北影旧厂址,因为这些建筑和片场承载着北影厂从50年代到90年代改制前的历史记忆。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可以申请非遗保护的今天,距离我们最近的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迹能否算作“文化遗产”,依然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

  张慧瑜:北大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和《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等。

  图书信息

  书名:长影的故事

  作者:王霆钧

  出版机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页数: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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