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3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3
三、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一、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多次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一）运动初期，极左思潮漫延，形成一股打倒一切的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党内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一股极左的或形左实右的思潮，有人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陶铸鼓吹“除了毛主席，一切人都可以炮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接见革命师生的讲话中提出：要防止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些地方的走资派又利用这一口号打压造反派，攻击他们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再次发动“抓黑鬼”运动，把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一些地方的走资派煽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反对起来造反的学生。
（二）运动兴起，群众组织中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等地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金派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二月，右派在中央及各地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在各地的夺权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军队支左人员，联合一部分造反派，攻击、镇压另一部分造反派。加之，在造反派内部由于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唯我独革、以我为中心，造成造反派内部分裂，逐步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三）运动转折，一些人提出“打倒周恩来”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斗争矛头发生了转移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外语学院、钢铁学院极少数人成立“五·一六兵团”，不时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群众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以此为开端，许多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参加有的有四千多个组织20多万人，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中央报刊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些人号召搞“第三次大串连”，到南京等地，串连当地的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技弹药。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七千多人，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火烧了英国代办处。
（四）运动深入，一些人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抢夺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
一九六八年六月，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一些人破坏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武器，杀伤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群众组织头头下令，对开进该校的工人宣传队开枪，打死工宣队员三人，打伤多人。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山西省的太原、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一些混在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发布的历次通告，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冲击军事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指战员；破坏交通，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和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抢占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用武力抢占地盘，残害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制造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
（五）一些人提出“反复旧”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支持下，山东省一些地区开展起了“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部队的领导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湖北、湖南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领导人，也搞起了“反复旧”运动。
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如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严重地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谓的“多中心论”和“以我为中心”。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人民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对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朴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种无政府主义既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也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因此，必须把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出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社会基础，是由于在造反派中各种市民、游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三、斗私批修，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劳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但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每一个人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一场斗私批修的大革命，否则，你就当不好革命的动力，也当不好革命的对象。
从领导干部来说，并不说凡是领导干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从群众运动来说，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的时候，不可能等到对每一位领导干部作出结论以后，才允许群众揭发批判。只能是在群众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再作出结论。群众提出的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有些可能是部分错误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作为组织来说，要经过调查分析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作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来说，也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批评。这就是要斗私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破除私心杂念，只有批修，才能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正确态度，很快由“对象”变成了“动力”，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老是与群众闹对立，最后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从群众来说，并不是说凡是群众就是天然的革命派、造反派。
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起来造反的人看不惯、甚至于反对。
参加造反的人也需要作阶级分析：有的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的人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造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造工人阶级的反，有的人站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立场上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反。这后面两种当然是极少数。
即使是站在正确政治立场上的人，也难免带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以及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都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甚至于恶性膨胀。
一个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原造反派头头在总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士兵啊，你们是政府首长……”。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22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5月29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我恨懊悔，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嘛。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呢，北大３月２９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学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何时发表的？）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表面上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一个楼，是二层的，地面距楼顶有8、9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绑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两个人当场死了，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儿沈荣槐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角上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地道战电影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给他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其中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一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的任城中，刘杰长，陈继发这几个人。二把手他也不主张武斗。我没能没抵制住诱惑，懊悔的很。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这种“全身浮肿，头脑膨胀”的情况，不是仅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在群众组织的头头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他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距离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要求，还相当远。而他们自己恰好缺乏的就是这种自知之明，不能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清除头脑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原作者：水陆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