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之子建议彻底否定文革获邓小平接受

左向前按：在最近左派内部关于文革造反派问题的讨论中，左翼学者秋石客说，“这些年来，反文革阵营在分化，特别是所谓红二代中出现可喜现象，”并明确以孔丹为例说：

“最近，连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司令孔丹对文革都有了新认识，他说：“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这种认识是何等的好啊！我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红二代”们，要发扬孔丹这种精神，不以个人在文革遭遇为认识出发点，而以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出表点，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孔丹类反思还很不到位，还不能上升到整体上肯定文化革命的高度，期待他们更上一层楼。”

由此看来，秋石客对“孔丹类反思”还是给予了希望的。那么，像孔丹这种所谓的“红二代”的认识是否真的能够通过反思更上一层楼，“上升到整体上肯定文化革命的高度”？以下文字摘自孔丹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看看孔丹们究竟是如何反思的。

针对文革，中共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红二代孔丹在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中披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原稿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王震的小儿子叫王之，他看了征求意见稿后，提了一个意见。他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应该彻底地、坚决地、不加任何保留地对文革加以否定。这个建议被邓小平接受了。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从文化革命的整体上，从发动到它的整个过程都是加以否定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留影

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对红卫兵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要否定。文革的大背景是一条左的路线，毛主席发动它就是错误的。其中有没有积极的东西？动机好不好？我觉得历史重要的不是考虑动机，而是你真正做了什么，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回头看更清楚了，就是整个这十年是一个历史的反动。对于红卫兵，不管其中哪一派，什么中学的老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什么大学的一司、二司、三司；工人里面的各种工总司，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动能，把几亿人卷入进去，在里面经历血与火的历练或摧残折磨，是不可能被现代青年人和后来人理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那么一个现象，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真的不知道，更不会理解。如果从伤痕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很悲惨的历程。但是，通过文学作品解决不了对这个问题的理性认识，还是无法理解，所以要研究和了解那个大背景。

毛主席很厉害，讲话就像煽风点火，他把中央当对立面，向群众煽风点火。文革发展成上下结合、广泛的群众运动，高干子弟起了什么作用？他们也就是在初期，半年都不到的时间里，发挥了雷管的作用。他们所受的教育，家庭的影响，政治的敏感性，他们得到消息的灵便，这些人的革命激情，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让他们成了最适合的历史角色。

在这个大背景里面，西纠只是很短暂的一瞬。它曾经发出了一点声音，有一点回响，但它引人注目的程度却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存在。因为它发出的，是那个大背景下一点不和谐的声音，曾经是那个大潮流中的一点反抗。另外，它实际上是党内高层斗争的一个反映。因为实际上，红卫兵也好，北大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也好，在那个大背景下，不管是自发的还是授意的，事实上都成为中央党内斗争的工具了。西纠也是一样的。

在这期间，我们这些人有健康的东西，但很幼稚；有向上的东西，也很激进；有错误的东西，而且虔诚。我们曾经是红卫兵领袖，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红卫兵运动。作为一个当时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应该以我们个人在当时是否有真诚、健康向上的心理，有想为国家为社会做事的出发点，就还要对红卫兵运动在评价上有所保留，对它有正面肯定。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应该持有的看法。

而且，我觉得对我们的错误更不应该仅仅从表面现象上来否定，虽然这也是必须的。表面的现象的否定就是诸如这些问题——你是不是不应该批评校党委呀？是不是对同学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有没有打过人啊？是不是到社会上参与了破四旧等一些过激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对文革应该有更深刻的反省，看到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以他个人的思想左右了党的路线，向着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方向发展。建国以后，他是一步一步的，从反右，到反右倾，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发展过来的。即使在文化革命带来的后果已经被全国从上到下普遍抵制的时候，他依然坚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坚持他对党内所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压制，只要与他的这一套相悖，就都是反动的，都是阶级敌人。

对文革更深刻的反省，应当是像小平同志所说的，建立防止文革重演的制度。这是我们这些当年走过来的一代人所应具有的共识，是对文革更深层次的反省。

在文革当中，既有一个主流，就是毛主席在推动的，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想法在展开。另外，也有不同人的不同角色，各人有各人的表现和表演。从个人的角度，我当时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把这些记录下来对今后人们研究文革或许有些帮助。

首先从毛主席说起，我对他还是有信仰的。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产生了批判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些想法，提出《论十大关系》。当中国有机会在正确的轨道上进步时，他转弯了。他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因为取得政权而结束，从国际上对苏联的论战，到国内他认为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还批评了什么八级工资制等，后来就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套理论。但我们依然相信他的洞察力，认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提出中国革命怎么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从思想上还是努力想跟上他，这在当时很明确，没有动摇怀疑。

平心而论，我对文化革命的目的所指知觉得比较早。我觉得文化革命绝不是冲着学校党委、党支部书记这个层面的人来的。绝对不是！主席的讲话已经一次次地指向党内高层，认为存在一个势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存在着一个对象，后来总结出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9月13号的《红旗》杂志提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7〕；还有少奇同志的排名，从第二成为第七；中央常委从7常委变成11常委，这些现象都不同寻常。看到这些，还会认为这仅仅和学校的党委、党支部书记有关吗？这还是仅仅一场文化教育领域内的路线斗争吗？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吗？

这些大概是西纠这件事的基本背景。为什么叫我们“保爹保妈派”呢？人家说，革命革到他们父母的头上，他们就转变了革命的立场，开始跟群众运动对立了。这个运动是冲着谁来了？原来说是冲着党内少数有问题的干部，后来我们很快就感觉不对了，文革是冲着党的骨干——整个干部队伍来的。

文化革命中，可以说毛主席采取的那些做法是必然的。他是非要搞不可，而且他非要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是不是必须要用这种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呀？他完全可以在党内开会来解决呀，开中央全会嘛，说明自己的观点嘛，不行！他非要把这场运动搞成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嘛，那就一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你死我活的大革命。只是后来出现了大量群众之间的斗争，甚至大规模武斗。社会真乱了、失控了，我看这是毛主席始料未及的。这时，他才往回收，用军管才控制了局面。这时，我们还是对毛主席存有信仰之心。

后来我们下乡，到农村去。实际上毛主席在农村问题上，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把人民公社体制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直都在调整，这种调整一点点接近农村实际。在农村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还只是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去研究、去探讨。没有涉及到整个农村体制，也没有直接怀疑到毛泽东的权威性和正确性，可以说远没有到怀疑的地步。

特别是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但是我们事实上是把江青、中央文革与毛主席分开来看待的，认为他们不是一回事儿。在当年，不仅我个人有这种想法，我看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撑着文革中老干部们的精神。大家认为，江青是江青，主席是主席。我们有危难，我们要找主席，而不是找江青。有几个人说，江青，你救救我们！没有！所以说，在文革中期之前，要说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是没错的，但是从内心对毛主席的信仰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动摇。（左向前注：这就是说，在文革中期之前，这些人对毛主席只是有抵触情绪；但从文革中期之后，则是对毛主席的信仰开始了根本性的动摇。）

江青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我们这拨人的心目中，江青始终得不到一种真正的尊重。她的做派，她的随心所欲、情绪化，让我在心里始终对她有一个直接的反感和对抗。1966年12月16号她在工人体育场点了我父母的名，直接导致我们“家破人亡”。事实就是，她个人的一句话，当时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把我们这个完整的家摧毁了。我母亲是不是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我父亲是不是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呢？我从内心深处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内心就很矛盾了。毛主席高高在上，大家把他当成神一样，那江青的所作所为是毛的意思吗？符合毛的政策吗？至少在表面上，毛主席对干部政策，什么给出路啊……讲过好多话。对我们这种走资派的后代也有说法——可教育好的子女，可教育的后代等等。但是，到了江青那儿，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家庭也是这样。我至今还是觉得，江青这个人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

还有对中央文革这些人，我们心里肯定是对抗的，在西纠时其实就是对抗的，联动则是直接公开地挑着旗对抗。联动这段，我在监狱里没赶上。要是赶上了，我会不会参加也不知道，有可能人家会拉我参加，就凭你在学生里面的影响，你就得上呗。

林彪呢，他从开始就是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形象，是毛主席的副统帅，但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我们一种怀疑。为什么王军能对我说：你们反林彪，我就给你们钱办报。为什么能这么直接谈论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对林彪是有看法的，以前交流过。这事儿当时的确够悬的，1967年在四中我二进宫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个是江青的事儿，一个就是林彪的事儿。其实，对林彪，当时我们脑子里就是有所怀疑，不是那么信服吧，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儿。而对江青那就是直接对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总理呢，简直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遇到了那么大的危机，遇到了那么大的问题，我就觉得，总理在我心中，在我们一大批人的心目中，就是期待。而且我们相信，跟总理的沟通，如果能得到他的关心，那直接也就能够得到毛主席的关心。我一直是这样一个想法。不说别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时说的那段话：毛主席讲了，你们呢，不要再关在里面了，有错误呢，也还是要出来，继续去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而且，总理他还是敢承担责任的，他肩膀还是硬的，他那两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董良翮、孔丹，你们有错误，我也有责任。什么意思呢，就是教育你们不够嘛。总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受感动。

后来，有些老同志对总理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在我看来，总理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还是那句话，没有周总理，可能老同志们的基本状况就会更加艰难，文革的进程就可能拖不到十年，也许三年五年就崩溃了，也许血雨腥风更早来临。我想，应该公正地对待总理，因为总理在保护老同志的方面，这个功劳是历史的作用。他采用了很多迂回的方式，比如对我父亲他们这一群人用的是“监护”，把他们关进了卫戍区了。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而是放在外边，保不齐被哪个造反派拳脚相加，被打死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康生是一个能量非常大的人。他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有没有过贡献？比如说情报工作上的贡献？我想也是有的。但他的手段也很厉害，在确立毛主席在七大上的权威地位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对他来说，整风就是整人，这大家都知道，他永远都是毛主席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的杀手锏。

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既有相对稳定的力量，也有后来在中间变化的。谢富治的立场和表现就很典型，他属于后来被四人帮拉过去的。

对于刘邓，文革中他们被定性为与毛主席对立的司令部。我对少奇同志很崇敬，小时候也见过他。当时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经常学习的经典。我入党时的观念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然后自己还加了一个“奋发有为”的修饰词，就是还得有点能动性。《论共产党的修养》对我思想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包括传承孔孟之道啊，修齐治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面的思想，包括慎独等。

我在监狱里面被学校提出来开批判大会那一次，全场喊口号，“打倒刘少奇”！这对我来讲很突然，我没有举手跟着喊。事后他们质问我：好你个孔丹，怎么喊口号你不举手？我说：唉，这得按中央要求啊，得有文件才行。中央没有明确说刘少奇要打倒啊，他还是常委嘛。中央还没有文件，这口号能随便喊吗？我的脑子就是这么想事儿的。当时我还把脖子一挺，说：你斗我，我也不能举手。我就认这个死理儿。我后来想，这是不是因为我对少奇同志有这个感情？

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中国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让我们抛弃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各种主义和主张。历史就是这样把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转化成了伟大的民族复兴。

注释：

〔17〕“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最早源于1965年1月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后见于《五一六通知》，普遍引起人们重视是在1966年9月13号的《红旗》杂志之后。编撰者注。