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股灾、天灾一样，给大家一脸惊恐不安的还有几个屡屡提起文革的主儿，压抑氛围下，增添了些许淡淡的乐趣。不知道是文革后续影响力强大还是仇恨文革的人心中有鬼，屡屡将文革与当前社会环境联系并牢骚一通，在警告谁?

　　其实，老百姓都是实用主义者，切身感受到固守“不劳而获”的代价，忙于投入国务院倡导的“全民创业”大潮中去，去实现人生价值，哪有时间精力将身边的事情与40年前发生的那场运动联系起来?搅动大众深层记忆的都是些什么人?且看一二。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7月中旬接受凤凰网采访，称改革开放37年来，付出了两个沉重的历史性代价——自然生态严重污染，官场政治生态严重破坏.中国改革乱象很大一部分植根于文革。

　　施芝鸿也算是个受过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曾经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秘书，按说应该是一个说话严谨、对历史负责任的人。官场、自由市场秉持者包括学者、教授圈中早已出现了“改开后黄金十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的共识，怎么在施大人眼里，还存在罪恶深重的黑暗面?这岂不是让前赴后继为私有化竭尽全力的大佬们郁闷?

　　再说了，后任执政出现了问题，抱怨前任，像个顶天立地、负有历史使命的党员干部作为吗?改开产生的一切副产品，如道德败坏、干部腐败、小姐满街，截访累坏…….，这些咋会与文革有联系?施大人想象力也蛮丰富的呢。媳妇跑了骂邻居，合适吗?婆媳不和骂媒婆，对吗?吃鱼卡喉骂厨师，还是个正常人吗?

　　再往前说，汶川地震，本是天灾，可好事者就喜欢胡乱联系，出现了“不问灾民疾与苦，忙于发帖谴体制”的朱学勤，丢人丢到普世价值的吉祥发源地。

　　那个捏造大跃进饿死3000万(另一个场合又给加了2000万，变成了5000万)的主----茅于轼先生，更是笑话大王。在谈到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又与文革联系在一起了，看看茅老的经典分析，“因为占领者的行为是不出格的，他们有权利表示愤怒，但他们没有打砸抢，也没有造谣这事。所以中国情况的特殊性还是与文革有关系”.茅老对着风口吐痰，结果啐了自己一脸。你那个3千万是不是谣言?将茅于轼打成百分之百的“谣言大佐”，是不是很准确?

　　茅于轼喜欢发明出人意料的话题，如“爱国贼”“待富者”“钓鱼岛无用论”“重新评价汪精卫”“剥削有理”等，当有识之士禁不住愤怒，对他出言不逊的时候，茅于轼倒打一耙，将这部分人与文革挂钩了，看看他的辩解，“历史地看，这部分社会群体的存在是文革遗留影响所造成的。他们喜欢用暴力，不讲法制。比如他们声称我是汉奸，他们怎么知道我是汉奸的呢?凭什么知道我是汉奸的呢?没有证据，那就是谩骂，是犯法的啊。而打电话来骚扰，那是犯罪的。正是文革造成了社会的无法无天，人们什么事都敢干，现在还是这样。(见华夏时报采访)。

　　翻看茅于轼的演讲，几乎没有不将“文革”生拉硬扯揉进去的。

　　文革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

　　还有更猥琐的主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的张鸣，在他的《大革命性事》中，将自己在那个年代不能享受性开放带来的感官刺激而遗憾万分，因为生理本能受压制而去痛恨文革，也只有心胸狭窄、狗肚鸡场的人才能做到。

　　大学教授与政府官员都喜欢将眼下的不好的现象与文革挂钩，是一种不谋而合的病----文革归咎症。虽然施芝鸿与张鸣都患有同样的病，但是二人又是对立的。

　　施芝鸿作为政府官员，必须掌握领会并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18大以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对此，敏感而又“忧国忧民”的张鸣不高兴了，发文“意识形态雾霾下的中国”，文中不但为网络推墙大V叫屈，也为受到管控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喊冤。

　　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张鸣认为“中国的封闭性，明显增加了。连此前相对宽松的出版行业，也面临着最严苛的审查。与此同时，过去对毛时代的反思，已经成为新的攻击对象，毛时代被树立起来的英雄偶像，不能被质疑，毛时代的错误，也不能提及。这一切，都被攻击为‘历史虚无主义’，用某些攻击者的话来说，反正有历史虚无主义错误的人，应该用党纪国法加以严惩。在社会上，对道德的讲究，也越来越多了。网络和影视上面的裸露画面被禁止了，演员的嫖娼和吸毒，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扫黄行动，也日趋严苛。

　　根据这些迹象，中国的确似乎在回到毛时代去。”

　　张鸣不支持扫黄，这个可以理解，年少时代因为文革失去了“黄金十年”，年老了，需要一个宽松的大环境加以弥补。那就好好的补吧，反正市场上保健品丰富繁多。

　　18大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任伊始就大张旗鼓的整肃官场贪腐行为，反腐败没有底限，在张鸣看来是一场类似文革式的整人运动。让贪官污吏默不作声的享受一切不义之财，才是人道的?将中央反腐败与文革挂钩，看来有些人的“文革归咎症”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在此开药方一个，“脱离这个体制，步夏业良后尘，到美国去自由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