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与社会变革（三）

经济危机与社会变革（三）

半外围和经济危机

            对于现代中国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分析，离不开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位置的正确理解。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多国经济体系。到了十六世纪，西北欧地区上升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原来较为领先的南欧地区下降为半外围，东欧则沦落为给核心地区供应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外围地区。通过地理扩张，整个美洲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数量巨大的贵金属、自然资源和移民空间。

            到了十九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整个全球的经济体系。

            在历史上，核心地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心。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核心地区攫取并积累超额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并维持本地区内部的阶级妥协（培养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外围地区是主要的向核心地区转移剩余价值的地区。在二十世纪，半外围地区是核心地区以外主要的辅助性积累中心，承担着接纳从核心地区转移出来的较为过时的产业的职能。这种辅助性资本积累职能，造成了半外围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从而使得半外围地区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阶级矛盾最集中、资本积累结构最脆弱的地区。

            图3.1说明了世界若干主要国家自十九世纪以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相对地位变化的情况。图中的九个国家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十九世纪，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人均GDP的比例从1820年的约260%上升到1870年的近370%。

            美国后来居上，其经济总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超过英国，人均GDP在本世纪初超过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无可争议的霸权国家，人均GDP长期高达世界平均人均GDP的400%以上。

            第二，法国和德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传统的二流核心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国的人均GDP大约相当于当时世界平均人均GDP的230-24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加入二流核心国家的队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英国、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在世界平均水平的300%上下波动。

            第三，日本是近代以来、世界主要大国中，从外围上升到半外围并最终上升为核心国家的唯一一例。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日本确立了半外围国家地位，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人均GDP大约相当于当时世界平均人均GDP的90%。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通过多年的工业化和对外侵略，日本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世界平均人均GDP的15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东亚主要的扶植对象，经济迅速崛起。至1973年，日本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0%，加入了二流核心国家的行列。

            第四，前苏联（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和巴西是两个经典的半外围大国。东欧诸国和拉丁美洲诸国与前苏联、巴西的情况类似。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长期徘徊在世界平均水平的100%上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沙皇俄国的人均GDP徘徊在世界平均人均GDP的100%左右，与主要核心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俄国遭受了严重的军事失败，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十月革命以“无产阶级城市革命”的形式消灭了旧的统治阶级，对国家机器进行了彻底改造。重组后的新式国家得以充分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经济剩余，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1822年，巴西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此后，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面临着严重的外围化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大萧条，带有严重依附性和半封建性的出口导向种植园业寡头统治陷入危机。代表巴西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瓦加斯上台并建立了独裁统治。瓦加斯政权对石油、钢铁、汽车等工业实行了国有化并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同时镇压共产党和工人运动。

            在大萧条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抛售当时比较先进的各种机器设备。苏联和拉丁美洲各大国成为主要受益者，并以大萧条为契机，实现了民族工业的崛起。当时世界机器出口的三分之一为苏联所获得。1939年，在联共（布）十八大报告中，斯大林曾经自豪地宣布：“从生产技术的角度、从用于工业生产的新技术的密度上讲，我们的工业位居世界首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度进入“黄金时代”。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等半外围国家的经济也取得了比较快速的增长。1975年前后，苏联的人均GDP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约150%。1980年，巴西的人均GDP达到了世界平均人均GDP的115%。

            经过长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队伍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这里，“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指城市的高技能雇佣劳动力或独立经营者，如中高级经理、工程师、大学教授、医生、律师、政府公务员等）的数量增加、社会经济地位上升。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

            当时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不能与核心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竞争，另一方面又无法压低工资和其它劳动力成本来和外围国家竞争。这就导致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半外围国家的积累危机。为了克服积累危机，半外围国家大量向西方国家银行举借外债，幻想一方面加速经济增长、一方面缓和国内阶级矛盾。1979年，美国为了应对美元危机，开始大幅度提高利率。很快，半外围国家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拉丁美洲国家被迫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压迫下实行“结构调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走上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不归路。

            第五，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个典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大国。

            在十九世纪初，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大约相当于当时世界平均人均GDP的80-90%。在经历了长期的帝国主义掠夺和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以后，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20-30%。1820年，美国的人均GDP大约是中国的两倍；到了1950年，二者的差距扩大到了21倍。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遇了长期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实质，是在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能否作为一个经过改造的民族国家有效地存在下去并参与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从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的历代统治阶级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质上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主权缺失、拥有大量前资本主义残余的外围国家）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

            最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充分发动整个底层的劳动群众（以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农民为主力军），彻底推翻旧的统治阶级（“三座大山”），建立全新的国家机器，从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新国家面临的直接的、首要的历史任务，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经济剩余，加速资本积累、完成工业化，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建设有效的民族国家。

            另一方面，作为一次伟大社会革命的产物，新国家又向广大劳动群众承诺，现在的建设是为了在将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全新的社会。不仅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逐步缩小各种形式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缩小三大差别”），并最终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在上述两重历史使命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毛泽东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试图通过直接发动底层的学生和工人，以有利于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上述矛盾，最终以失败告终。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世界革命高潮的退却，中国不得不重新面对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有效资本积累的问题。五十年代从苏联继承过来的工业体系，已经开始过时。毛泽东与邓小平实际上共同做出了一项决策，那就是改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和设备（实际上即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来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现代化”（资本积累）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核心国家迫切需要将大批传统工业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区，以改变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重建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适应了这种需要。通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大批廉价劳动力，“改革开放”不仅奠定了中国后来几十年资本积累繁荣的基础，而且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渡过危机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到2008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 已经上升到世界平均人均GDP的约90%，进入了半外围国家的行列。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资本积累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已经占劳动者的大多数。在经历了私有化的挫败和血汗工厂的蹂躏以后，新一代工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并且逐步组织起来，开展了越来越有效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开始给中国的资本积累带来严重的困难。

            根据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其它半外围国家的历史经验，在半外围国家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和组织能力不断增长，并要求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权利，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半外围国家又无法在技术前沿与核心国家竞争，无法像核心国家那样通过积聚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来培养“工人贵族”，以缓和本国的阶级矛盾。这就使得半外围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资本积累结构最脆弱、阶级矛盾最集中的地区。这也就是主流媒体经常论及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中国距离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