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镜像——《福尔摩斯》

导语：（维多利亚时代，是大英帝国的巅峰年代，无论是资本规模还是领土范围。《福尔摩斯探案集》，作为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行为观念。而福尔摩斯，作为该阶级的英雄和理想化身，忠诚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柯南道尔曾说过：如果福尔摩斯是时代之光，开膛手杰克就是黑暗的影子。

十九世纪末期的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达到繁荣的顶点，但是盛世之下并不平静。由于贫富差距巨大，底层工人、无业游民无以为生，社会治安混乱，以致犯罪率飙升，凶杀、绑架、欺诈案件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 “开膛手杰克案”更以手段残忍著称。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严苛的道德规范渐渐落后于时代潮流，保守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内部矛盾激化，遗产争讼、头衔买卖成为一时之风，更有甚者，为争遗产杀害亲属、为保体面而接受敲诈。同时，因为伦敦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所以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大量移民，其中有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难民。就像搅动水池里的水，逐渐形成一个漩涡，碎纸片、树枝、悬浮的种种污物就会聚集在那里。

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瑟·柯南道尔以《福尔摩斯探案集》闻名于后世，他本人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英雄——歇洛克·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不仅聪明绝顶、探案如神，而且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绅士风度，俨然是“男人的理想，女人的梦想”。在犯罪猖獗的英国，他拳打暴徒，智斗罪魁，破获莫里亚蒂匪帮；他更多时间是处理庄园主贵族的私事，他巧妙地帮助可敬的、富有而体面的先生、太太们挽回名誉，具有代表性的案件是《绿玉王冠案》、《米尔沃顿》，甚至“帮欧洲王室办了几件案子”；他甚至在《最后的致意》里大破德国间谍组织，其神勇只有后世的皇家间谍007可比。

然而，福尔摩斯是一个寄托着作者柯南道尔的理想的角色，他出身没落的庄园主贵族家庭，依靠为中产阶级和贵族资产阶级服务而获得收入，他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有时兼顾封建阶级（如《波西米亚丑闻案》中为国王服务）。他是那个行将崩溃的大英帝国的修补者，他的聪明才智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帝国主义的重重问题。

而柯南道尔在4部长篇及56个短篇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为我们展现了一副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全景，也表现了他——一个医生博士——典型的维多利亚式中产阶级的行为理念。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

（一）底层矛盾与英帝国的殖民问题

“在一块仅有几平方英里的弹丸之地，拥挤不堪地住着四百万人口……在如此稠密的人群尔虞我诈的争逐中，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都是可能发生”.福尔摩斯是这样评价伦敦。

当时的伦敦，甚至整个英国的底层，都处在所谓“悲惨混乱”之中。经历了15世纪的“圈地运动”，农民土地丧失殆尽，纷纷涌入城市和工厂。工人工资低，劳动时间长，生活条件恶劣。他们要承担极不合理的繁重劳动，且社会地位低下。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多次爆发霍乱，由于水源肮脏，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成为重灾区，许多人悲惨地死去。

第二次宪章运动的请愿书中写道：维多利亚女皇每天的收入是164镑17先令60便士，她的丈夫亚尔伯特亲王的回收入是104镑20先令，而千百万工人每天每人的收入只有两三个便士。

（阿瑟·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福尔摩斯有一支“贝克街小分队”，也就是帮他跑腿办事的一些流浪儿。每当要流浪儿帮忙时，福尔摩斯会给他们每人几个便士到一个先令不等的钱。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普通警员，得到福尔摩斯给的一个英镑，就会觉得是一笔意外之财。同一时期，一百英镑满可以供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女性一年的花销（《身份案》）。然而，贵族罗伯特爵士一次豪赌竟可以赢八万英镑的惊人数字（《肖斯科姆别墅》），而从南非投资矿业发财归来的老巴斯克维尔爵士带回了一百万英镑的巨额财富。（当然，他们都没有站在资本主义食物链顶端的维多利亚女王有钱。）

贫富差距到了如此巨大的地步，有许多社会底层的无业游民为巨富充当流氓打手，或加入黑社会组织，进行一系列犯罪活动。如《三角墙山庄》中，大资本家克莱因的遗孀伊莎多拉，雇佣流氓去偷盗、恐吓旧情人的家属。如莫里亚蒂教授的由数百个欺诈、抢劫、盗窃罪犯组成的庞大匪帮。

福尔摩斯对底层人的态度，正如柯南道尔对待他们的态度，同情，但不会从他们的角度考虑。比如对于《四签名》当中的琼诺赞·斯茂，将其归结为在印度受邪恶习气熏染。比如归结为缺少教育、环境凶恶。他微笑地将“贝克街小分队”称为“我的小小军队”，高兴了会给孩子们发糖果，可是这些孩子长大了，又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这恐怕是大侦探顾及不了的。

而殖民主义方面，柯南道尔的保守立场使他采取了鲜明的态度。

在《四签名》中，他借琼诺赞•斯茂之口，将1857~1859年发生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称为“大叛乱”，“前一个月，人们还和在祖国一样地安居乐业，到了下一个月，二十多万黑鬼子就失去了约束，把全印度变成了地狱一般”。并且详细地描写了英国人道森夫妇被起义军杀死的惨状，俨然一副“英国是受害者”的形象。

柯南道尔本人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一个“十足的中产阶级”“道德上无可指摘的绅士”，他从英王乔治五世那里获得了爵士勋位，这并不因为他在医学上成就突出，也不是因为他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创作或其余的纯文学创作，而是因为他强烈支持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写了两本声援英国政府的小册子《伟大的布尔战争》（The Great Boer War）和《在南非的战争：起源与行为》（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Its Cause and Conduct ），并且以这种狂热的精神，作为军医参与南非布尔战争中去。换句话说，他帮助英国进行了这场战争。（柯南道尔传记《走出贝克街》。

显然，他是支持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的。

（二）上层矛盾——贵族没落、资本崛起

福尔摩斯游走于上流社会，帮助“绅士淑女”解决各种问题。通过他的眼睛，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绅士淑女的各种“问题”。

维多利亚时代，陈腐的贵族日趋没落，通过田产的收入已经应付不了开支，通过财产寻求经济改善者越来越多。而资产阶级没有贵族头衔，无法打入上流社会，于是与没落的贵族达成交换协议。比如《贵族单身汉》案中，那个高傲的贵族，却娶了发横财的美国金矿矿主之女，订婚当天，新娘失踪，来找福尔摩斯解决问题。正如福尔摩斯评价的“这个大洋彼岸的女富豪，将会一跃成为不列颠的贵妇”。资本与权势相结合，看似精明巧妙，但是缺乏感情，故事结局是这位美国小姐最终选择与同阶级出身的美国青年私奔。

西方殖民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发展到顶峰，没落的庄园主贵族纷纷奔赴海外，寻找发财机会。例如在南非暴富的老巴斯克维尔爵士。也有失败者，例如《斑点带子》里的罗伊洛特医生。罗伊洛特医生在印度赚钱不成，便娶了斯托纳少将的遗孀（英国殖民军队在孟加拉的炮兵司令）。他为了争夺遗产，残忍地杀害了继女。

更灭绝人性的例子是，《铜山毛榉案》当中，为了不使女儿分走母亲的遗产，亲生父亲禁止女儿结婚，并且把她长期拘禁在阁楼里。

贵族的堕落和超级罪犯的出现，被福尔摩斯（也是作者柯南道尔）认为是“家族的犯罪基因”“返祖现象”“时代的车轮在不断旋转，同一根辐条还会转回来”。那么，当拥有王室血统和公爵出身的约翰·克莱——一个盗窃犯、欺诈犯、持枪杀人犯被捕后，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英国王室也有犯罪基因，怪不得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子——德国威廉二世——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显然不是这样的。

在资本面前，一切“人性”都被剥除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这是一个行将崩溃的帝国。

（三）《恐怖谷》——对工人运动的基本否定

前面，我们讨论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内容：柯南道尔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是什么？要知道，当时的伦敦，是世界工运的中心之一，第一国际所在地，马克思恩格斯更是长期在伦敦居住，而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也活动频繁。柯南道尔不可能不不了解这些。他似乎抱定了“莫谈国事”的主张，在小说中绝少提到工运的字眼，在唯一的一篇关于革命党人的小说《金边夹鼻眼镜》中，描写的俄国姑娘俨然是从事秘密活动的民粹党人。似乎，柯南道尔对民粹党人还是抱有同情态度的，但也仅仅是同情……民粹派不与工人农民结合起来，热衷于搞暗杀袭击，成员之间联系隐秘，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派。柯南道尔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民粹党人”。而对于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态度，答案似乎找不到了……还好，我们有《恐怖谷》。

这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四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采用小说“套中套”的形式。在之前的《血字的研究》里，柯南道尔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描写美国西部盐湖城的神秘摩门教，并且对其持鲜明的否定态度。《恐怖谷》上部《伯斯通的悲剧》发生在英国庄园，而下部《死酷党人》则发生在煤矿，该煤矿在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深处的维尔米萨山谷（恐怖谷）中。在下部的美国故事，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发生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六年，福尔摩斯没有参与。

《死酷党人》描写平克顿侦探公司侦探化名打入该煤矿的死酷党人组织——该组织在美国芝加哥等地设有分会，发现以麦金蒂为首的死酷党人，身份是所谓的工人，却做着鱼肉百姓、敲诈公司、杀人越货的勾当。于是设下巧计，把主要人物一网打尽。

小说中的死酷党人，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如果组织中有人被煤矿开除，死酷党人便会威胁矿主。在这里，资本家是受害形象。而其他的矿工，勤劳善良懦弱，如果没有死酷党人，他们便可以“安居乐业”。造成工人生活困难的，不是资本家的剥削，而是工人组织……

甚至，死酷党人也会限制言论自由，《先驱报》的主编，撰文斥责死酷党人，于是他们冲入报社，大砸大抢、把主编痛打一顿。

其中有一句话值得玩味：死酷党人麦金蒂对代表正义的警察说：你们不过是资本家雇佣的爪牙，除了用棍棒和枪支对付可怜的老百姓，还会做什么？

在这里，这句话成了一个反讽，鱼肉百姓的黑社会老大，却说出来革命者的台词……

柯南道尔在讽刺谁呢？

在《死酷党人》中，凶恶的麦金蒂遇到比他更奸诈之人，后者是被这样形容“就好像邪恶的丹东，在凶残的罗伯斯庇尔面前感到软弱无力一样”。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一个鉴别欧洲左右派的试金石。显然，保守的资产阶级柯南道尔对法国大革命很反感。另一方面，他在《六座拿破仑半身像》里，借华生医生之口称赞拿破仑是“伟大的法国皇帝”。

柯南道尔同情民粹党人，认可拿破仑，却不认可工人组织和雅各宾派。

（1892年，美国卡耐基钢铁公司工人罢工，该公司雇佣平克顿公司的数百名侦探镇压工人运动，平克顿侦探公司才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雇佣的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