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4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4
四、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对错误思潮的处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在思想教育，对造反派犯错误打击过重，削弱了文革的社会基础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经毛主席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审查。这时，仍然是作为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等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讲话中指出：要反对从极左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要揭露“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毛主席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一九六八年，出现了“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嫌疑人涉及到一些中央级的领导人，又出现了“杨傅余事件”。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指出：“‘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说：“五·一六”的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说：“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这时就把王、关、戚与“五·一六”联系起来了，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化，由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展不到半年，毛主席发现了问题。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指出：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这个通知首先肯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在黑后台中又增加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另一方面通知又着重指出：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这个通知发出以后，一些单位的清查运动实际上就停下来了。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根据有人反映情况，毛泽东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意见，中央又开始狠抓清查运动，以北京为重点，在全国铺开。
一九七0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这就是说，运动由清查“五·一六”组织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转向清查重大反革命事件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而且，这些所谓的“重大反革命事件”，除了中央定的“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外，其它都是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自己说了算。
这样，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强调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具体指导上仍发生了错误：把群众性的极左的、盲动的、无政府主义事件，看成了反革命事件；把有关的甚至无关的责任人，看成了“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把参加了有关活动的人，当成了嫌疑犯。其次在具体执行上，虽然是强调了依靠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但是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中，都混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怀有敌对情绪的人，如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利用清查运动对革命派进行打击报复。再次，此时，中央领导的主要注意已经转向对付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放松了对清查工作的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清查运动又进行了一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说：
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北京市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1052人，在一段时间里20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283人，占职工总数27%，占在职干部43%，占党员28%，占老工人26%，搞过揪斗、“帮促”的占60%。
面宽的有的到了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是“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
吴德说：围困中南海，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只有30几个人。火烧英代办处，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只有十几个人。可是因这两件事，作为清查对象的、进“学习班”的、受到“帮促”的、被“揪斗”的却有成千上万的人。
下面是原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谈他在清查五·一六中的情况：
1970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年11月，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做工作，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嘛。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待清楚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里边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所有干的坏事都是我指挥办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给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73年才让我去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全国各地情况类似，都列出了本地的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清查。涉及到的人，据说有数百万。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告状。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 “围困中南海”、 “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的左倾盲动行为，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
第二，混淆了大是大非，把群众的造反行为，作为反革命行为，造反有理变成了造反有罪。
第三，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第四，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第五，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舆论：参加造反、支持造反都不会有好下场！造反派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甚至倒向右派一边。北京一所大学的原造反派头头说：挨了整后，头脑清醒了许多，我们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形色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对“四人帮”把我们当替罪羊，用完了一脚踢开的作法深恶痛绝，对文革中被整的人特别是老干部十分同情，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认识到，邓小平的许多讲话和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我们不应当站在个人恩怨立场上再反对邓小平。当时正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了“三株大毒草”后，认为老邓说得对，说得好，便搞了一套拿回了７３８厂传阅，并主动交给一个当官的看。
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被严重地削弱了。
第六，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右派又抓住这些所谓反革命事件，栽赃到左派领导人身上，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