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蒯大富》——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史书

    《清华蒯大富》——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史书

    作者: 一丁

    “开篇不说蒯大富，说尽文革也枉然”，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在读了《清华蒯大富》（许爱晶编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一书后，觉得不无道理。

    文革中，被称为学生“五大领袖”的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曾是我的“偶像”（我想也是无数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国不变色、党不变修”而冲锋陷阵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偶像”）；而今天，我作为一个收集文革资料并倾心研究文革又有浓厚文革情结的人，在读了许多妖魔化文革的文字和胡编乱造的所谓《文革纪实》后，十分期待能早日读到他们的回忆录，了解他们真实地人生经历，特别是在斗转星移、地覆天翻的今天，能听到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对自己评价的声音。

    五大领袖中，北师大的谭厚兰，1970年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8年后，又以清查四人帮名义被捕，1982年11月，年仅44岁还没有成家的谭厚兰离开人世，把辉煌和遗憾留给了历史！她再也没有写回忆录的机会了！

    最先出版的是《聂元梓回忆录》。2005年4月，聂元梓给我寄来她亲笔签名的回忆录。虽然之前知道她对毛泽东称《北大一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不甚理解，对江青、中央文革有意见，但没有想到王若水为她的回忆录所作《序言》中竟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这样恶毒的话，让我顿时大失所望。《聂元梓回忆录》给我的印象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竟然不是马列主义者！不过，总体而言，聂元梓回忆录还是值得一读的。她15岁追随兄长、姐姐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父亲也抛家弃业参加抗日，全家牺牲两位烈士的经历令人感动；书中披露的历史事件真相，对文革研究十分宝贵；文革后那个曾保证“永不翻案”的人“一看到儿子的腿就想到聂元梓”，硬是把儿子跳楼的时间提前4个月栽赃到判决书里，聂元梓被判刑17年；在看守所里五年不见天日，严重缺钙，假释出狱后柱着双拐，北大不于收留，致使聂元梓20年无家可归，没有工资，没有医疗，不能不令人同情！同时，也不能不为这位老革命愤愤不平。

    2010年10月，我收到要宝钟先生所著的《蒯大富》一书的电子版——又是一部纪实文学！书中的不少观点不能苟同，如：“毛泽东的种种失误，直接导致了文革的惨败”、“江青虽然在政治上追随毛泽东，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支持造反派，但也正是这个江青，又配合其先生，将造反派广大群众送进了历史坟墓”等等；书中一些调侃、贬低毛泽东的话语让我不能容忍！如“中共中央在人们心目中，简直成了《群神图》，而毛泽东就是此图中的释伽牟尼”、“从南方返京的‘中国上帝’终于扭转乾坤，毅然决然，一挥而就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夫妇双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伟大领袖气急败坏地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等等。……还有，书中把文革中众所周知的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曾担任过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西安交大男性学生李世英写成了“女同学”，把服过量安眠药自杀写成“跳楼自杀”，把写给党组织、家人、全班同学的三封遗书说成“给早已划清界限的恋人写了一封《绝命书》”……如此杜撰，能叫“纪实”吗？

    2011年5月，我得到许爱晶编著的《清华蒯大富》一书（先是武汉杨道远同志给我的复印本，后又得到正版），认真拜读后，觉得这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史书。

    《清华蒯大富》一书的最大特点是客观、真实。作者许爱晶，文革期间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头头，和蒯大富风雨同舟、患难与共45年，时间之长，距离之近，了解之深，无人可及。加之作者本人握有大量无可替代的文革史料，尤其涉及当时中央高层的言论、场景大部分内容，作者系亲身经历者，这就决定这部著作绝非像某些靠几次采访就草草下笔的轻率之作。对蒯大富，作者既不拔高，也不贬低，既写优点，也不回避缺点、错误，既写他的辉煌，也写他的失败；既写他的政治生活，也写他的恋爱婚姻。总之，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蒯大富跃然纸上，真实、可信。比如，这些年来，包括本人在内的不少人对1980年蒯大富在审判张春桥的特别法庭上作证一事耿耿于怀，认为他没有骨气，配不上造反司令身份。读了该书，才知道了事件的真相：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要蒯大富出庭作证，并许诺只要作证，就可以释放他，可以补发工资。他们对证词反复修改，改到一字都不能动，要蒯大富背一百遍，包括动作、语调、手势都设计好，排演多次。在这种交易下，蒯大富上当受骗，最终还是被判了重刑。对此，书中这样写道：“开庭时向全世界转播蒯大富的表演图像，暴露执法者的无聊与虚伪！正派之人视之，无不痛惜蒯大富形象和人格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蒯大富后来对此也作了深刻的反省与自责，留下人生极大的遗憾。”对于张春桥，书中说道：“文革惨败（笔者不认同“文革惨败”一说，同意毛主席的“三七开”的评价），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不能苟同。既知大势已去，及至落入牢笼，面对法庭不公，虽一言不发，但气节为重，生死之间何必奴才！追随主席一场，岂能投降！张春桥法庭之上傲然天下！”

    该书的可读性还在于主人公蒯大富无人可比的“绝版”文革经历。作者在《自序——绝版的价值》中写道：“蒯大富是被国家主席刘少奇当靶子打的一号反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平反的一号造反派。清华大学是毛泽东实现其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阵地。研究蒯大富及清华文革是文革史的经典课题之一。文化革命中，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蒯大富特殊的经历和影响是文革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他的成败教训无论对学者还是对后代青年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蒯大富出身于革命农民家庭。爷爷参加过新四军，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幼年蒯大富，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勤劳朴实。和别人不同的是，从小就关心政治，还“总得做出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被父亲批评为“风头主义”。高中的时候，蒯大富曾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的阴暗面（1966年王光美让工作组整他的时候，翻出了这封信。）他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18岁的蒯大富以优异成绩考到清华大学攻读放射化学专业，假如没有文革，才华出众、争强好胜的蒯大富有可能成为核工程化学领域的科学家。可是，人生没有假如！

    1963年—1966年，清华大学政治空气十分浓厚：如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九评》文章等，一贯关心政治的蒯大富很快成为积极分子，他写的《出身好也要自觉革命》的文章刊登在《新清华》报的头版，校内影响很大。蒯大富始终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他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他积极投身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是自然的。

    文革期间，蒯大富作为学生头头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关注程度无人能比。该书开篇《导言——毛泽东说蒯大富》部分，列出了从1966年7月28日到1976年1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到蒯大富11次之多。其中有关怀、有爱护，有谆谆告诫，也有严厉批评。1966年6—7月，当蒯大富被王光美打成“反革命”，被迫进行绝食斗争的时候，毛泽东让周恩来总理过问清华大学文革。周总理两次听取蒯大富汇报运动情况长达6个小时；后来，周总理带着一百多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包括邓小平、董必武、陈伯达等）到清华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为蒯大富等同学平反。可是后来，蒯大富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风头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膨胀，清华大学“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是打派仗，聚山头，最终演变成“百日大武斗”。毛泽东指示工人、解放军进校制止武斗，遭到蒯大富团派的开枪抵抗，打死工宣队员5人，伤百人。读了这部书，我才知道，毛主席要谢静宜、迟群派工、军宣队进校制止武斗，而他们根本没有做工作，突然万人进校，兵临城下，工人不知内情，蒯大富更是毫不知情，误认为有幕后黑手，造成惨剧。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谈话五个多小时，对他们进行了恨铁不成钢的批评。毛泽东走后，竟又返回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每每读到这一幕，我的心就热乎乎的。我想，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偏爱，说明毛泽东对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之深，爱之切。在清华团派打死工人之后，毛泽东采取种种措施化解工人和学生的矛盾。蒯大富到工厂做深刻检查；毛泽东把外宾送的芒果转送给清华大学工宣队同志；《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同时也解决了大学生主导运动的局面。直到1976年3月，中央发文传达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的指示，其中又提到蒯大富：“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农民子弟蒯大富所以能成为牵动清华、影响北京、闻名全国、海外关注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人物，与刘少奇、王光美把他打成反革命，欲置死地是分不开的。本书真实地把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政治斗争的场景还原给了读者。笔者保存有几个版本的蒯大富文革初期38篇大字报汇编，虽然也很珍贵，但其中缺乏真情实景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也只有通过真实场景，了解事实真相，才能懂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何等残酷！才能理解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的深刻含义！这对于没有参加过文革的后来人尤为重要。

    《清华蒯大富》一书，通过蒯大富的回忆，参阅资料，特别是参考对立派的文革回忆录以及被蒯大富斗争的党委第一书记刘冰的回忆录等，再现了这些场景：蒯大富写了质疑工作组大方向的大字报后，又在一张大字报上写道：“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我们每个左派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就成了蒯大富的“反革命”的证据。王光美亲自坐镇清华，指挥全校大辩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蒯大富。把蒯大富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造成清华园各班、年级、系大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的局面。并对这些人实行隔离、看管、没收日记、审讯、按手印等手段，凡是和蒯大富有联系的人都得检查，承认自己犯了“立场错误”，方能过关。期间，自控系一青年教师被逼自杀，学生朱德义被逼走卧轨自杀的路，两只脚被压坏，成了终身残废！在朱德义住院期间，发着高烧，昏昏沉沉，每日还要向他们交出两份检查。……两条路线的斗争何等触目惊心！

    蒯大富至死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清华园没有人敢支持他，他却无视这万众围剿，每天写大字报照常去应战，以一对万。蒯大富的大字报成为清华每天的焦点，实际引领着清华运动的方向。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竟被不知情的蒯大富称为“胖老头”，还当众和他辩论。试想，如果蒯是高干子弟，哪能出现这种情况！？薄一波第二次亲临清华，又和正在贴大字报的蒯大富相遇，薄副总理当众讲话，批判蒯大富。这样一来，蒯大富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他哪里知道，刘少奇对他下了三点指示：（1）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2）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3）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7月4号，蒯大富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权：不准出门，不准贴大字报，于是，他开始了捍卫人权的绝食斗争。……这正像文革中一首诗所写的：“假如我们不造反，／走资派就会整死我们，／然后，／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在被平反后，进入他短暂的辉煌期：去上海、南京串联，受到张春桥约见；带王洪文见周恩来和江青；召开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会后再审王光美；当上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清华园兴建毛主席塑像请林彪题字（开创全国兴建毛主席塑像的先河）；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蒯大富在社会上可谓风光无限！然而，在校内却地震不断。清华大学是高干子弟、知识精英、理论精英云集的地方，蒯大富一介平民子弟，没有一定理论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是很难驾驭的。何况蒯大富自己又头脑膨胀，听不进反对意见，不能主动团结反对派，只知进不知退，对反对派的行为应对过度，致使反对派发展壮大，最后宣布成立“414总部”，与井冈山兵团抗衡。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414”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理论”就是要蒯大富把权交给他们掌管。414的理论家周泉樱曾声言“参加414就是为了搞垮蒯大富”，更能说明问题。清华大学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始终停留在“筹备”阶段。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两派政治势力表演得淋漓尽致，最后激化成百日武斗，清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蒯大富也身败名裂！清华大学的这段“绝版”历史，在这部著作里有十分详实的描述。

    文革注定要影响蒯大富的一生。蒯大富离开学校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仅仅一年多时间，就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叫到北京隔离审查，关押三年后，到工厂“监督劳动”，直到1978年4月已失去人身自由8年的蒯大富，又以清查“四人帮”名义被逮捕入狱，判刑17年。从蒯大富服刑到出狱，书中披露出不少令人深思的情节：国庆35周年，邓小平搞阅兵，蒯大富、韩爱晶和魏京生一起被转移到大西北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和蒯大富一起服刑的韩爱晶刑满后留劳改场工作，像电影《牧马人》一样，找一个18岁的四川姑娘结婚；1987年蒯大富刑满后坚决不愿留场工作，适逢胡耀邦到青海视察，谈到蒯大富时胡耀邦说：年轻人嘛，还可以教育嘛！于是，按照1982中央九号文件精神：“凡清查运动中最该判刑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单位商定，安排生活出路。”蒯大富回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服刑期间，蒯、韩每逢节日或是生日，写诗填词，互相赠送，读着那些闪耀着思想、智慧之光的诗句，总让我百感交集。

    蒯大富出狱后直到今天的种种经历，更有些传奇色彩，被称为“蒯大富现象”。在同学、朋友，工人、农民、老电影演员眼里，蒯大富不是“劳改释放犯”，更不是反革命，仍是红卫兵领袖、名人，大家帮他结婚成家，聘请他当“经理”，让他养家糊口。不少人争相和他合影留念。可是社会不是普通人说了算的。蒯大富被聘到北京创业，王光美不容被赶出京城；戚本禹约他去常州谋生，省委下令把他赶出江苏；最后，终于在深圳安了家。蒯大富利用“名人效应”，加上自己灵活机动的生意经，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给深圳创了不少税收。但是，在灯红酒绿、吃饭应酬、风风光光的背后，蒯大富活得并不轻松。尽管政治上非常低调，还是会经常被公安局派人请去“喝茶”；为了孩子上学，爱人的户口需要迁到深圳，因为是蒯大富的配偶，有房有车有文凭也不行，无奈采取“协议离婚”的变通手段。蒯大富说：中央有关部门1993年说过，六十岁我们就不管他了。爱场面、爱热闹的蒯大富借此在六十岁时大宴宾客，高朋满座，其中有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和韩爱晶等文革人物，有文革中被他认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深圳大学首任校长，有廖承志的亲属，贾春旺的侄子亲属，深圳市原市委宣传部长，企业党委书记、企业家等等，当年的死对头、414理论家周全缨参加并朗读自备的祝词。整个宴会是“蒯大富现象”的典型写照，展示了蒯大富的身份与风格。

    《清华蒯大富》一书在介绍蒯大富的同时，“还详略有异的展示王光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不同处境时的所作所为，再现文革之源”。这样一来，一些历史事件真相就展现出来，对读者了解文革，研究文革弥足珍贵。比如，1970年前后清查“五·一六”问题。1967年夏天北京出现过一个秘密组织“五·一六兵团”，主要矛头对准周总理。人数很少，早就处理过了。时隔两年，为什么又在全国范围清查五一六？不少省市借清查“五·一六”大抓造反派（据资料披露，湖北省抓68万人，还有的省市更多更惨。）许多优秀的已经进到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头头被诬为“五·一六”隔离审查，长期关押。这样大的全国性的事件，源头在哪里？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林彪？本书虽然没有真正说清楚，还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解答了部分疑问。

    本书采取“还原加讨论”的方式，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加上讨论和评述，尽量历史地公正的（地）评价文革，评价毛泽东。不像有的回忆录，只谈个人或自己那个组织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和悲惨遭遇，不敢深究文革，更不敢触及现实社会。比如，书中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话题时，作者感叹道：“住房改革让房地产商和批地的官员暴富，让土地的主人买不起房；教育改革让学校成为发财的高雅之地，而平民子弟上不起学；医疗改革让药品流通增加吃回扣环节，老百姓看不起病；经济体制改革把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改到少数个人名下，两极分化。”——切中时弊，直率，精辟！

    《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可贵之处除情节真实外，还在于再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的理论。基本上是在理解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前提下阐述历史的。

    《清华蒯大富》一书中有插图、照片70余幅，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为本书增光添彩，十分珍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华蒯大富》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史书，无论是文革研究者，还是对文革有兴趣的人，无论是文革亲历者，还是青年人，都应该读一读。至于本书的不足，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对毛主席的文革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明确阐述出来，有吞吞吐吐、犹抱琵琶的感觉。对此，笔者能够理解，毕竟有人对蒯大富和作者还不放心，还要定期请“喝茶”！第二，书中多处把清华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写成《井冈山报》，这样就和414派的《井冈山报》混淆了。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立场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必然不同。对一本书也是一样。文革中，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少人信誓旦旦，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地方群众组织为了争“正确”，正（争）“响当当”，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的基本理论是什么？恐怕很多人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很多人是在失去领袖以后的社会现实给予的启示和教育下，去思考文革，理解文革的。著名军旅作家魏巍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对文革很不理解。后来，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教训，国内人民公社解体，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下岗、官员腐败、贫富两极分化、黄赌毒泛滥、环境资源破坏、道德沦丧等等现状，使他不得不思考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2006年，巍在为拙作《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尚未出版）写的序言中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魏老的这段话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2011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