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小资产阶级革命性问题 M：文革深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上。文革实际上是两个革命的复合体，或者说一个是主革命，一个是副革命的复合体。主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就是批修。副革命的对象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知识分子，就是斗私（大知识分子中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革命对象，即“一斗二批”中的“二批”人物）。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种革命，无论从内容和方式上都有质的不同。这两种革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演化出文革中种种的活剧。这也是对文革最难理解、产生误解最多的方面。
X：“主、副”两个革命，这样提出论题是首次看到，需要展开讨论。
M：文革主革命的脉络就是“批修”，这点人们已经很清楚，而对这个副革命，即“斗私”，人们至今还没有识透它的庐山真面目，这是许多人对文革评价产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是革谁的命？从狭义角度说，是革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的命；但从广义角度说，是革一切私有制的命，那么也就包括革小私有制、小资产阶级的命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不仅改造了资产主义工商业，也改造了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这就是三大改造。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也是几千年的大改造。在《共产党宣言》的阶级分析中，小资产阶级属于保守的社会力量。“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可见，小资产阶级是个两重性阶级。它是劳动者，但又是小私有者。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又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容易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作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贫苦农民显出很强烈的革命性，成为革命同盟军，甚至是主力军。在过去的革命中对他们的革命性有高度评价，而对其局限性往往忽视回避。毛主席曾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说他们是革命的元勋。这可以说是自有史以来对小资产阶级贫农最高的赞颂。建国后，贫下中农又表现出搞合作化的积极性。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习惯势力是严重的。而且这种自发势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敌人（见列宁《论粮食税》），而且它是修正主义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尤其是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性倾向更是严重的，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在奴隶制社会中，自由民就是后来所称的小资产阶级，从那时起小资产阶级一直都是革命力量，只革别人的命。现在，在社会主义下，不仅在经济上革了小私有制的命，还要革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命了。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是修正主义最直接的土壤。绝不像某人说的那样，知识分子已经全部都是工人阶级，甚至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部分，这种廉价拍卖工人阶级的帽子，不过是为了笼络人心的伎俩。特别是中共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有过大的比例，这是蒲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上广泛存在，并在许多场合实际占据上风的根本原因。应该严肃地看到，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甚至落后性一面是必然要顽强表现出来的，这一点在文革中也不会不表现出来。
X：这样评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小资产阶级，你要惹起众怒。
M：我们是在做阶级分析，不是在批发革命帽子。就是革命老干部在我们阶级分析的显微镜下也不能回避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阴影。实际上，在文革开始前各个文化理论领域的争论中，对知识分子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际上触及最深的正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笔者本人在文革开始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当时改制为华东工程学院，即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的大二的学生，预备党员，思想处于保守落后状态，我院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有的内容就轰击到了我的头上。我反思文革，引来天火，首先是为了蒸煮自己的。）
X: 可是文革文件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个副革命。
M：是这样的，但是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就说让学生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文革中有句口头语：既要革别人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这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陈毅在被红卫兵批判时对红卫兵说，整人整得过火要整到自己的头上，要警惕今日功臣，明日祸首。他明白地用直言讲出了这个副革命。红卫兵认为陈毅的话是黑话，将状告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风趣地说，陈老总的话不是“黑话”，而是“白话”。就是说陈毅把事情讲“白”了，讲明白了。后来又说：“必须善于将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九六七年夏巡视大江南北时更明确说：“告诉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提出文革的思想纲领是“斗私批修”。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又亲自召见北京五位学生领袖，严厉批评他们搞派性搞武斗。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都是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教育锻炼。这也是文革的深刻性。
X: 这个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M：简单地说，就是“斗私”，就是改造世界观，就是精神革命。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大革命，而且是更深入到精神思想上的大革命，是灵魂深处的大革命，这就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性，主要的方面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许多人算不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本质上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是不同的。他们在与修正主义路线、党内走资派斗争的同时，也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干扰。这很像《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大私有制。实际上，毛主席在引导小资产阶级革命方面所负出的精力，比用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方面还要多。这里的难点是，青年学生是文革的先锋主力军，在文革初期是有大功的。但当工农兵登上舞台成为主角时，他们仍然自命为领袖，要操纵运动，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搞派性争夺权力。派性问题是小资产阶级性的充分表演，两派只争谁是“核心”、“中心”，谁最革命，而最后以干戈相见，严重干扰了文革大方向。其中最严重的是“联动”、“五一六兵团”，成为极左反动思潮，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小资产阶级保守落后甚至反动一面的表现。当然，红卫兵、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也受了磨难。于是极右势力和林立果又乘机诬蔑文革，攻击毛主席，说红卫兵是“替罪羔羊”，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本作者当年也是红卫兵，经常回忆我们当年的作为，对当年的幼稚很愧疚。（我属于“中间偏左”派，既不是极右派，也不是极左派，但十年中也经历几次磨难，两次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但也不乏幼稚思想。）我们应该从灵魂炼狱中升华出来，以成熟的红卫兵姿态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X：这样看来，这场副革命是必然的、深刻的，其间的各种英雄壮举、失误和磨难也是必然的。从这个视点回视文革，许多事情确实豁然开朗了。许多人的尤怨也应该自消了，因为我们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对象呀。我们当时是一块生铁，在熔炼成钢的烈火中，同时也要去掉杂质，这是脱胎换骨的熔炼，我们对投身于那样一场大革命无怨无悔。
M：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说：“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四十年后再读这封信，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仍然使我们激奋不已。再体会一次陈老总的“白”话，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明彻了许多，那种蔑视毛主席，愚弄红卫兵的鬼话也就不攻自破了。
X：日月朗朗，良心可鉴，毛主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X：说说现在所谓的红卫兵道歉之风吧。 M：2013年中，忽然刮起一股红卫兵道歉之风。个别在文革初期犯有过激错误甚至犯罪的红卫兵，向曾经受过迫害的老师同学和干部群众赔礼道歉，深表忏悔。就历史事实来说，应该这样做，必须对历史有个交代，这对于自己的灵魂重负也是一种解放，我认为多数道歉者是诚心诚意的，应该予以肯定。但是，此风后面暗藏着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将历史责任和罪责推卸到毛主席和文革的身上，掀起新一轮控诉毛主席和文革的黑风，是又一次推卸历史罪责和反攻倒算的阴谋，其叵测之心阴险毒辣。就笔者本人，文革中三次受到冲击，尤其是1970年初的“打反运动”中，因为为受压群众鸣不平批评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反动表态”而被打成反革命，因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倒台而幸免罹难。但就我本身来说并不需要那些攻击诬陷我的人赔礼道歉，因为那是历史的波澜，每个人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的灵魂，错就是错了，只要内心反省涅槃升华就看可以了。问题是，现在的这个道歉之风，隐瞒了重大的历史真相，当年那股打人之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是毛主席鼓动的吗？是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时，不赞同“文质彬彬”，说“要武嘛”而鼓动起来的吗？毛主席说的“要武”就是要把人往死里打吗？还是“不要红妆要武装”的意思？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发生在1966年8月4日北师大女附中，而宋某某给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是1966年8月18日，将打死校长的责任栽到毛主席的头上这公平吗？毛主席在1966年8月1日给清华附中和北师大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有鼓动他们打死人的文字吗？信里明白地要求他们“要给出路”，“要解放全人类”。当时亲自抓北师大女附中试点的中央领导人是谁？他的女儿在这起打死校长的事件中起到什么作用？由当时年仅16、7岁的女生男生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罪责）这公平吗？应该历史地说，这次打死校长的严重事件在全国开恶劣风气之先，也是后来打砸抢超抓杀武斗的开河之作。最早打人最凶的主要是什么人的子弟，为什么他们敢于那样暴戾？子不教父之过，他们的父母不应该首先站出来向全国人民和历史道歉吗？“二月逆流”时不就是他们的老子为自己的弟子打人被抓而大闹怀仁堂吗？而现在道歉者们像当年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当然接班人”威风凛凛那样，又以“红二代”的红顶花翎招摇过市了，难道历史就总是由你们来书写吗？更奇特的是，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运动时，这些当年打死人犯罪的“红五类们”居然以“东纠”“西纠”受中央文革迫害（中央文革曾批准处治“东纠”“西纠”），为理由叫屈而得到豁免。既然豁免了三十多年了，现在又出来道什么歉啊？ X：道歉之风深藏玄机，而意料不到的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掀开了当年黑幕。
第六节 文革的阶级性与主力军阶级性的矛盾
X：第六个时代局限性也是新提法，应该作出说明。
M：在前面探讨文革副革命时已触及这个问题了。文革从根本上否定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和私有制观念，这无疑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是有史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但是，作为文革的主力军的主要部分，却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确切地说是还有相当浓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毫无疑问，他们的阶级性与文革的阶级性是矛盾的。小资产阶级必然要按自己的世界观参加革命，大家都在高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其实是按自己世界观理解的“部署”去干革命，是按照自己头脑中真实的世界观——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行动的，这就要产生与文革本身的要求有偏差的行动，干扰文革的进程，这点我们前面已谈到了。就连中央文革左派秀才们，也不断干扰文革。但是，无产阶级又不能抛弃这个同盟军自己单独前进。可以设想，如果文革仅仅在工厂内进行，尤其仅仅在大国营工厂内进行，一定不会有如此多的曲折。这个革命性有先天不足的同盟军就使文革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缺陷——步调不统一。特别是那几位学生领袖，更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我行我素，要操纵全国革命，甚至要领导世界革命。这个同盟军阶级思想的先天不足，是文革无法避免的，所以它同时还要进行一场副革命——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
笔者本人一直认为自己在文革中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从1987年1月就失业了，但仍然认为至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我们从心底里拥护文革，积极投身于其中，在文革中受到锻炼，受到磨难，得到教育。但也正是我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弱点给文革产生了负担，造成一些右的和左的干扰，为文革失败造成一个方面的条件。这不是我们的本心意愿，但确实是我们无法规避的历史责任。我们现在能弥补历史缺陷的就是在经过极痛苦的灵魂炼狱之后，在真理性的基础上理解文革和毛泽东主义，准确严格的地区分毛泽东主义与极右极左的界限，积极自觉地参加现实的反腐反修反复辟的斗争中去，不再重复和尽量少重复历史的错误 。 ……………………………………………………………………………..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通向地狱的道路》（节录）
三 大混战
六七年二月中旬一天中午，我们兵团的广播喇叭突然呼叫：“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全体战士，立即到中央马路集合，有紧急任务！”我们教学班的兵团战士们闻讯跑到学院中央马路，二三十辆大卡车已在等候。我们不问三七二十一爬上汽车，上车后互相问干什么去，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汽车开动后，从前面汽车传过话来，南京医学院的“好派” 战友——南医“6·26”红卫兵被“屁派”围攻，我们去援助他们。毛主席在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对赤脚医生、医疗改革有个重要指示，所以南京医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便起名叫“6·26”红卫兵。他们的派旗是雪白丝绸上印着红色大字――“南医6·26红卫兵”，在成百面红色旗帜海洋中，他们的旗帜最特别最显眼，现得特别俏丽，就像一只白羽红顶的丹顶鹤。我院是军事院校，汽车多，行动方便。所以当时本派的组织被围攻，有困难，就向我们呼救去解围。南京医学院在汉中门附近，在他们那片，好派较少，他们力量比较孤单，对立面常围攻他们。我院车队赶到时，南医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兵团的汽车鸣着喇叭呼啸着往里面冲。大街上人山人海，两派组织在大街上有几十个喇叭互相攻击，吵得昏天黑地。支持1·26夺权的就喊“1·26夺权好的很，打倒南京新老保”，对立面就喊“1·26夺权好个屁，是个大阴谋！”我们兵团的旗帜插在第一辆汽车上，大街上相同观点的群众立即让开路，拍掌欢呼：“向炮工革命造反兵团学习致敬！”而对立面群众则阻拦，但架不住我们兵团车队的冲劲。我们兵团车队冲进南医大院，兵团头头走进南医6 .26红卫兵占据的大楼。对立面组织占了另一座大楼，楼顶上的大喇叭呼叫：“1·26夺权好个屁！”不一会儿我们兵团的头头从大楼里走出来，下达命令：“砸了屁派大喇叭！”一声令下，几十个兵团小伙子从楼房的雨水排放管爬上楼顶，三下五除二就把对立面的十几个大喇叭拆下来就往楼下扔。我们系奉命去抢扔下来的大喇叭。不一会几，就有人抱来一个大喇叭往车上递，我在车上接过来，大喇叭已摔得变形了。紧接着我院兵团向对立面大楼发起冲击，冲进对立面大楼上的指挥部，砸得一踢胡涂，将他们的宣传工具，传单纸从窗口往下扔，传单纸雪花一样飞满天。对立面支持者的大喇叭发出抗议：“抗议炮工的野蛮行为！”我们兵团汽车上的大喇叭反叽：“抗议个屁！抗议个屁！”这种不文明的语言，在当时都披上了革命造反精神的袈裟，其实与文革精神格格不入。我在汽车上与站在我们汽车旁边的对立面学生辩论，有个女学生急红着脸质问我：“为什么1·26夺权时把我们排斥在外？我们也是老造反派。”在辩论中我发现对立面并非反对夺权本身，只是对排斥他们不服。我提出建议：“如果扩大联合，你们也参加新成立的革命生产指挥机构，行不行？”那个女学生说：“那当然可以，但在机构名额分配比例上必须是一比一。”我思索着这个女学生的话，认为存在着大联合的契机。
——这就是我在文革中参加的一次派性大辩论。
那天南医大围攻，差点酿成大武斗，大流血。双方都不断地调集人马，我们这一派的南京体育学院的小伙子们甚至扛着标枪来了。运动系的男学生们穿着又笨又重的练功大皮鞋，准备参加战斗时（实际上是武斗）冲锋陷阵。他们个个人高马大，膀大腰园，用大头鞋用力踏在马路上咚咚作响，雄赳赳气昂昂威武地劲头不可一世。现在回忆起来真觉得好笑，仿佛就象小孩子们打群架。但那时却都是非常认真的样子，许多本派群众为他们拍掌喝彩。当时的形势紧张得不得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两派几十个头头中只要有一个下令开战，就会酿成大流血。我和小蔡在汽车上担心得不得了，我们班的学员都是反对武斗的。我和小蔡俩人悄声嘀咕：“要是真打起来可怎么办？我们能下手吗？”我俩达成一个临时协议，兵团冲锋的时候我们不往前冲；要是对立面打我们，我们俩就宁可抱头干挨打不还手。——“这可不叫‘中间偏左’，而是‘中间偏右’啦！”小蔡难堪地苦笑着说。我也无奈地说：“无论如何咱们的拳头不能打人呀！”谢天谢地，终究没有打起来。原来是南京军区领导闻讯后赶来调停，这才避免了一场大流血。双方人马撤离时，各自大喇叭都仍不示弱地攻击对方，好像暗示：“今天的事还没完。”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所以，以后再有武斗征兆的大集合，我们就假装不知道尽量躲避过去。（不过，南京市的流血大武斗始终不多。主要原因，一是军区领导的调解，二是我们这一派人多占压倒优势，主要大单位多在我们这一派，这样主要是打嘴仗。如果两派势力差不多势均力敌，就容易发生武斗。）
后来，军区领导建议两派大集合，但是两派在参加新机构的代表名额上双方都不让步，吵得一蹋糊涂。周总理几次接见江苏省、南京市两派代表。（后来，南京地区又分出第三派——促进大联合派，叫做‘促联派’。）当时，我们这一派人多，约占群众的百分之七十——八十。如果按一比一分配群众组织代表名额，我们这一派头头觉得吃亏了，提出按八比二或七比三分配名额，我方占七成或八成。但对方不干，非要五成不可。双方各不让步，一直吵到来年六八年三月成立省市革委时才解决，中间还出了“反军黑风”，我方头头犯了错误，这才放下架子让步。
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与兵团那位头头也有一次争论，上一次因为争论革保问题，他讥剌我是“康老右”，气得我外出大串联。我认为应该将自己对大联合的想法告诉他，帮助他把握正确的政策。这是我对运动能做贡献的唯一办法，围攻南医回来后，我又到兵团总部找那位头头谈话，我认为一比一配名额的方案可以接受，可以让步。我认为谁掌握权都得为人民服务，都是为革命掌权，关键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当年在延安时期政权机构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名额只占三分之一。如果因名额问题僵持不下，运动会出现久拖不决的局面。我当时提出一个口号：“为革命掌权，不为派性掌权。”谁料头头又把我臭训了一顿，说：“你王士吉从运动开始就是老右，真是本性难移。”头头还说：“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怎么可以将权力让给别人呢？我们就是要大权独揽。”旁边的人讥讽我是“好派中的屁派”。头头更嘲弄说：“你永远只能当右派，永远也成不了左派。”周围是一片讪笑声。这个头头使用的腔调是模仿电影《海鹰》中美军将军，影片中一个美军将嘲笑他的一个中校部下说“你只能当中校，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将军”。气得我也用列宁的话反唇相讥：“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样高”。我警告头头：“左派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变成极‘左’，去掉括号就是极右派。”结果不欢而散。头头还不无讥讽地说：“你王士吉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五比五，还是七比三，也都没有你王士吉的份，光在那儿送人情。”这话倒是不假，我只不过是个“小兵拉子”（普通一兵），就是名额百分之百都给了我们这一派，也轮不到分配给我个“委员”干干。其实，我并没有直接掌权的欲望，但当时我有一个设想，如果头头赞成我的意见，我准备给他当个参谋，以这种方式介入决策范围，影响运动，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又被头头拒之千里之外，只好望派兴叹了。
半年多后，在反军乱军风潮中这个头头犯了大错误。到六八年夏天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学院后，我被安排进行调查反军问题。这个头头被当作“坏头头”隔离审查，我到他被关押的屋子找他了解情况，他颇有感慨地说：“你说过功臣变祸首，昨日臣功今日祸首，极‘左’去掉括号就是极右，看来很有道理呀。”那时他的精神很颓丧，已没有往日的任何威风了。这个头头是个教员，运动初期因批评院党委受到过压制打击，是我院最早的造反派。在运动初期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有功的。不料后来真的走向极端，由功臣变成祸首。我毕业几年后，有一次在北京出差（七五年中），偶遇我院几位教员，向他们打听这位教员头头的结局。他们说，已经“解放”了。但后来又听说，文革被否定后清理三种人时，他又被当作坏头头清理了。我对他的历史结局很惋惜，不管怎么说，在运动初期，像我那样保守落后的人终究飞得比人家低许多。据我的观察，当年造反派头头中确实有些人变成坏头头，犯有大错误。但将全部头头都定为“三种人”进行清理，我认为这是对文革的反攻倒算，右倾翻案，这些头头们成了否定文革的殉葬者。
四 派性分裂探原
文革期间派性分裂是个顽症，持续很久，其根本原因何在？我认为原因有四：
一、最初是走资派和旧领导人为保自己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群众，同时操纵一部分保守群众，制造了群众中对立情绪，产生分裂，这是分裂产生的基因；
二、继而是造反派内部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争名次、争核心、争名额、争夺权利，这是派性分裂的主要原因。
三、后来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分裂。文革初期军队是倾向于支持比较保守的一派，老造反派与军队领导人产生分歧意见，甚至冲击军队。军队支左后就开始压一派支一派，导致分裂加深。
四、中央文革人员（包括林彪、王、关、戚）的极左路线及错误表态也是分裂加剧的重要原因。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影响。
文革中派性分裂是阶级斗争规律的表现，而不是文革本身造成的，是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现象，将它说成是文革本身的缺点是不对的。正如土改运动中的过火斗争情况是农民小资产阶级阶级报应行为，而不是土改运动本身的缺点。——此点我们在后要还要详细论述。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毛泽东语）在大革命中，参与进来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都必然要表现自己的本身面目，对运动产生不同影响，结果使运动呈现出多种复杂变化的局面和过程，造成曲折反复，甚至拉偏了革命的原来方向，造成损失，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的规律。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也不依毛主席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分裂混战过程是必然无法逾越的，因为利益得失不一致，尤其有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是他始终能驾驭运动的形势，因势利导，经过一年半时间（67年初至68年8月），终于实现了普遍建立革委会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省外）。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中、之后，在法国的1848年大革命之中、之后，在俄国第一次大革命（1905年）之中、之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1926-1927年）之中、之后，都曾出现普遍的大分裂现象。尤其是中国古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在革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大分裂、大论战、百家争鸣、五霸七雄，前后争斗达几百年。革命的内容越深刻，革命中的分裂也就越严重。因有分裂混乱而否定文革本身，尤其是将林彪及中央文革人员的极左路线导致的分裂归罪于文革本身，是一叶瞕目不识泰山，将病菌当作人体本身，甚至是别有用心。（林彪及中央文革在文革中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方面，并不是全部都是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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